我十四岁那年，读小学六年级。
那时候，是意识形态至高无上的季节，是刮风下雨不知回家的精神错乱年代。当时，隔三差五就会从北京传来伟大领袖的最强音，举国上下立刻又会掀起一个“活学活用”的新高潮。
我们小学生也不例外，除了敲锣打鼓、上街*，还要放下手中那几册薄薄的课本，跟着老师一遍又一遍朗读毛主席的谆谆教导。在尘土飞扬的校园里，每一个角落都回荡着孩子们那虔诚地稚音。虽然如此，这还是不足以显示出对伟大领袖的无限热爱和无限忠诚，于是，学校开展了一场背诵《毛主席语录》的大竞赛。
俗话说，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这一溜儿，我又现出了原形，如同我那寒碜的功课一样，在全班五十六个同学当中，我排名倒数第一，背诵不出《毛主席语录》中一段完整的段落。当然，我若能有一颗随波逐流的平常心，那也就罢了。可是，罗锅腰却偏要挺直腰板，一点也不想随弯就弯。
这日上午，第一节课，全班同学起立，先是给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敬礼，然后，全体师生高唱《东方红》，歌声响亮整齐。
每逢唱歌，我都是在心里唱，动弹动弹嘴，不出声的。因为，只要我唱一嗓子，立刻就会引起哄堂地笑声。
徐老太太说：“李福国啊，你不用出声，在心里唱，心里有毛主席才是最重要的。”
徐老太太是我们的班主任。她一头华发，说话时跟老太太似地抿着嘴，同学们背后都叫她“徐老太太”。
李福国——自然是我的名字。
我娘说，给我起名时，倒让那个长着苦瓜脸的我爹，他着实费了一番心思。我大哥叫“福来”，我二哥叫“福柱”。我娘说，再添一个“福宝”就皆大欢喜了。然而，我爹怎么唤着，他也觉得不顺耳，并且说，别人家养活的崽子不是叫“跃进”、“建设”、就是叫“国庆”、“卫国”什么的，自个家的孩子却“福来、福宝”的，他感到别扭烦心。二大妈哪有事哪到，她笑道：“我看就叫福国吧。”我爹一寻思，不错！一来，这名字同我两个哥哥的“福”字相关联，二来图个大气，“福国”毕竟不是“福个人”嘛。
我和我爹想的不一样。我想，一个人首先是能够“福”自己，然后才能“福”别人，最后才是“福”国家。比如像我，一不会唱歌，二不会背诵《毛主席语录》，只剩下一个功能——肚子里能装食，拿什么去“福”别人呢？难道拿大粪？可是人又不是庄稼！
我瞎琢磨着，一曲《东方红》已经唱毕。哗啦啦，一阵着座声。
这时，教室的门开了，教导主任陪着一位大姐姐进来了。那大姐姐真的十分好看，她弯眉，大眼睛，双眼皮，唯一差点劲的是，她梳了一头短发。教导主任冲徐老太太点点头，就走出了教室。
徐老太太清清嗓子，说：“这位是新分配到我们学校的小张老师，今天到我们班听课实习，请同学们鼓掌欢迎。”
一阵热烈掌声过去，我突然兴奋起来，跟打了“鸡血”似地，眼睛直盯着小张老师的后脑壳。我个子大，全班第一高，坐在最后一排。小张老师坐在了第一排，靠窗户的一个空位上，她挨着我们班的班长——胡卫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