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完第一节最直接、最生动的“示范课”后的这一天夜里，我遗精了。不过，当憋了若干年的精虫第一次爬出睾道的几小时之前，既这天的傍晚，我见到了久别的胡卫东。
我和胡卫东的会面，是应他的个人之邀。
大大出乎我的意料，前来传话的竟是“恶人”——石五儿。此时，我明白了，即使我想不去，自己也不敢不去了，石五儿其人的霸道我还是懂得的。
见面的地点，选择在我家胡同西头路口的一棵柳树下。在柳树东面七、八米远的道边，竖立着一根电线杆，上面挂着一盏白炽灯。时值深冬，那幽暗地桔黄色光线穿过枯干柳枝的间隙，将摇曳斑离的影子打在胡卫东那张满是稚气的脸上。
自打我在夏季初被关入大牢，到初冬时获释回家，已经过去了小半年的光景。 在全班五十六个同学中，胡卫东是唯一一个主动上门求见自己的，这本身还叫我激动了好大一阵子。我久久地凝视着胡卫东，几乎到了目不转睛的程度。我想，我的眼神里肯定是充满了柔情。近半年来，胡卫东最突出的变化是他长高啦，那突飞猛进的身材已经越过了我的鼻尖。
“你知道我为什么找你吗？”胡卫东开门见山问我。
“不知道。”我说。
胡卫东寻思一会儿，他揉揉手，声音低低地说：
“我要走了，明天就要离开这座城市。”
我的心悠地一沉：“快过年了，你要去哪？”
“农村。”胡卫东说。
他的声音更低了，低得几乎让人听不见，我看到他使劲地咬住嘴唇。
“为什么？你这么小，也用不着上山下乡啊！”我说。
我大惑不解，心中也不由地生起了一丝凄凉的涟漪。
后来，我从石五儿的嘴中知道，胡卫东他那个做采买的爹犯事了，好像是倒卖了几个猪肘子换钱，被人给告发了，连累全家人被一块发配到农村。
但是，在当时，胡卫东的话不由地使我想起我二哥。秋天的时候，我二哥也上山下乡去了农村，前几天来信说，他过年不回家了，要在农村和广大贫下中农在一起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二哥在临走前，他曾专程到拘留所见了我一面，告诉我的也是和胡卫东说的是同样一句话，他要去“农村”了。
“这该是你问的吗？！你也没有必要知道。”胡卫东厉声叫道。
我没有料到，我的话音一落地，他就突然发怒了，将我刚有一点热乎气的心又扔进了冰窟窿里。接着，胡卫东提高语调八度，他目光咄咄逼人，并且还叫出我的大名：
“李福国！你这个憨子恨我吗？”
他这突兀地问话，把我给问懵了，一时叫我丈二和尚模不着头脑。
恨不恨胡卫东，这的确是个问题，犹如我爹那关于酒“今天是喝还是不喝”的永久话题一样，对于我来说，“恨还是不恨”是个永恒的问号。如果我说出一点不恨胡卫东，我不是疯了，那一定也是假话。然而，与其说恨，还莫不如说是“妒忌”，因为在这恨恨之中掺进了许多许多恶意的“羡慕”。胡卫东太聪明了，他聪明得高高在上，就好像是盛开在珠穆朗玛峰上的雪莲，人们连看都看不见。但是，我是一个死心眼儿的人，让我从嘴里吐出“不恨”二字，绝对不可能！
——我无言以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