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后，一件更悲惨的事发生了，我爹死了。
当然，我爹不是让我气死的，他是被五楼上面掉下来的一整块砖头给砸死的。很惨很惨，那砖头不偏不倚正中我爹的脑袋中间，据医生说脑盖骨都砸碎了。
出事的时间是在上午十点钟左右，一栋居民楼的建筑工地上，设计是六层高，刚盖到五层，我爹正在楼根底下和几个人检查工程质量，一块掉下来的砖头偏偏认识他。在这时候，我爹不用再挖泥砌砖了，他年岁大了，又是公司、局的劳动模范，领导就安排他做质量检查员，谁曾想轻松的活儿还没干几天就飞来横祸。我想，如果我爹继续坚持砌墙垒砖玩，他现在肯定还活着。
告别我爹遗体的那天，我娘真跟天塌了下来一样，她哭得死去活来，还哭晕了两回，公司专门派了两个年轻的女子一直架着她。我大姐、二姐虽然也是泪流满面，但她们的步子走得很轻松，不用人搀着，说话也不像我娘那样不出三句就泪眼汪汪。还是我娘说的对，隔代人隔着亲。
我不知道我大哥、二哥哭了没有，反正我是没有掉一滴眼泪。这不是我心狠，也不是我恨我爹，尽管他曾经打过我无数次。其实，我心里非常非常难过，但我就是挤不出一粒眼泪瓣来，这或许就叫“欲哭无泪”吧。
我知道，死去的我爹是无限爱我的，他用他的最宝贵生命给我换来了一份工作。公司的领导来我家慰问时，紧握着我娘的手，向我娘承诺，将会尽快安排我的工作。我中学毕业快两年了，一直在家中待业，这成了我娘最大的一块心病。
收到上班报到通知单的那天，是我爹死了的一个月后。
我娘笑了。这是在我爹死后，她老人家第一次露出笑模样。吃完晌午饭，我娘把我叫到跟前，她打开柜子，从里面一个小包里数出一百五十元，递给我说：
“老儿子，你也要上班了，拿着这钱去商店买一辆自行车吧。”
那时，自行行车时生活中的是“三大件”，就等同于今天的人们买一辆汽车一样，是件也不算小的事。那会儿，一辆地产的“东方红”牌自行车价格是一百四十七元，一百五十元满够，还剩三元钱。
“娘，儿子不要，我先坐公交车上班，等我挣了钱再买也不迟。”
我立刻把钱又推给了我娘。
我不是不想要这个钱，是因为我不敢接。我知道，这些钱都是公司发给我娘的生活赡养费，那是我爹用生命换来的。我爹已经用生命给我换来了一份工作，我又怎么敢再拿他的命去换一辆自行车呢？
上班的地方离我家真的很远，已经到了市郊，搭乘公交车得一个半多小时。
其实，工作单位还是我爹所在的建筑公司。不过，我不用去砌砖垒墙了，我分配到公司下属的一家混凝土建筑构件厂——专门生产大楼板组装构件的车间。我得到了我爹的阴蒙，没有去干那体力繁重的混凝土工，幸运地当起了电焊工的学徒，每月工资十九元。同时，我也认识了我一生中唯一的一个师傅。但是，师傅教会我的第一件活儿，不是点火切割，而是如何大口喝酒。
我上班刚过了一年，我们一向伟大的祖国再次发生了一件大事，我爹的大救星——毛主席死了。这一年是公元一千九百七十六年十月，我满二十一岁，是我中学毕业的第二年。自然规律亘古不变，我“反对”过几次的毛主席也终于没有能免除一死，他老人家也得乖乖地去了那边。
死去的人没有了生活的时间，活着的人却感到生活走的真快。
每天眼睛一睁，吃饭、拉屎、上班、喝酒、做“功课”，然后眼睛再一闭睡觉做美梦，如此往复循环，一晃又七、八年过去了，少年的我真的成了老小伙子，也到了该娶妻生子的年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