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中华基地”的规模更大，但是为了避免重复投资，高能物理学实验中心仍然是主要基地，大部分高级设备、比如专门为物理学实验准备的超级计算机就安排在这里，由钱仲泰全权使用。
数据分析结果只有一个答案，为了得到这个答案，必须克服很多难题。
比如为了收集实验数据，需要在绕日轨道上布设数百个传感器，并且确保百分之八十的传感器处于探测范围之内。氢弹引爆后，日冕将加速扩张，分布在近日轨道上的传感器只有不到十秒钟的时间收集数据，并且把数据发送回来。为此，需要设置一个数据转发中心，确保数据信号到达地球时，仍然有足够的强度，可以被太阳同步轨道上的卫星截获。此外引爆氢弹的时间必须非常精确，确保在太阳同步轨道上的卫星能够观测到，而这一切都得在一亿多公里外进行遥控。
技术上的难题不算什么，早已被科学家一一攻破了。
比如太阳火箭的轨道舱就是一个巨大的数据转发中心，能够把截获的数据增强后，发送到一亿多公里之外。为了准确获取实验数据，军方还发射了一枚专用的通信卫星，部署在太阳同步轨道上。
努力没有白费。
二月二十二日，撞击实验完成，在十秒钟之内，提前部署的三百多个传感器发出了观测到的数据。
八分钟后，太阳同步轨道上的通信卫星把数据传回到地面控制中心。
经过初步处理之后，二十三日，钱仲泰亲自启动了最后的演算工作，即利用高能物理学实验中心的超级计算机，以获取的数据为准，对太阳的数学模型进行第二次演算，然后与钱仲泰的理论预测做对比。
要想达到百分之百的吻合，显然不大可能。
根据钱仲泰的判断，只要吻合度达到百分之九十，就能证明他提出的模型没有错。如果吻合度在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就能证明可以通过人工干扰方式引发太阳黑子爆。如果吻合度达到百分之九十八，则能控制黑子爆的强度与持续时间。
至于如何利用太阳黑子爆，那是其他科学家的事。
演算结果是：吻合度高达百分之九十九点六。
也就意味着，钱仲泰建立的数学模型几乎完全正确，只要有合适的手段，就能人为制造太阳黑子爆。
这个结果，没让牧浩洋感到意外。
虽然他不是科学家，但是对钱仲泰的理论研究有足够的了解，从一开始就相信钱仲泰没有搞错方向。东海战争中，钱仲泰准确预测了太阳黑子爆，足以证明他提出的太阳模型有很高的可靠性。
更深入的研究，只是为了验证这种技术的军事应用前景。
因为陆雯还有一些事情要与钱仲泰商量，还需要处理一些技术上的问题，所以牧浩洋当天单独返回北京，向黄峙博提交了研究报告。
获得了足够的依据，剩下的事情就很简单了。
按照黄峙博的安排，“中华”加速器将在年底开始运转，在二零三一年年底，也就是配套核电站建成之后，达到最大工作效率。从此开始，这座加速器每天都能生产出零点七克的反物质，即负质子。一切顺利的话，到二零三五年八月，就能生产出一千克反物质。预计在二零三五年十月，第二枚太阳探测火箭就将发射升空。到二零三六年八月，军事部署就将完成。
也就是说，在此之后，中国将首先获得利用太阳黑子爆的能力。
把太阳当成武器，到底有多大的影响，只有战争能够说明。
不管怎么说，这是六年半之后的事情。
牧浩洋要面对的，还有现实中的问题。
在他等待实验结果的时候，杜小蕾访问了老挝与柬埔寨，以中国政府首脑特使的身份正式向老挝与柬埔寨提出，建立“湄公河经济共同体”的战略规划，并且承诺中国将在贸易与经济上给予全面援助。
对老挝与柬埔寨来说，这是不可抗拒的诱惑。
按照杜小蕾做出的承诺，只要建立经济共同体，中国不但将向老挝与柬埔寨开放国内市场，还将提供足额贸易补偿，并且出台相关政策，鼓励中国企业到两国投资，帮助两国实现现代化。
对八百万老挝人与两千万柬埔寨人来说，来自中国的援助足以改变一切。
作为世界上最贫穷、最落后的国家，老挝与柬埔寨一直存在于边缘地带。也许对很多老挝人与柬埔寨人来说，“现代化”是一个非常模糊的概念，在他们祖祖辈辈的生活中，并没有受到“现代化”影响，如果一直持续下去，今后也不会受到影响。可是对于“现代化”带来的好处，没人可以拒绝。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到二零二五年，老挝国民的平均寿命只有五十七岁，仅高于十几个最贫穷的非洲国家，而婴儿的出生死亡率高达千分之八，是全球平均值的八倍。虽然老挝人不需要现代化的电子设备、不需要现代化的交通工具、不需要现代化的生活方式，但是他们肯定希望活得更久，也肯定希望繁衍壮大，因此就必须借助现代化的医疗条件、教育体系等等。
事实上，“现代化”在这两个国家已经产生了影响。
如果从在人口中所占比例来讲，老挝与柬埔寨是东南亚地区排名第一与第二的劳动力输出大国。
到二零二九年，有一百八十万老挝人出国务工，柬埔寨则为三百七十万。
这些出国务工者中，主要前往中国、泰国与马来西亚，其中在中国工作的老挝人在一百二十万以上，柬埔寨人则多达二百八十万。这些外来务工者，主要从事一些当地人不愿意从事的工作，比如建筑、环卫、家政等等。根据中国公布的统计数据，在广东与广西两省从事家政服务的老挝与柬埔寨人就多达一百六十万，大部分是年轻女性，而从事建筑业的有一百二十万，以年轻男性为主。
这些人，每年为老挝与柬埔寨提供了近一千亿元的外汇收入。
与外汇同时回流的，还有他们寄回家的各种现代化生活用品，特别是家电，以及更加广阔的见识。
每个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力，也有追求更好生活品质的动力。
如果没有这个动力，他们也不会背井离乡，克服语言上的障碍，到遥远的异国他乡去工作与生活。
事实上，这些出国务工者中，绝大部分都留在了国外。
一方面，在适应了国外的生活之后，他们很难重新回归以往的生活方式。二是接纳他们的国家，需要更多的劳动力。
在这方面，中国的需求最为突出。
虽然早在第二次朝鲜战争之后，傅秀波就对经济发展进行调整，为民营企业、特别是高技术企业提供了更加有力的政策支持，但是经济结构调整需要足够的时间，而中国的人口老龄化问题却愈发严重。
到二零三零年，中国离发达国家还有很大的距离。
别的不说，二零二九年，中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只有美国的五分之一，国民可支配收入只有美国的百分之十七，而中国的社会劳动力所占比例比美国低了二十三个百分点，即中国的老龄化问题比美国严重得多。
严格说来，美国没有老龄化问题。
通过吸收外来移民，美国一直保持着较为合理的人口结构，也因此成为世界上最有活力的国家。
相对而言，中国就没有这么幸运了。
虽然在二零二零年，计划生育政策进行了重大调整，单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以生育第二胎，而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以生育第三胎，国家还出台了一些鼓励性政策，比如为生育第三胎的独生子女夫妇提供相当于当地人均收入百分之八十的抚育金，并且出台相关政策鼓励企业雇佣再就业的全职家长。教育方面的鼓励性政策更加显著，即非独生子女都能获得由政府提供的教育补助。但是这些政策要见效，需要足够的时间，至少需要两代人，才能改变传统的生育观念。
可以说，像牧浩洋与陆雯这种养育三个孩子的家庭，在中国并不多见。
短期内，中国需要吸收外来移民，特别是轻壮年移民，补充缺失的劳动力。
首先涌入的是来自朝鲜的移民，到二零二五年，长期在中国工作与生活的朝鲜人已经达到五百六十万。紧接着，东南亚贫穷国家的劳动力开始进入中国，到二零二九年，规模已经超过一千万。
在这其中，不乏越南人。
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民间交往，已经把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绑在了一起，让老挝与柬埔寨这类与中国本来就保持着友好关系的国家获益匪浅，也让它们在基本政策上，更加倾向于中国。
只是，一味输出劳动力，无法帮助国家实现现代化，也不可能让所有人获益。
过分输出劳动力，还会引发很多社会问题。
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大量侨汇已经扭曲了老挝与柬埔寨的国内物价，大幅度提高了生活成本，使穷人变得更穷。
只有通过自身发展，才能解决这些社会问题。
杜小蕾在这个时候访问金边与万象，提出帮助老挝与柬埔寨实现现代化，自然不会遭到拒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