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二零三九年，中国与美国在印度的博弈继续升温。
年初的时候，黄瀚林在全国代表大会做政府工作汇报的时候提到，鉴于全球局部严重自然灾害正在减退，以及第四批农业工厂将在年内投产，在保证二点四亿吨对外粮食援助配额的情况下，政府将逐步放宽粮食管制措施，将在七月一日之前取消限购令，在年终前取消政府限价措施。
事实上，到二零三九年，全球性粮食危机已经有所减缓。
根据全球气候事务组织统计，一百六十八个申请了粮食援助国家，在二零三九年的总需求为三点六亿吨，而中国与美国承诺的援助配额就高达四亿吨，巴西、阿根廷、澳大利亚与新西兰承诺的援助配额为一点二亿吨，因此援助配额还有大约一点六亿吨的富余，意味着粮食将供大于求。
当然，这只是二零三八年的预测。如果气候变化反常，那么总共五点二亿吨的援助配额很有可能供不应求。
可以说，这是在持续了三年半的粮食危机之后，第一次出现缓解征兆。
对此，国际市场也立即做出了反映，首先是粮食富余国家开始公开出售粮食，其次是国际粮价开始回落。
到二零三九年一月底，二月份交付的粮食期货价格比二零三六年一月，即粮价达到最高点时降低了百分之三十七。
可惜的是，好景不长。
刚进入二月份，欧洲大陆，包括俄罗斯欧洲地区与乌克兰遭遇雪灾，欧盟、俄罗斯、乌克兰、北欧国家先后宣布增大粮食进口量，向全球气候事务组织提交了新的援助清单。随着寒冷气候加剧，土耳其、北非国家也先后加入进来，纷纷向全球气候事务组织提高了粮食援助配额。
所幸的是，南半球没有出现反常气候，巴西、阿根廷、澳大利亚与新西兰先后实现了粮食大丰收。四国在二月底提交了新的援助配额，将援助总量由一点二亿吨提高到了一点四亿吨。
更重要的是，中国没有降低援助配额。
虽然严寒已经导致中国北方地区的高粱、土豆等农作物大规模减产，但是第四批农业工厂提前两个月投产，因此中国当局仍然维持了二零三八年底做出的承诺，将援助配额定为二点四亿吨。
事实上，需要中国提供援助的国家根本要不了这么多粮食。
到二零三八年底，中国的八个主要盟国，以及十多个友好国家提交的援助请求，总共只需要一点八亿吨，泰国还由受援助国变成援助国，预计在二零三九能有大约一百二十万吨余粮。
与中国相比，美国的情况就没有这么理想了。
受恶劣气候影响，加拿大在二零三九年的粮食缺口扩大到了一千二百万吨，墨西哥也增加了近一千万吨，此外英国也提出了额外四百万吨的援助请求。更严峻的是，美国三分之一的产粮区也遭遇雪灾，粮食预计减产百分之二十以上。受国际粮价波动影响，已成惊弓之鸟的美国民众再次开始囤粮。在北部几个州，一些家庭甚至抢购了数十吨粮食，而一些农场主更是拒绝出售粮食。结果就是，美国不得不在二月份宣布，把援助配额降低四千万吨，且有可能继续降低。
事实上，到这个时候，全球气候事务组织提供的粮食援助总量仍然有富余。
问题是，在恐慌情绪影响下，几乎所有人都认为二零三九年的气候变化将更加剧烈，粮食危机将进一步加重。
结果就是，三月份交付的国际粮食期货价格一度逼近二零三六年初的最高点。
当然，这也不能排除炒作因素产生的影响。
也就是在这个背景下，杜小蕾在二月二十七日对印度进行了正式访问。
她是自第一次印度洋战争之后，第一位正式访问印度的中国外长。
在新德里，杜小蕾向印度总理辛塔提出“以土地换粮食”，即印度归还藏南地区，驱逐反叛流亡份子，中国则在二零三九年为印度无偿提供六千万吨粮食，还可以根据印度的实际行动速度，扩大援助规模。
可以说，这是一个非常有吸引力的建议。
以二零三九年三月份交付的粮食期货为准，六千万吨粮食的市值在一万亿美元以上，相当于印度在二零三四年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七十，而印度侵占的藏南地区，在今后两百年内也不可能产生如此大的价值。
更重要的是，印度在二零三九年仍然有大约一亿吨的粮食缺口。
当然，这还是保守估计，即印度在当年三季都实现大丰收，不然粮食缺口将更大。
与巨大的缺口相比，国际社会承诺的援助配额只有可怜的一千五百万吨，而从国际市场上采购，印度又没有如此雄厚的资本。当时印度能做的，就是拿国内产业去交换粮食，甚至出售了部分国营企业。
仅在二零三八年，印度为了换取美国的粮食，出售了百分之六十的国营企业，另外向美国企业开放了电力、电信、供水、铁路等国营垄断行业。在短短三个月内，美国企业掌握了印度百分之七十的电网、百分之六十的通信网络、百分之四十的城市供水与百分之四十五的铁路经营权。为此，美国企业仅仅支付了大约一亿吨粮食。在二零三四年之前，这一亿吨粮食的市场价值在七百亿美元左右，而印度转让的国营资产与国家基础设施的市场总价值高达数万亿美元。
可以说，为了填饱肚皮，印度把家当都变卖掉了。
印度总理辛塔不是笨蛋，非常清楚这会有多么严重的后果，因为这意味着，要不了多久美国企业就能操控印度政局。
事实上，在二零三九年初，出售国有资产与国家基础设施专营权的弊端就暴露了出来。
比如在一月初，负责为新德里供水的三家水厂就集体宣布涨价百分之十五，而这三家水厂的大股东都是美国企业。同一个月，印度国会否决了印度铁路公司提交的涨价方案，而印度铁路公司百分之五十四的股份掌握在美国企业手里。照这个趋势发展下去，那些已经被美国企业收购与掌握的印度国营企业、以及公共基础设施就将成为美国财团压榨印度人、剥削印度的工具。
问题是，美国企业的这些行为，都不为民众所知。
物价暴涨之后，背负骂名的是印度政府。
与之相比，杜小蕾的提议更加现实，因为不用损失长远利益，可是也更加不现实，因为不可能做到掩人耳目。
当时，辛塔明确提出，如果交换土地，中国就应该将西部边境的两万平方公里土地归还给印度。
显然，杜小蕾不可能接受这样的提议，因为这两万平方公里土地在巴基斯坦控制之下。
谈判进行得很艰难，几乎没有什么进展。
三月底，印度春粮大丰收，二零三九年粮食增产工作成迈出第一步。
俗话说，手里有粮，心里不慌。
在春粮大丰收之后，印度更是底气十足。
四月初，印度外长回访北京。黄瀚林亲自出面，并且再次提出“以土地换粮食”，结果被印度外长直接拒绝。
当然，印度外长不是专程回访，而是希望中国能够增大援助配额。
会晤没有取得任何成果，可以说是不欢而散。
到了四月份，因为南亚各国都实现了春粮大丰收，所以国际粮价开始下降，恐慌情绪有所减缓。
对中国来说，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当时，已经有科学家预测，全球性粮食危机将在二零四零年结束，粮价将回落到一个相对合理的水平上。虽然在国际粮食市场上，中国因为掌握了最先进的技术，将成为真正的霸主，而依然以传统农业为主的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巴西等国，将因为生产效率低下而被挤出国际舞台，但是在粮食供大于求的大背景下，粮食的战略价值将大幅度降低，中国的获益不会很多。
事实上，一个最根本的问题是：全球人口急剧减少。
虽然当时还没有准确的统计数据，但是根据一些国际机构预测，到二零三九年底，全球人口总量将减少到五十亿以内。这还是较为乐观的估计，因为拥有近三十亿人的非洲在过去四年中没有得到足够的援助，加上遍及全球的内战与战乱，全球人口总量很有可能已经跌到了四十亿左右。
人口总量减少，意味着粮食消耗降低。
如果全球人口只有四十亿的话，那么不管是以中国为首的东方集团、还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生产出的粮食都能挤满国际市场，因此中国与美国都很难用粮食做武器，更难以利用粮食的战略价值。
这样一来，中国就不大可能让印度因为粮食而做出妥协。
事实上，当时中国领导人已经认识到了这个问题，比如在二零三九年初，国务院把第五批农业工厂的数量裁减了一半，并且在六月底把农业工厂用电价格提高了百分之三十，开始限制粮食产量。
如果粮食危机在二零四零年结束，那么印度绝对会成为中国的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