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二零五三年中期进行的战略调整，改变了整个大战的进程。
在接下来的一年内，大陆战场成为了绝对的主战场。虽然在此期间，海洋战场上也打得如火如荼，还爆发了几次影响重大的海战与登陆战役，但是直到俄罗斯战败，海洋都只是次要战场。
对牧浩洋来说，最大的变化就是，他可以不再考虑作战上的问题了。
让周渝生担任海军参谋长，就是牧浩洋“甩挑子”的做法，即让周渝生去负责海军作战的事情。
牧浩洋这么做，也主要是为了解决一些必须解决、而且比作战还要重要的问题。
到二零五三年六月，第二阶段战争动员已经全面铺开。与第一阶段战争动员相比，第二阶段战争动员的重点在经济结构调整上。虽然这主要是政府的工作，但是国家机器已经全部围绕着军队进行，所以需要由军方来明确经济转型的重点，至少得由军方制订军事物资的生产规划。
事实上，这正是战争部长的主要职责。
所幸的是，这并非牧浩洋一个人的工作，不然就算把他累死，也搞不出什么名堂。
按照黄瀚林的要求，经济转型主要由战争部提出目标，然后与其他部门商议，根据具体的经济运行情况，制订能够实现的战争生产计划，再交给其他部门执行，由国务院总管生产工作。
也就是说，牧浩洋只需要提出要求，然后根据实际情况变更生产要求。
结果就是，在六月份，牧浩洋几乎天天与其他部门的领导人开会，共同商讨具有实际价值的战争生产计划。
通过这份工作，牧浩洋对国家的战争潜力有了足够深入、全面的了解。
战争爆发前，中国的人口总量是八亿七千六百万，统计误差在百分之一以内，即实际人口在八亿八千五百万到八亿六千七百万之间，可用劳动力为二亿七千万，战时动员后能达到三亿八千万。
客观的讲，这个比例并不高。
要知道，美国在人口只有七亿左右的情况下，战时动员后的可用劳动力达到了四亿二千万，比中国还多了四千万。
当然，这也有客观原因，即中国在全球自然灾害之后，才迎来生育高峰。
大战爆发的时候，中国已经渡过了人口老龄化时期，人口结构偏轻，十五岁以下的未成年人所占比例高达百分之二十七。主要就是，在全球自然灾害之后，中国像其他国家一样出现了人口暴减现象，随后国家大力鼓励生育，在二零三八年之后迎来了生育高峰期，人口才恢复正增长。
相对而言，美国的人口增长速度一直比较平缓。
人口结构，直接决定了国家的总体战略。
说白了，没有人，什么也做不了。
如果仅看本国人口、特别是可用劳动力，中国的战争潜力不如美国。只是，这是一个变化的数据。如果以十八岁为可用劳动力的下限，那么到二零五五年，中国的可用劳动力就能达到三亿九千五百万，而美国将减少到四亿零五百万。到二零五六年，中国将突破四亿，美国则将减少到四亿以内。
更重要的是，这不是两个超级大国的战争，而是两个国家集团的战争。
东方同盟集团的人口总量高达二十四亿，占全球人口总量的百分之四十，而西方同盟集团的人口总量只有十六亿，占全球人口总量的百分之二十七。在可用劳动力上，东方同盟集团为十一亿三千万，西方同盟集团不到八亿。虽然东方同盟集团的社会平均生产效率不如西方同盟集团，但是在算上劳动力差距之后，东方同盟集团在扣除了必要劳动量之后，富余劳动量仍然超过了西方同盟集团。
也就是说，中国在劳动力上的欠缺，可以通过同盟集团补充。
事实上，在把生产效率算上之后，中国的社会劳动总量超过了美国。原因很简单：依靠更高效的能源系统，中国的社会劳动效率比美国高出了百分之十以上，因此社会劳动总量稍微超过美国。
当然，再把集团因素考虑进去，中国的优势就很明显了。
根据国务院在二零五三年初做的统计，在不影响民众基本生活保障的情况下，中国能让百分之六十的社会劳动量从事军事生产，并且在二零五五年底，即在战后兴建的大批聚变核电站投产之后，把这个比例提高到百分之六十五。如果实施战时管制措施，限制民众的日常消费量，则能在二零五五年年底之前把百分之七十五的社会劳动量用于军事生产，在二零五六年把这个比例提高到百分之八十。
显然，美国肯定达不到这个水准。
按照军事情报局提供的情报，美国在维持民众基本生活水准不变的情况下，最多只能把社会劳动力的百分之五十用于军事生产，而在进行战争管制的情况下，美国的社会劳动力军事化率不会超过百分之六十五。
除了生产效率，盟国起到的作用也很重要。
在东方同盟集团中，中国是绝对的核心，而且中国也是集团中唯一的发达工业国，其他成员国要么不是发达国家，要么不是真正的工业国。由此产生的结果就是，在东方同盟集团中有极为明确的社会分工，各个国家都有对应的角色，比如印度是主要的轻工业产品生产国与输出国，巴基斯坦、孟加拉国与斯里兰卡承担着劳务输出重任，东南亚国家则是主要的原料出产国，朝鲜主要承担服务性产业。也就是说，只要以中国为核心的产业结构体系没有遭到破坏，中国就能把大量耗费人力的产业转移到其他国家，从而集中有限的劳动力发展军事工业。
相反，在西方同盟集团中，美国虽然是核心，却不是绝对的核心。原因很简单，在该集团中，除了美国之外，加拿大、澳大利亚与新西兰都是发达国家，而加拿大、澳大利亚与墨西哥都已完成工业化进程。也就是说，集团中承担低级劳动任务的国家相对较少，为了使社会稳定，美国必须承担部分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从而拉低了社会劳动效率，无法集中力量发展军事工业。
这些因素集中在一起，产生的结果就是，中国的战争潜力远超过美国。
以国务院做的预测，到二零五三年底，中国的军事产业不但将超过美国，还将超过整个西方同盟集团。最迟到二零五四年中期，中国的军事工业总产值就将超过加上俄罗斯的西方同盟集团。
强大的军事生产力，已经为中国打下了胜利的基础。
事实上，这也意味着，在不影响工业生产的前提下，中国能够征召更多的军人。
到二零五三年底，中队的总兵力就将突破五百五十万，而且将以每个月五十万的速度增加。预计到二零五四年，中队的总兵力将达到一千二百万。当然，这还是非常保守的估计。
由此，产生了一个新问题，即美国要在军事规模上保持战略均势，就必然征召更多的产业工人服役，从而使工业生产力降低。
当然，前提条件是，得有足够的战场来容纳双方的海量军事力量。
事实上，这正好说明了戚凯威所推行的大陆战略的重要性，即只有广袤的大陆战场能够容纳足够多的军队。
由此得出的结论就是，只有在大陆战场上尽快取得重大突破，比如越过乌拉尔山，才能迫使美国出兵俄罗斯，也才能使美国不得不征召更多的军人，从根本上打击美国，削弱美国的战争潜力。
问题是，扩大战争规模，绝对不是说干就能干的事。
首先，中国得有足够的兵力支撑起更大规模的地面战争，除了征召更多的军人，并且对这些军人进行系统的培训之外，还必须生产出足够多的先进武器装备，让这些军人能够在战场上发挥应有的作用。
做为战争部长，牧浩洋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与义务。
六月份的会议，主要就集中在军事工业生产上，而且核心议题就是如何在原定计划上把陆军主战装备的产量提高百分之五十，以便在年底之前武装十个集团军，让陆军能在二零五四年中期打赢大陆战争。
虽然还有一年，但是时间已经相当紧迫了。
首要任务，自然是扩大地面战平台的生产规模，即建立更多的生产线，让更多的厂家参加生产。
知识产权的事情早已搞定，军方以微乎其微的价格买下了地面战平台的生产专利。
关键就是，缺乏实力足够强大的生产厂。
在与国务院相关部门商讨之后，牧浩洋提出了一个解决办法，即面向有车辆生产资质的民营企业招标，并且提供技术支持与资金保障，让这些民营企业在较短的时间内建立起配套生产线，培训出技术工人。
更重要的是，军方以提前下达订单的方式，鼓励民营企业参加军事生产。
在得到黄瀚林首肯后，国务院在七月初向十四家民营汽车制造厂招标，最终有六家厂商拿到了军方的提前订单。
这六家厂商都将在十月底之前投产，在年底使产量达到设计水准。
如此一来，在二零五四年的上半年，地面战平台的产量将增加一倍以上，确保在半年之内武装二十个集团军。
当然，陆军装备有了保障，牧浩洋不会忘了海军。
与陆军相比，海军的最大问题就是装备建造周期过于漫长。
即便以战时标准，一艘大型战舰的建造周期也长达两年以上，部分高达三年，小型舰艇也在一年左右。
事实上，战争爆发后，牧浩洋首先扩大了海军舰艇的建造规模。
只是，他在二零五二年底做的部署，最快要到二零五四年底才能见效，甚至要到二零五五年下半年才能发挥明显作用。
在此之前，海军依然得依靠现有装备作战。
毫无疑问，这跟不上战局发展的速度，即海军的作战能力，已经远远低于中国在军事上的最低需求。
事实上，谁都看得出这个问题。
如果戚凯威的战略计划顺利实施，那么到二零五四年下半年，大陆战争就将以俄罗斯完败结束。到时候，除非遇到预料之外的情况，比如欧洲投靠了美国、或者是中东战局出现了逆转，或者是美国全力以赴的支援俄罗斯，不然都会出现一种非常尴尬的局面，即中国海军无法为陆军开辟新战场。也就是说，在中国陆军总兵力扩充到五百万之后，很有可能出现无仗可打的尴尬局面。
从某种意义上将，正是海军存在的现实问题，让牧浩洋推行的战略受到了质疑。
虽然这不能怪牧浩洋，毕竟谁也没有想到，中国海军在开战之初就损失了三分之二的主力舰队，而且在半年之后只剩下了一艘可用的航母，但是谁也不能改变事实，即中国海军继续扩充舰队规模。
面对这个问题，牧浩洋采取了三个办法。
最直接的办法，就是想方设法的扩充舰队规模，从民间征召可以改造成战舰的大型运输船，以及从盟国借用舰艇。当然，前者是主要办法，后者的可行度不是很高，最多只能邀请盟国舰艇组成多国舰队。
二零五三年六月，牧浩洋就起草了一份船只征用清单。
在这份清单中，海军罗列了五百多艘商船，主要是排水量在十万吨以上的货轮，其中由以集装箱货轮与滚装货轮为主。前者能够较为方便的改造成航速适中的护航航母，从而组建以护航航母为核心的护航舰队，解决在东海、南海与印度洋上的护航问题，把用来执行护航任务的大型战舰替换出来。后者能够改装成两栖战舰，通过搭载倾斜旋转翼飞机，顶替部分原本应该由战舰执行的任务，比如在登陆作战中为陆战队提供空中支持，向前线运送作战部队等。
按照牧浩洋的要求，在二零五三年底，就要征用至少两百艘商船。
当然，这与牧浩洋的宏伟计划有关，即在年底，航母战斗群增加到七支之后，出兵攻打所罗门群岛。
较为长远的办法，还是加大舰艇的建造规模。
只是，这也是较为困难的办法，因为造船厂的船台非常有限，而且牧浩洋在去年年底就已经调整了造舰计划。当时能做的，就只有压缩商船的建造规模，让几家主要的造船厂集中力量建造战舰。
最初，牧浩洋的提议受到了国务院的坚决反对。
原因很简单，战舰存在的主要价值是夺取制海权，而夺取制海权的目的是让中国的商船能够自由安全的在海洋上航行，如果连商船都没有了，制海权又有什么意义，舰队又有什么存在的价值？
要知道，在开战后的头半年内，中国损失了百分之十一的商船，绝大部分是在印度洋上被美国潜艇击沉的。由此产生的结果就是，到二零五三年六月份，中国的商船总吨位已经比战前降低了百分之八。
虽然从总量上来看，影响还不是很大，特别是在伊朗参战之后，大陆战场连成一片，铁路运输填补了海运的空缺，但是战争期间的运输量本来就比和平时期大得多，损失的海运力量已经对同盟集团的经济产生了影响。别的不说，当时囤积在波斯湾各大港口里的货物超过了一亿三千万吨，主要是化肥等化工产品，而中国国内的农业工厂储备的化肥只够维持三个月。
由此可见，海运得不到恢复，经济迟早要出问题。
结果就是，国务院坚决反对降低商船建造量，而且要求相应的提高建造数量，以填补战争损失。
为了这件事，牧浩洋费了不少力气。
首先，他请杜小蕾亲自出面去联系几个造船能力雄厚的盟国，比如马来西亚、越南、印度与泰国，让这些国家加快商船的建造速度，以便弥补中国缩小商船建造规模所产生的负面影响
其次，他以战争部长的身份，向黄瀚林提出，无条件的征用扣押的敌对国船只、以及有条件的征用中国港口内的中立国船只。虽然黄瀚林不大同意征用中立国船只，但是牧浩洋提出了一点，即美国已经在征用中立国船只了。最终，黄瀚林做出了让步，只是要求杜小蕾首先与被征用船只的所有国进行外交谈判，争取使征用合法化。只是不管谈判结果如何，从二零五三年十月一日起，所有进入中国港口的中立国船只都将有条件征用。准确的说，应该是战时租用，即在战后归还，并且由中国政府承担因战争导致的所有损失，而被征用船只上的海员有自主选择权。
最后，就是增强船队的护航力量。事实上，这与前面提到的征用商船有关，即建立更加完善的护航体系。当时，牧浩洋向杜小蕾做出承诺，在年内把商船的出航损失率降低百分之五十。为了兑现这个诺言，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内，中国海军不但把十二艘集装箱货轮改装成了护航航母，还额外采购了三百多架倾斜旋转翼反潜巡逻机，并且临时征召了一万多名海员。只是，这些护航手段都没有发挥良好的效果，商船的出航损失率仍然居高不下。结果到了二零五四年，中国海军启用了新的护航战术，即用性能先进的全电动潜艇充当船队的反潜力量，与护航航母、反潜战舰协同作战。新的反潜战术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帮助牧浩洋兑现了承诺。
事实上，新的反潜护航战术与牧浩洋根本没有关系，而是周渝生的功劳。
别忘了，周渝生本来就是潜艇艇长，有非常丰富的潜艇作战经验，也有非常丰富的反潜作战经验。
通过深入研究，周渝生发现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即此次大战的破交作战与前两次大战有一个截然不同的特点，性能先进的潜艇不但具有几乎无限的潜航能力，而且航行噪声非常低。由此产生的影响就是，在前两次大战中发挥了显著效果的护航战术不再有用，必须探寻新的反潜护航战术。
根据潜艇的特点，周渝生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最有效的反潜平台就是一艘性能更加先进的潜艇。
当然，这不是唯一的办法。
从实际情况出发，提高商船的航行速度更有效，因为任何一种潜艇，都有一个最大的安静航速，只要超过这个速度，潜艇的航行噪声就非常明显，也就非常容易被反潜巡逻机与反潜战舰探测到。
问题是，绝大部分商船的速度都在二十四节以内，而现役的大部分潜艇的安静航速都在二十四节以上。更重要的是，提高商船航速绝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既不可能对在航的所有商船进行改装，也不可能用新造的商船替换。也就是说，用提高商船的航行速度来对付潜艇的办法根本行不通。
所幸的是，提高潜艇的性能并不见得是难事。
事实上，整个大战期间，中国海军总共建造了近两百艘护航潜艇，这些潜艇都根据护航作战的具体战术需求进行了改进，主要就是通过降低其他战术性能，提高了在某一特定航速时的静音性能。比如，“黄貂鱼”级后三批就是按照护航潜艇标准建造的，而“金枪鱼”级前两批的主要任务也是护航。当时，海军甚至打算建造采用磁流体推进系统的“金枪鱼”级潜艇，只是发现在使用已有的燃料电池时，其续航力还不足两千海里，只能满足不到百分之二十的护航作战要求，才放弃了这个计划。
总而言之，提高护航效率，对海军建设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当然，这也从另外一个方面启发了中国海军，即提高破交作战效率，能够最大限度的打击对手。
从某种意义上讲，破交作战对美国的影响更大。
原因很简单，在战争爆发前，美国的商船建造量排全球第五，仅为中国的四分之一，即便把美国造船厂的潜能算进去，也仅相当于中国的三分之二，而西方同盟集团的造船能力仅为东方同盟集团的二分之一。更重要的是，西方同盟集团更加依赖海运，比如货物运输总量的百分之八十八必须依靠海运，而东方同盟集团仅为百分之七十二，此外西方集团海运航线总长度是东方同盟集团的三倍。
显而易见，只要能发挥出破交作战的威力，美国就得建造更多的商船，而不得不减少战舰的建造数量。也正是如此，中国才在大战期间建造了数百艘航程高达一万多海里的“金枪鱼”级全电动潜艇。
只是，这些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在牧浩洋看来，能够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还是像陆军那样，通过技术革命彻底改变海军的作战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