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后，日本沿海地带又遭遇了几次袭击。(更新我们速度第一)日本人很快就学乖了，他们发现袭击都发生沿海地区，于是立刻加强了巡逻，还在水下布置了水雷和渔网。其实，徐天宝的水下克隆人军团不是不能突破这些阻碍，只是徐天宝不愿意过早的暴露自己在水下的实力，所以及时下令停止进攻，改为地面进攻。
于是，满铁附属地的日本移民再一次大规模失踪，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一时间，日本民众谈“南满”而色变，不管满铁和政府给予多么优惠的条件，打死都不移民南满。负责移民计划的满铁总裁后藤新平收到各方面的诘难，如坐针毡。
不过，随着《日韩合并条约》的签订，日本人的不安很快变为兴奋。而徐天宝也因为东北发生鼠疫大流行而不得不把注意放在扑灭鼠疫上。据后世考证，1910年这场席卷了中国东北，造成六万人死亡的鼠疫疫情最早发生在俄国，而传播鼠疫的，最初并不是老鼠，而是旱獭。
20世纪初，人们发明了一种工艺，只要对旱獭的皮毛进行适当加工，其成色堪比貂皮。一时间，旱獭皮成为世界皮革市场的新宠，价格连年看涨。1910年，每张旱獭皮的售价比1907年猛涨了6倍多。巨大的利润吸引了众多中俄商人。他们纷纷招募华工捕杀旱獭。1910年仅从满洲里一地出口的旱獭皮就由1907年的70万张增加到250万张。
旱獭一旦染病就会失明、失声、行动迟缓，并被健康的同类逐出巢穴。有经验的猎人一眼就能看出是不是染病旱獭，他们绝不会捕猎有病的旱獭。但闯关东的新移民，却没有这样的经验。他们往往还会因为染病旱獭容易捉，而大量捕杀。在东北冰天雪地的原始森林中，猎人们渴了喝一口雪水，饿了就以旱獭肉为食。鼠疫病毒就这样，最先由病旱獭传染给了这些捕猎者。集得十几张獭皮后，猎人们便寄宿客栈。这些客栈简陋之极，往往几十个人挤在一张大炕上。冬天为了保温，这里门窗紧闭，一旦有人感染鼠疫，全客栈几乎无人能够幸免。
在1910年春夏之交，俄国西伯利亚就已经发生了疫情，但西伯利亚人烟稀少，居住分散，再加上俄国方面控制严密，疫情没有扩大。出于对自身的保护，此时的沙俄在发现疫情后，并没有立即通知清政府，也没有采取任何人道主义的救援措施，而是将约3000劳工关进旧列车的铁皮车厢，很多人活生生地被冻死在里面。劳工的住房用具也被俄国人全部焚毁。尔后，俄国人又先后将一万多难民驱逐出境，并用火车押往长春。这些难民被送往长春后，又遭到了日本占领者的阻挠，日本人以避免鼠疫传播为由，不许难民下车。因此，很多人其实没有死于鼠疫，而是死于寒冷和饥饿。
哈尔滨，死亡人数5693人！
长春，死亡人数5827人！
奉天，死亡人数2579人！
一时从城市到乡村都笼罩在死亡的阴影之下，在人们心头，重重地压着两个恐怖的大字：鼠疫！疫情肆虐之处，百业俱废，民生凋敝，社会经济生活出现全面恐慌。通过史料记载，焦润明记述如下：政府强令关闭了疫区所有戏院、妓馆等娱乐场所，导致优伶“沿街求乞”，妓女“困坐日久，毫无生路”。在奉天，因鼠疫引发了人们的挤兑风潮。在吉林，因交通断绝，致使市面乏货，百姓苦不堪言。在哈尔滨，鼠疫亦影响到大豆等粮食作物的出口。学校因鼠疫流行而停课，工矿停工停产也极为普遍。
徐天宝连夜把伍连德从天津的药厂紧急招到奉天，伍连德坐着徐天宝的奔驰专车从天津日夜不停地赶到了新民。一进巡抚衙门，就见巡抚衙门里人人戴着一个大口罩。
徐天宝也不例外，一见到伍连德，徐天宝便急切地问道：“东三省爆发了鼠疫，应该是从旱獭身上传出来的，现在已经死了一万多人，伍大夫有没有信心扑灭疫情？”
这时候，东三省总督锡良也风尘仆仆地赶到了新民，一进门便大声叫道：“伍大夫来了没有，伍大夫来了没有？”
伍连德向锡良行礼，“我就是伍连德，拜见总督大人。”
锡良看了看伍连德，也不客套，便说道：“时间紧急，伍大夫，本官就不和你客套了，要钱、要人、要拆屋子烧房子，你尽快开口，我给你一道手令，谁敢阻拦你，或者托三阻四，看我怎么收拾他。”
徐天宝也说道：“伍大夫，振华公司附属医院有名叫支文秉的大夫，是霍普金斯医学院毕业的高才生，另外，还有一些自愿参与和朝廷聘请的外国医生，比如法国医生曼斯莱博士、英国医生嘉森、日本医生守川歆显等。他们会和你一起去灭灾。”
伍连德皱了皱眉头，说道：“帮手多是好，可到时候谁说了算？”
锡良月兑口而出，“当然你说了算。有什么事情，有徐抚台扛着，徐抚台扛不住，还有我锡良呢。”
伍连德向二人拱了拱手，说道：“两位大人这么信任我伍连德，那我伍连德只有赴汤蹈火、肝脑涂地了。如鼠疫不灭，我伍连德却不回来。”
为了发现东北大鼠疫的流行根源，1911年1月，伍连德在哈尔滨建立了第一个鼠疫研究所。而当时中国的医疗卫生条件是极其简陋的。从医疗技术上说，当时中国通晓西医的人才极为稀少。普通的诊治技术、实验设备更是无从谈起，甚至起码的验尸和解剖实验，都不为法律所允许。从民众来说，由于科学知识的缺乏，民众对传染病的观念也十分淡薄，更不知如何预防，仍循有旧的生活习惯。因此伍连德等人此次远赴东北疫区，不仅担负着抗击人类第一号烈性传染病的重任，而且要克服落后的医疗卫生条件，还要用科学的方法与一些固有民俗做顽强抵抗。
通过对医学界已有成果的研究和深入疫区分析病例，以及徐天宝事先的点播，伍连德少走了很多弯路，很快便确定了1910年东北大鼠疫鼠疫菌的贮存宿主是旱獭，并弄清了鼠疫杆菌能通过飞沫传播。为了防止医护人员感染鼠疫，伍连德在徐天宝的帮助下，给每个医护人员都配备了加厚的二十四层纱布口罩，有效地减少医护人员的风险。
伍连德把东北的鼠疫确定为“肺鼠疫”，提出“肺鼠疫”的结论和防治方法后，一开始并没有被日本、法国、俄国等国鼠疫专家顺利接受。法国籍的北洋医学堂首席教授梅尼1911年1月2日到达哈尔滨，曾要求由他代替伍连德来担任东北防疫的统管，他不听伍连德的建议，仍然按照防治腺鼠疫的老经验，在哈尔滨的医院里，梅尼未加任何防护地检查了四个病人。11日，梅尼教授就去世了，显然他是被传染了。
这个轰动事件，使伍连德的方法被推广开来：病人送往鼠疫医院，接触者被隔离，所有人佩戴加厚的口罩（后来被称为“伍连德口罩”），调动军队封城，切断交通，以及焚烧尸体。整个防疫局势被扭转了
伍连德的疫情控制手段严格而刻板，规矩虽然复杂，但运行良好。他的方法开始实行一个月内，哈尔滨的鼠疫死者累计达到三千四百三十一人，最严峻的一天死亡一百八十三人。一个月后，到了1911年3月1日，死亡人数下降为零。
这场鼠疫攻坚战共调集士兵、警察、医生和其他勤杂人员近三千人，借用俄国铁路局的120节车厢以及学校等设施，牺牲医务和其他服务人员297人，历时7个月，一场疫区范围从满洲里到北京、天津、济南的抗击鼠疫的斗争，取得了最后成功。
伍连德注意到，那一年的春节，东北中国居民遍地燃放鞭炮，人们相信鞭炮对扑灭鼠疫显示了神奇的威力，还有中国人相信吸食鸦片可以抵御鼠疫。中医生意特别兴隆，但是31个登记的执业中医师，17人死于鼠疫。
就在伍连德和中国上下齐心剿灭鼠疫的时候，日俄企图借此在东北继续扩大侵略地盘，因而准备随时对清政府的防疫工作进行干涉。日本和沙俄先后照会满清朝廷，说要排除医疗队进入中国，保护自己在中国的侨民。为了保护医疗队的安全，又需要配备一定比例的军队随行。
徐天宝立刻从黑皮那里调取了后世关于这次鼠疫的全部资料，集中挑选出了能够证明这次鼠疫完全是由于沙俄政府不负责任的行为而引发的资料，随后将他们发到全世界的知名报刊媒体，同时也在中国国内的报纸上头版头条进行刊登。
由于东北出了日本和俄国的移民之外，也有大批欧美移民感染鼠疫而丧命，所以消息一出，一时间国际舆论哗然，全世界的唾沫星子都朝俄国老毛子脸上喷去，骂得老毛子灰头土脸，只能放弃了所谓的特遣医疗队计划。
而日本人显然比老毛子要狡猾的多，且说在早在1908年，唐绍仪赴美商谈中美德三国同盟事宜期间，日本人就从中作梗。日本则以各种官方会晤和社会活动将唐绍仪拖了一个多月，利用此段时间，拼命与美国秘密和谈，向美国做出重大让步，换取美国对日本在华既得利益的承认，打击中、美、德三国同盟。待唐绍仪从日本月兑身前往美国时，已是11月中旬。此时光绪帝和慈禧太后突然先后去世。唐绍仪等遵守国丧百日内不剃须发的规定，抵达华盛顿时须发蓬乱、龌龊不堪，给美国人留下了极坏的印象。时西奥多?罗斯福任满下台，加上日本搅局，美国放弃了结盟建议。
虽然结盟前景暗淡，德皇还是决定在1910年冬或1911年春派皇储到中国访问，进行最后的努力。清廷对此格外重视，将新落成的摄政王府邸作为德国皇储行馆，并修葺杭州行宫以备德国皇储游览西湖之用。日本担心德皇储访华会重提中、美、德结盟的倡议，所以极力加以破坏。他们重金收买欧美各国记者，大肆宣传中国"家家有老鼠，人人都吐痰"，称在中国很容易染上鼠疫、肺痨或其他传染性疾病。这些报道使德皇心生疑惑，皇储访华之事一拖再拖，到1911年春，宣布改派亨利亲王前往。
中、美、德三国结盟最终成为泡影。
不过，此时此刻，距离1911年的10月已经剩下不到6个月了
1911年4月3日，满清帝国的最后一个春天，清政府拨款10万两平库银，在奉天（沈阳）召开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国际学术会议，总结刚刚扑灭的、导致6万人死亡的中国东北大鼠疫，11个国家的33名鼠疫权威和传染病专家出席，至4月28日结束，为时26天。在这次世界瞩目的“万国鼠疫研究会”上，担任会议主席的是出生在马来亚的华侨医生伍连德，他是抗击东北鼠疫的总指挥，以“鼠疫斗士”名扬世界。
趁着开会的档儿，徐天宝轻车简从地离开了新民，秘密前往河南洹上村，准备参加袁世凯五十三岁的生日。
徐天宝坐着火车到了洹上村站，一下车，袁世凯早就派人在车站迎接了。徐天宝坐上马车，一路来到袁府，穿过了花厅之后，直接到了后花园。在后花园里有一座凉亭，袁世凯端坐其中，三个身穿北洋新军军服的中年军官正站在袁世凯的身边。
他们不是别人，正是号称北洋三杰的段祺瑞、冯国璋和王士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