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二十五章赤化开始（三更）
孙中山离粤的消息传出后，广州市民大感快慰。半闭门的商店，立刻全行开业。十日晚，全市放爆竹，竟有人烧香谢天地，庆祝和平的降临
看着熙熙嚷嚷的街头，人潮汹涌亢奋，钟泱也是一阵感慨。而站在一旁的陈泽，却是露出了真心的笑语：“怎么样，是不是很失望。”
当然，陈泽的这番话也只是开玩笑，并非是真的指责钟泱。在此之前，钟泱力主要和孙逸仙达成协议，这一点让倾向于陈炯明的陈泽一直是心有芥蒂。
“和平并没有真正的到来，我所担心的，正是叶举的放虎归山。不过其实也无所谓，有山的地方，总会有老虎的。”摇了摇头，钟泱并没有辩驳陈泽的话语，而是摇了摇头，自顾自地离开了人潮。
孙逸仙灰溜溜的离开了广州，但那些被鼓动起来的“民军”却留了下来，为祸乡里。所以粤军也没有什么修整的时间，而是要忙于四处扑灭这些野火。
但无论陈炯明所建立的省政府如何努力，北伐军在这里留下的伤痕，都不会轻易消散。孙逸仙是暂时撤走了，但也留下了一大堆的烂摊子。军政府发行的军票成了废纸，官方货币贬值严重，政府在民间几乎失去了好不容易累积起来的信誉。
作为一省之最高长官，对于这样一个百废待兴的故乡，陈炯明也唯有哀叹吾民之不幸。幸好广东的商团总会对帮助粤军维持地方治安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商团武装更是配合着粤军的各个营连对负隅顽抗的“民军”进行了围剿和收编。
而粤海商业协会与天宇集团，则带头联合了广州市内大多数的商家，为了广州地区的重建筹集资金，出钱出力积极参与其中。从越南采购回来的的大批粮食也起到了平抑物价的作用，陈泽的名声在整个广东一时无两。
“炮轰总统府”事件发生后，陈炯明等到孙逸仙离开广州后六天的八月十五日，才由惠州返回广州。九月底，陈在两广的地位已极大增强，即开始进行组织西南联盟，重觅西南团结。据官方的报告，这联盟是包括云南的唐继尧，贵州的袁祖铭，和湖南的赵恒惕，而以唐绍仪为首长的联省政府。
在九月五日，陈炯明告诉广州美国领事，言辞恳切：“袁世凯，段祺瑞，孙逸仙，和现在的吴佩孚，都想以武力统一中国。这是错误的办法，正确的办法，应以法律来统一中国。换言之，制定一部好宪法，而颁布实行之。”
只可惜，孙逸仙于1921年五月，一心只想就任非常大总统，以“护法者”身份而却自行毁法，他的恃意孤行，严重破坏了西南的团结。接着更是率师北伐，以“改道攻赣”的借口回师对付陈炯明，引致了整个事件的爆发。
至此，中国失去了原本还有一丝希望的和平统一道路。在此之后，所有的争端基本都是以武力作为解决途径。直到大家都奄奄一息的时刻，日本全面侵华，祖国大地烽烟四起，生灵涂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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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洋，你本不必如此。”胡汉民看着眼前这个还带着自信和微笑的年轻人，便是内心快慰。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值此落难之际，才看出了原本只是一个商人出身的刘进洋竟也对党不离不弃，这不得不说是一件值得欣慰的事情。
“你和钟泱的关系怎么样了？”钟泱此时已经，更是公开宣称和北伐军再无瓜葛。按照党规，这种行为是忤逆党魁，背叛的行为。
不过此时的孙逸仙，已经没有余力去追杀钟泱这种“小人物”了。再者说了，在这个时候的人可不只钟泱一个，而是许多对孙逸仙做法已经感到了失望的党人。而作为刘进洋的上司兼好友，胡汉民对于这件事情本身还是很关心的。
“唉，还能怎么样。昔日先生与竞存亲若手足，如今不也以仇寇相视。我与泱，虽说还是朋友，但理念终究是南辕北辙。”仿佛是真挚的感情流露，刘进洋也是百般叹息。
这原本就是计划中的事情，刘进洋按照这设计好的剧本，全身心的投靠到了胡汉民的羽翼之下。不但如此，还和姜瑞元等党的要员结识，慢慢地开始编织一张不断扩大的人脉网络。
胡汉民不疑有他，而是把刘进洋当成了可以推心置月复的亲信：“那你在广州城内的产业怎么办？”刘进洋的兴华社，还是很有经济实力的，胡汉民并不希望失去这个金矿。现在的北伐军，经济情况已经很拮据了。
这话语间隐含的意思，刘进洋那里会听不出来，对于此事，他也早就做好了准备。面对着胡汉民的担忧和顾虑，他倒是显得很豁达自信：“先生何必忧虑，我只是一介商人，又并非党人，省政府没有借口处置我。再加上，兴华社依旧和天兴集团有着许多生意上的往来，陈泽是断然不会允许陈炯明对我下手的。”
在这个时代，这种情况也不算什么，胡汉民也是知道一些陈泽和刘进洋之间的关系的。甚至可以说，这两人是纯粹的商人，不会因为政治而破坏彼此之间的商业合作。至于站位问题，刘进洋一直以来都坚定的站在党孙系这边，出钱出力甚多。胡汉民更没有怀疑的理由了。
其实党内部也经常有这种表面上大打出手，背后依旧是勾勾搭搭的事情，只要有合作前景和共同的利益立场，这种细节问题一般都是懒得理会。最重要的，还是刘进洋用无数的政治献金“证明”了他本人对的“热诚”。对于这样一个摇钱树，自然是要好好对待的，至少不会无聊到干涉对方的私人感情。
此次跟随，刘进洋不仅拿来了100万元的资金，还带来了北伐军最急需的军火。有3000杆步枪和80万发子弹，更有两门全新的野战榴弹炮。孙逸仙为此还想要在众人面前大大地表扬他一番，不过出于低调的原则，刘进洋谦虚的推辞了。理由是不希望太张扬，以免以后不好在广州商界继续活动。
这些话孙逸仙也是明白的，之前的那一通炮轰，让广州的各大商团是恨透了自己。刘进洋肯送这么多党急需的金钱和物资过来，已经算得上是精忠为党了。
并且孙逸仙也需要一个信得过的人继续潜伏在广州城里替他办事，在他的眼中，刘进洋就是最合适的人选。因为一直行事低调，故而外界并不太熟悉刘进洋这个人，再加上他和陈泽、钟泱之间的关系，还是可以一用的。
孙逸仙这个清末民初最出名的常败将军，经常以在关键时刻犯浑而著名于世。几十年来，凡是和他沾边的事件党几无胜绩。基本上他的一生，就是从一个失败走向另一个失败，不过到最后，他却成为了所有此时代的中国政客之中最成功的一个人。
可是这个成功，却是来源在于他率先在中国搞起了赤化，仿照苏联建起一党专政的制度。这种制度极大的凝聚了体系内部的各种资源和思想，迸发出了远超同时代其他军阀的强劲力量，最终以摧枯拉朽的方式取得了天下。
但是这种成功，对于我们的百姓和我们的民族而言，却是一种莫大的灾难。自建奴政权灭亡之后，高压统治再一次降到了中华民族的身上，成为了难以清除的精神枷锁。而这一切的开端，就在于孙逸仙的这次失败。
孙逸仙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上海，开始了新一轮的思考，在一次次失败面前，孙逸仙也不得不仔细地开始一番新的思考了。
就在这个时候，孙逸仙他想起了半年多前，也就是1921年12月的时候。他在桂林和马林的会面，对方参加了中国红门一大的红门国际代表。马林在参加完红门一大后不久，就在红门成员张太雷的陪同下南往桂林，与正在这里组织北伐的孙逸仙会面。
当时他就已经向孙逸仙介绍了布尔什维克和俄国的情况，使孙逸仙对社民主义这个概念有了感性认识，并且知道了中国有了一个推崇嘛咳死主义的组织——红门。之所以在这个时候，他开始想到俄国，想到布尔什维克，是因为他终于认识到了自己之前的“误区”。
从同盟会、党、中华党一直到现在的中国党，孙逸仙可谓不遗余力，也弄出了很大的声响，可是却始终无法摆月兑和各路军阀相互利用的窘境。究其原因，无非就是孙逸仙那套“三民主义”学说，普通老百姓根本听不懂，而伟大的“国父”也懒的跟他们宣讲，区区草民，支持与否有什么所谓？
而孙逸仙的支持者们对其主张也是一知半解，因为这套“主义”本来就不够系统与完善，东拼西凑道听途说而来，与同一时期在中国开始传播的嘛咳死主义相比，显的十分幼稚，他自己还在不断修正之中，当然也就别指望别人真的明白了。
孙逸仙那套“民主”说辞根本无法赢得百姓的支持，而军阀们支持与否也基本与民主无关，如此打打杀杀，焉能不败。而且，军事上的力量也是一大败笔，堂堂一个总统府，主要战力竟然是依靠招募土匪和帮派打手。
原本被寄予了厚望的民军，在粤军主力面前暴露出了自身战斗力无限低下这个大问题。胜利的时候还好，洗劫民众也很卖力，一到势均力敌的鏖战或者是处于劣势的时候，必定是溃败收场。简直是让孙逸仙等人丢尽了脸面，要不是还有海军保护，自己早就被人捆起来了。
这一次的失败，对于孙逸仙的触动尤其大。在以前，他还可以找借口说自己是因为没实力所以失败。可是这一次，他带着3万多的北伐大军，却被区区一个叶举领着一万五千余人打得落花流水。
也正因为如此，孙逸仙就开始明白，建立正规的高素质军事队伍是多么的重要。依靠那些临时征募而来的乌合之众，是绝然无法与别的军阀势力对抗的。他的目光，看向了不怀好意的苏俄，双方的勾勾搭搭也算是正式开始了。
至于苏俄，也乐于改善自己的国际周边环境，想要在中国扶植起一个听话的小弟来。其中，更有着犹太人的身影。历史就在着重重黑幕的掩盖下，迈起了沉重的步伐。
赤红色的恐怖和罪恶，开始在这一片古老而神圣的土地上肆虐，悠久的文明，将在这一刻开始崩塌。所幸，南方还有着一群致力于拯救我族思想的后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