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百一十九章章对俄宣战
1941年1月，寒冷的北风吹袭广州，虽未下雪，但清晨的霜露，还是铺满大地，带来冰冷的冬意。
而在此时，位于中俄边境的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区，中俄两国的边境武装冲突愈演愈烈。终于在1月7日，演变成为两国的战争，就像一条被点燃的导火索，引爆了数百年来两国积下的仇怨。
陈炯明作为国家元首，也不得不出现在公众的视野中，给国家和民众一个交代。
位于广州的帝国广场，是1932年动工，直到1935年才修建完毕的大型喷泉广场。用于举办华联官方的各类活动，也用于政府部门的大型布告宣传活动。
而在今日，这里挤满了三十多万华联的公民，他们聚集在这里，聆听着元首大人的演讲。因为北方的碰撞日益激化，这个才刚刚建立起来的国家，又将面临新的挑战。
“反抗日本的复国战争，我们已经取得了胜利，东三省光复，台湾也必将收回。可我们为此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国力几乎消耗一空，军队疲惫，这本该是修养生息的时刻！”说到这里，陈炯明用威严的目光扫落广场上的百姓。
他看到了一双双热诚而激昂的眼睛，这个古老的帝国，在现在终于重新选找到了过去的魂魄。未来已经充满希望，而中国也不再需要痛苦的忍耐，必以血战，来宣泄复仇之心！
铮铮铁骨之声，在扩音器的辅助下覆盖着整个帝国广场，联邦元首的冷肃之声伴随着寒风呼啸在大地上空：“但是！我们的国家正在遭到挑衅，那个坐落于北边的红色帝国，它张牙舞爪，依旧还想像过去数百年来所做的那样，在我们身上撕下带着血液的鲜肉！”
“从1689年开始，苏俄就不曾间断过对我国土地的侵吞。满清无能，丢弃了了华夏先祖积累的基业，这是国家的奇耻大辱！直至1925年为止，算上已经事实上被割裂的外蒙古，我们中国丢失了五百八十八万三千八百平方公里的土地，占我们国土面积的百分之六十！”
顿了一顿，继续用短暂的沉默来凝聚现场的气氛，陈炯明才继续说道：“而就在一星期以前，我们的军队发现苏俄已经在大兴安岭以北一带发现了敌人的大型军用机场，这是对帝国的挑衅！血仇必以血来偿还！”
“我谨在此号召我们的国?民，宣战！复仇！”
这一句话，引爆了现场的民众的激动情绪，三十五万人的声音汇成一片，呐喊着“宣战！复仇！”，声音如同利剑，穿破云际，冲天而起。
发表完了演说，陈炯明在护卫队的随形之下离开了现场，虽然国家的政治体制是联邦形式，但在对外之时，各级官员都喜欢称呼自己的国家为“帝国”。
取消了君主集权的帝制，但国家确实全新的帝国主义整体，因为这个“帝”字，代表着威凛和霸道，也暗含着华联的外交政策。
和平是弱国的需要，强国总是选择战争，这就是人类世界的发展战略。
“竞存果然是意气风发，豪情不减当年啊。”加长型的天驳牌轿车里，坐着一个仙风道骨的长者，头发斑白，却丝毫不显老气，反而让人觉得温润诚恳，一见之下，就有着亲近的感觉。
“致祥先生，你话中有话，不知这是何意？”对于周善培这种类似于谋士的政治投机者，陈炯明一直不太喜欢，之所以这么客气，还是看在当年好友邓铿的面子上，对方毕竟曾是邓铿的授业之师。
“大人现在贵为一国之君，如此胸襟气魄，难道就不能不要记恨过往的琐细之事？”周善培或许声名不显，不过此人在这个时代的文人幕僚集团中，却不是什么小人物，其背景和政治资历，都是让人无法轻视。
“你指的是仲元之死，还是伪满余孽？”听了周善培的这话，陈炯明明显有着不悦的神色。
当初邓铿火车站被刺，周善培就在场，也正因为是他的相召，邓铿才没有带上卫队，以示对老师的尊敬。没想到最后竟被人刺杀当场，这事要说是周善培做的，绝无可能，但至少和他有着牵连。
闻言，周善培也是扼腕叹息：“陈年旧事，还提他来做什么，我今日来，是想请竞存帮上一个小忙。”
在讨袁护国战争结束后，周善培出任大总统黎元洪的顾问，并于1916年11月与李根源、谷钟秀、张耀曾、杨永泰等人在北京发起“政学会”，此即所谓“旧政学系”之由来。由此可见，此人对于中国政治局势的影响力之深远。
其实不用他说什么，一向以前清遗老自居的周善培，还是想要为故主溥仪求情。他还引用了其中两件事。
一是1930年至1931年间，溥仪捐款支持朱庆澜为陕西和长江灾区募捐的义举；二是1932年2月18日他本人赴旅顺为溥仪祝寿时，溥仪曾对他指天画地说：“我上之不敢得罪祖宗，下之不敢得罪国人”。
言下之意，就是为溥仪开月兑，认为其出任伪满“摄政”绝非本愿。
陈炯明默不作声，安静地等着周善培把事情说完，对方确实是巧言善变之士，一张利嘴，就把历史打扮得漂漂亮亮。
直到周善培话尽，陈炯明才凝视着对方的眼眸，冷冷地说道：“第一，我们并不承认满清的正统地位，所以溥仪是否履行了国君的义务，我们不作评判；第二，在日战区建立伪政府的人，我们也是区别对待，并不是全都以叛国论处。”
见事情有着转机，周善培脸色也缓了下来，但这才没多久，陈炯明话锋一转，他的心弦又紧绷了起来。
“我们不是要排满，也不打算彻底清算建奴数百年来的旧账，但溥仪必须死，爱新觉罗这个姓氏，必须从地球上消失！”陈炯明这话，说得斩钉截铁，不容有任何反对之声。
只是看这态度，周善培就知道事情无法善了，他也不敢出言顶撞，而是温声劝着：“五族共和，才有华夏千载的霸业，阁下就不怕这事激起满族的仇恨，使得刚刚统一的国家，又再次陷于分裂？”
这话既是提醒，也有威胁，如今华联正式与苏俄撕破脸，着国内的稳定就至关重要了。苏俄可不是日本，其工业实力雄厚，兵源基数庞大，都足以堪称是真正的大国。
因为华联政府的强硬姿态，溥仪和一大堆伪满的高层都纷纷随着关东军逃到了日本，寻求政治庇护。而中日两国现在只是签订了谅解协议书，并没有开展正式的和谈外交，同时裕仁天皇也是为了手里多一些筹码，不愿意将溥仪等人引渡回国，接受审判。
可在所有人眼里，这都只是个时间问题。
日本连台湾都准备还了，区区一些棋子，难道还真的和你讲义气？
只要华联开出的价钱合适，出卖只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何况还可以有冠冕堂皇的理由，任何国家都不会原谅背叛者。如果日本不想和中国再次爆发战争，就必须这么选择。
周善培作为民国时期长袖善舞的政治投机家，是典型的多面手，无论在哪一方面，都有着筹码下注。
事实上，“自许为臣”并将故主推上认贼作父之路的，不止郑孝胥和罗振玉，周善培也在其中，不过是各怀心思，争当拥戴的功臣而已。最后郑孝胥凭藉日本人将溥仪抢到手，“躁进之人”罗、周被排斥在外，没有当成“开国功臣”，才侥幸洗月兑了叛国罪名。
进入民国以来，以遗老自居的周善培，已先勾挂后过黎元洪、段祺瑞、孙逸仙、溥仪、刘湘，与政学系、皖系、奉系、孙系、宗社党、白俄、关东军、四川军阀也都联络过感情，当然不会忽视日益壮大的中国红门。
周善培以眼光远长出名，以周的地位，他庇护了中华红门的最重要的盟友张澜和罗隆基，与吉少山也有往来。而随着势力不断扩张，逐渐有了政治体制的中国红门也的确会需要周善培这种有名望的政治人物。
谈话最终还是不欢而散，周善培作为马前卒，本就是过来试探一番华联的政治态度。从陈炯明身上，他已经感受到了这种仇视满清的情绪，并且在广州等主要大城市也呆了不短的时日，他从整个华联的主体公民身上，同样感受到了这种敌意。
满族或许会被接纳到新的国家体系之中，但原本的皇室宗亲勋贵，却连活着都是一种奢望。在这里找不到安全感，周善培又将目光投到了大西北方向，或许那一个急需盟友的赤色政治势力，会愿意接纳前清遗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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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岛台湾现在的归属权正在转移，中日之间的谈判已经基本结束，关东军和华北派遣军余部都纷纷撤回了日本本土。这样的放行，也非毫无代价，日本必须将台湾无条件的归还给中国，负责接受的将是华联海军陆战队的士兵。
南方集团军配合着大量水面舰艇，正集结于福建一带。
而北方集团军也在山东修建了大量的军用机场，一架架面容狰狞的战略轰炸机，正在虎视眈眈地望着海岸线以东方向的那座岛国。
就算想要赖账，日本政府也要考虑这样做的后果：连绵不绝的轰炸，对于本就满目疮痍的国内经济和工业生产，无异于雪上加霜。
东京湾，巨大的海港里停靠着一艘艘威武雄壮的战列舰，仿佛在向世界宣示着日本的海上霸权。拥有着世界第二的海军舰队，这些人的确是有着足够的自豪和骄傲。
但是就在今日，大部分的士兵都心情低沉，随着最后一批陆军将士被遣返，日本国内的悲壮气氛就尤其明显。
这是战败者的耻辱，就连海军，也不得不放下往日的成见，与陆军共同面对全国上下汹涌而来的责难与非议。
“陆军丧师辱国！海军屡战无胜！内阁必须下台！军队无能！”
辻政信走在喧闹的街头，和许多陆军将官一样，不得不压低帽檐，以遮挡自己的脸部。确实就如疯狂的民众所指责的那样，失败者没有话语权，以他军人的高傲，实在是无颜面对来民间的这种谩骂之声。
“辻君！”
听到有人呼唤自己，辻政信忙转过头去，原来是好友村田昌夫。两人聚在了一起，所幸穿着便服，现在的日本街头，身穿军装可不再是荣耀的出身。
两人去到了一家酒馆，说是酒馆，其实已经没有多少酒可以卖了。
因为战败，虽然在日方的坚持下，中国方面没有索取赔偿。但是极度缺乏粮食等物资却是不争的事实，没有了满洲，帝国的居民生活供给都成了大问题。
连用粮食来酿酒，都变成了一种重罪，现在卖得都是以前的存货，即便如此，也坚持不了多久了。
坐在酒桌前，两人点了一点兑水的啤酒，可就是这些，也不便宜。
辻政信情绪低落，显然对于战争的失利还是耿耿于怀：“帝国用最好的待遇来供养我们军人，就是为了国家的生存与发展而牺牲奉献。可是今日，帝国却用满洲与台湾，来换回我们这些无用之人。”
将杯中味道淡极了的啤酒一口引进，悲伤的情绪让他借着酒性吼了出来，其实他根本没有醉，只是内心的郁愤实在需要发泄。
“辻君，你不要这样自暴自弃，你忘了你昔日的理想？国家正值危难，所以才需要我们这些忠勇的将士！”村田苦口劝着，连日来，几位熟悉的中将和佐官都因为顶不住社会舆论压力而剖月复自杀，他不希望好友辻政信也选上这条绝路。
“忠勇？军人本该牺牲自己保卫国家，但是现在却让国家牺牲，来保卫军人！这是耻辱！是到死也无法洗刷的耻辱！我只恨苏俄和支那的炮弹都没有把我炸死在异国他乡，而是让我回来生活在屈辱之中。”
情绪激动的辻政信，早已双眼通红，凌乱的发迹像是杂草一样枯萎，就算隔得老远，也能看到他身上萎靡的气息。
村田昌夫叹息着，好友在诺门坎遭遇失败，防卫满洲又再一次失败，最后以失败者的身份回到国内。现在的辻政信，哪里还有当日意气风发的勇锐气概，只是一个自怨自艾的乞丐。
而这也是日本帝国陆海两军的一个缩影，在一连串的失败之后，军方的行动遭到了全体国民的公开质疑：“百姓节衣缩食，甚至卖儿卖女来支援军队参与世界争霸，如今只换来了失败和国家权益流失，军队到底在干什么！”
疯狂的民众根本不知道日本与成长起来的苏俄和中国差距有多远，军事上的内情因为一直的消息封锁，也无法流入民间。
但是失败总是与无能画着等号，在日本国内，失败者是不可被原谅的。
拍着辻政信的肩膀，村田昌夫只能在一旁好心劝慰着，国家的损失一经够多了，现在是需要休养生息的时候。况且与支那官方达成了谅解协议，这也是不幸中的万幸，至少帝国不用号召整个国家发动总“玉碎”。
一月的天时，冷风呼啸，天地昏暗一片，就如同日本现在所面临的局面那样，压得所有人喘不过气来。
而御书房内，同样有着不少大人物，在苦恼着与中国的和平协议。
刚刚接任陆军大臣一职的彬山元面容刚毅，他极力反对出让台湾：“陛下，台湾是我们牵制支那的战略要地，岂可轻易抛弃？”
他是日本陆军大将，陆军航空兵第一人，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的积极策划和参与者。早年在军校学习的时候，因面容憨厚，被戏称为傻瓜元，实际上性格异常坚忍顽固，是陆军的中流砥柱。
同样刚刚从皇族手中接任海军大臣一职的永野修身，同样反对将台湾割让。但是他知道海军现在成为了帝国最后的王牌，根本不能轻易动用。
若还有一次失败，则国运倾覆，无可挽回。
他也是是一个积极主张扩充日本海军实力和实行对外侵略的战争狂人。1930年至1935年间，他曾两次率团出席伦敦海军裁军会议，为突破西方大国对日本海军发展的限制奔走。因为达不到日本扩充海军的要求，永野于1936年1月15日发表了退出伦敦裁军会议的声明，率日本代表团回国。
可是现在，一向主张日本肆无忌惮地扩充海军实力的他，再也不敢把对外侵略扩张的口号摆在嘴边。
但在御书房内，真正的决策人是在位子上一言不发的裕仁天皇，其余之人，都只能是建议，而不能越权下令。
看着双眼微闭的昭和时代王者，两位大臣都识趣的闭口不言，他们在等待天皇陛下颁布旨意，而他们也只有俯首应命的本份。
三天之后，华联收到了来自日本的和谈意向书，愿意交还台湾和退出满洲，但也提出了一系列的条件。
其中就有不承认战败，不支付赔偿的要求。
让后世历史学家最为困惑的是，日本这种明显底气不足的要求，居然在华联政府高层轻而易举的就通过了。
并且中日两国在随后的军事行动中，更是保持了极高的默契，仿佛早就有着约定。但一切都随着好当的历史潮流而掩埋在岁月的角落里，不再为人所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