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一周来临了，六个人把他们的小家庭生活经营得有声有色，一同买菜，一同做饭吃饭，一同打牌，一同聊天扯淡。孙保义总想找机会和余美仁独处，而余美仁从未给过他机会。孙保义是那种撞了南墙也不回头的人，仍旧锲而不舍，时间久了，余美仁深觉他可憎可厌，但大家同居一个屋檐下，碍于情面，只回避他，从未说过严厉决绝的话。
自那天在张家区肯德基见到关翔后，苏巧云变了。人说校园中的恋情最单纯，若毕业后这种感情得以延续，便会拥有幸福的人生；而工作后的女孩子的择偶标准，金钱居首位，房子和车子有了，感情就培养出来了。曾经的那个轰轰烈烈的追求爱情的苏巧云消失了，当朋友同事为她介绍男朋友时，没房没车，她一概不见，她要彻底忘掉关翔那个穷小子。也许是她相貌出众，能力又强，符合条件的追求者很快出现了，他叫朱彬彬，见了两次面，他感觉自己深深爱上了苏巧云，就这样不温不火，两人开始约会了。
转眼到了十一国庆节，大家开始为回老家忙碌着。除了余美仁，其他人的老家都在本省，回去一趟还不算难事。每逢节假日，买到开往东北方向的火车卧铺票是件相当棘手的事情。早在余美仁还在南方读大学时，就饱尝了寒暑假乘火车回家的艰辛。
那时，学校里每个学期末都会有那么两天，在某栋宿舍楼一楼的某个房间连网出售火车票。大学第一学期卖票的前一天，余美仁和学院的一个老乡约好第二天一同去买票（那所南方大学的东北学生非常少，长树市的就更少了）。第二天，两人不到六点半就出了宿舍楼的门。时值一月，天还没有亮，夹带着潮气的冷风轻而易举的穿透外套。她们快步朝售票的宿舍楼方向走，就快走近时，透过朦胧的黎明黑暗，她们看到了足以比这一月的冷风更令人心寒的景象：等待买票的队伍至少已有十米长了！现在该怎么办？别无他法，只能排队了。
“这么早就排了这么多人，他们都是几点钟起来的啊？”余美仁问排在她们前面的一个学长。
“你们是大一新生吧，第一次来买票？”学长问。
“嗯，是啊。”余美仁说。
“难怪你们不知道呢。那些排在前几个的，大概半夜十二点就过来排队了吧。”学长说。
什么玩意儿？半夜十二点！
学长继续说：“他们都是老家在东北啊、新疆啊这些地方的，去那边的票最难买了。我们班上一个新疆的同学就是这样，他说火车站那种恐怖的地方提前两天去排队的都有，代售点呢，从开始放票就只有站票，为了买张硬座票，只有半夜来这里排队了——像我这样的本省人，宁愿在代售点买站票，站它几个小时回去，也不愿来这里凑热闹，因为虽说是七点开始售票，但不出意外的话，七点钟时网线一般不会连好，怎么也要等到快八点钟吧。而且这网路质量极差，正常状态下，一个小时就会出一次故障，况且排在这里的人，每个人不一定只买一张票，而是肩负着舍友、同班同学好几张票的重任，售票效率低到何种程度可想而知啊。我这是替我女朋友来排的，要不我才不来呐。”
听了学长这番话，两个女孩子傻了眼，她们在学院里都是不善交际的人，消息闭塞，把买票这件事想得太简单。现在怎么办呢，唉，继续排着吧。
天渐渐亮了，队伍似乎没有向前移动多少，后面却排得更长了。那天直到下午，她们才买到票。坐票没有了，只有站票，不过能及时回家已是万幸了。
那次的返乡旅程，余美仁下午上火车后，坐着马扎凳守在车厢尾部“看守厕所”，来来往往的乘客践踏着行李箱，打扫卫生和推着食品车的乘务员对这些“厕所守望者”呼来喝去。不过这还不算惨，货车驶过几站后，车上的乘客只增不减，车厢的过道上，厕所里，甚至洗手池的台子上都堆满了乘客和行李。此刻，连享受坐马扎的空间都是件奢侈的事。
坐过这种硬座火车的人都有在车上要少喝水的经验，否则当你已经忍受了很久的内急实在无法抗拒时，你如同走蜀道一样艰难的从座位上走到厕所，低声下气的拜托站在里面的乘客先暂时出来一下，然后你进入厕所，以飞快的速度解手，再艰难的穿过站满和坐满了人的过道回到座位时，发现那里已经有一位大叔或大妈睡得正香，你只要稍微有点慈善心肠，就绝不忍心叫醒他或她了。
到了午夜，困意无情的侵袭着车上的乘客，有座位的人，或趴在小桌上，或靠在椅背上酣睡；没座位的人，任你在车下再穿戴整洁，明亮光鲜，此刻也顾不得形象，坐在地上东倒西歪的沉沉睡去了。余美仁仍坚持没有睡，好几次，她感到只要一合上双眼立刻就会毫无意识的栽倒在地，那种滋味儿，真是有口棺材都情愿跳进去。
“查票了！查票了！都起来——脚拿开！”
沉睡的气氛被“突袭”的乘务员打破了。深夜“突袭”硬座车厢是这些乘务员的爱好，因为硬座车厢乘客流动大，人员杂，这是他们敬业的表现吧，但至少那些在春运这样的铁路紧张时段也有办法睡在卧铺车厢里的人不会受到这样的待遇。极不情愿的配合乘警查票后，人们又重新坐回地上，刚要睡着，只听得：
“让一让啊，让一让，碗儿面、矿泉水、饮料、八宝粥……”
推着食品推车的乘务员来了，人们又无奈的站起来，为推车让路。不管多拥挤，这种食品推车总是拥有从一个车厢穿到另一个车厢的超能力。
不知过了多久，余美仁恢复知觉时，发现自己已坐在地上，倚着行李箱，耷拉着头睡了好一阵儿了，睡相难看极了，真是美女也有这么狼狈的一天！看看手表，四点多，总算快熬过最艰难的下半夜了。
六点钟左右，来上厕所和来洗手池洗漱的人络绎不绝，这些“厕所守望者”被一个乘务员轰到车厢连接处，又被另一个乘务员赶回来，真是站在哪里都不是，余美仁感到眼泪几乎要流出来了，不过想到二战时被纳粹军官蹂躏的犹太人，终于忍住没有哭。
到了下午三点多，车上乘客渐渐少了，余美仁可以找到座位了。
“你也一直没座儿，刚找到座儿？”坐在旁边的一个小伙子问她。
“嗯，是啊。”余美仁回答，“你也是？”
“唉，别提了。”小伙子说，“我也是站票，昨晚九点多，我听说花三十块钱可以去餐车坐一宿，就去了，倒也的确是坐了一宿；早上五点半，乘务员说要想继续坐在那里，得花三十元买早饭，唉，买吧，能吃顿早饭，还能继续有座儿，也不错，不过那饭真是难吃得要命；到了七点，乘务员又说，七点到十一点是休闲吧，想呆在那儿，得再交三十，我晕，又交了三十；谁想到了十一点，又让我们花三十买午饭了；结果吃完午饭到了一点，又说下午是休闲吧，得再交三十！妈的，快赶上卧铺票的价格了！我好说歹说，我就快下车了，让我再坐坐，愣是不行，哼，不行就不行，老子不坐了！”
晚上九点多，余美仁终于结束了三十个小时的火车旅程，踏上了长树的土地。从第二学期开始，余美仁懂得半夜十二点就去排队买票了，和几个老乡交替排队，换班吃饭，四年下来，最好的战利品就是硬座票，回乡途中睡卧铺是什么滋味儿，她从未体会过。当然，和那些家在偏远城市的更贫穷的学生相比，这点苦只不过是小巫见大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