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二十九，王铎和赵茗荃在西都火车站下了车。
赵茗荃把王铎直接带回了家，这事儿父母早晚都会知道，没必要忌讳什么，早挑明了早好。
赵茗荃的父母都是大学教师，人都很和善，举止优雅，整个人，整个家庭，到处都弥漫着书卷气，是典型的知识分子家庭，书香门第。
赵茗荃在家只住了一晚，第二天，就和王铎回了长武县。
这一晚住的并不愉快，原因可想而知，赵茗荃执拗地非要呆在红星公社，她的父母担心女儿，自然强烈反对。
至于王铎，赵父赵母并没有什么意见，虽然不明白亲家为什么让一个年轻小伙子跟在女儿身边，但他们信任高家。
西都到长武县不通火车，只能坐长途汽车。
人太多了，车厢里就像是装满了沙丁鱼的罐头，就差罗摞了。
第一次，在长途汽车上，赵茗荃理解了高家长辈派王铎跟着她说是保护她为她排忧解难的意思了。
在拥挤不动的车厢里，王铎用身体为她撑起了一个自由的空间。
原本他们都有座位，但很快都让给了老人家。
三个多小时后，人少了许多，他们终于又坐下了。
没进入长武县，赵茗荃偶尔还和王铎聊几句，但进入长武县后，赵茗荃就一语不发了，她的目光一直凝望着车窗外荒凉的大地。
天都大黑了，他们才到了长武县城，赵茗荃带着王铎，在县招待所住了下来。
第二天，早上八点，他们从招待所出来，向县革委会走去。
招待所离县革委会不远，不到两百米，一会儿就到了。
革委会是党政合一的机构，实行一元化领导，长武县的革委会主任是刘大生。
革委会是特殊时期中建立的各级政权的组织形式，现在的革委会和特殊时期中的革委会虽然依旧是党政合一的一元化领导模式，但实质已经不是一回事了。
这个实质是指革委会的组成人员。
特殊时期中的革委会，人员构成采取的三结合的方式，既由部分没有被打倒的革命干部，群众组织代表，和工宣队、农宣队或部队军管代表组成。
而现在的革委会，就是正常的党政机关了。
刘大生今年四十岁，转业军人，身上依旧保留着浓厚的军人的干练和整肃。
见到赵茗荃和王铎，刘大生非常热情，跟赵茗荃握过手之后，刘大生握住王铎的手，道：“你就是王铎同志吧？”
王铎道：“刘主任，我是王铎。”
“欢迎，欢迎！”刘大生道：“王铎同志，你和小赵一样，能从大城市到我们这样的穷乡僻壤工作，了不起啊，了不起！”
刘大生说这话是出自肺腑。
刘大生是本地人，从军队专业之后，回到村子里当了生产队的大队长，是从基层一步一个脚印干上来的。
像刘大生这种干部，大都吃苦耐劳，性情率直，对知识分子的干部有一种本能的排斥心理，觉得这些人不实在，虚头八脑的，但现在，刘大生不这样了。
改变刘大生的，是高书礼。
高书礼的死，刘大生内心非常自责，可以说，如果不是因为他对知识分子干部的偏见，高书礼就不会死。
那天，红星公社革委会副主任李旺财向他告了高书礼的状，他当时就火了，打电话让高书礼立刻到县革委会来。
正是因为这个电话，高书礼在来县革委会的路上，遇到了跌落到山崖缝里的孩子。
那里太险了，没人敢下去，而高书礼则毫不犹豫地下去了。
如果不是高书礼，再等会儿，孩子坚持不住了，必死无疑，但孩子得救了，高书礼却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高书礼死了，刘大生也对高书礼有了全面的了解，内心愧疚不已，及至知道高书礼的父母都是京城的大干部，内心更是震撼。
面对高书礼，刘大生认识到了，他的偏见是何其可笑！
尤其是高书礼死后，红星公社群众的悲痛之情，让刘大生的灵魂接受了一遍又一遍的洗礼。
在高书礼的墓碑前，刘大生跪下，就是这种种心情巨变的结果。如果不是这样，刘大生是无论如何也不会跪下的。
刘大生跪下，既是内心的愧疚所致，更是因为对高书礼的偏见所引起的惭愧所致。
坐下之后，刘大生很快就谈到了赵茗荃的工作安排，他道：“小赵，组织上准备认命你为红星公社革委会主任，想先征询一下你的意见。”
赵茗荃道：“刘主任，我服从组织安排，一定不会辜负组织的期望，做好红星公社的各项工作。”
点了点头，刘大生向王铎看去。
王铎的调令到了长武县后，刘大生有些疑惑，他不明白，现在既没有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更没有右派下放劳动改造，一个京城的年轻人干嘛要到长武县来？
及至看到跟着赵茗荃来的王铎，刘大生立刻就想到了那份让他困惑的调令，同时也把王铎给对上号了，所以才有见面时的那么一问。
刘大生的记忆力很好，他记得王铎，高书礼的家人来长武县，这个年轻人一直陪着。
显然，王铎是因为赵茗荃而来。
虽然还有诸多不解，但刘大生不打算过问，他问道：“王铎同志，你对自己的工作有什么意见？”
王铎道：“刘主任，我想去红星公社工作，至于干什么，我服从组织安排。”
点了点头，刘大生道：“你是干公安的，那在红星公社继续干你的老本行，当主管治安和民兵的革委会副主任。”
王铎道：“谢谢刘主任。”
王铎没有多说什么，现在，他并没有打算在长武县长干，他想的是把红星公社搞好一些，然后把赵茗荃弄回京城。
虽然师傅和高江鹏、蒋秀媛都没有明说，但王铎感觉的出来，他们都希望赵茗荃能去京城工作。
至于他自己，今后到底要怎么做，则依旧是茫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