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安平当先来到欢迎的队伍前，杜立奎、关岭东、陶玉山、徐复郭、谭根、戚远山紧跟其后，而那些工厂、部门、项目负责人们则又各自跟在他们上级后面，数百个人陆续接近了八千人的迷彩方阵。
前来迎接的不止是正训练的士兵，士兵方阵一侧另有数百位身着常服的人们，这自然是4号基地的各位军工技术人员。
当陇东集团的管理人员和基地的军事人员站到一起时，吴安平突然感觉道这意义的非凡，这是经济力量与军事力量的合流，当两者逐步强大并最终彼此融为一体时，必将迸发出让人难以置信的巨大威力。
吴安平说了一些话，大意是这样。
当半年多前，他从西安带着百多人进入董志塬时，看到了改变西峰镇的希望；当新城规划由纸面落到实处时，他看到了改变陇东的希望；而现在，当陇东集团的经济力量与军事力量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改变西北的希望便如此生动地在他眼前熠熠生辉。
他诚恳地说着，不要认为这一切来自于个人的野心，其实他是无数人的志愿。
陇东集团是数万人幸福生活的依靠，也是无数万人想改变悲惨生活的希冀所在，他们根本后退不得，甚至停滞不得。当陇东集团这个拥有无数财力和无尽资源的庞然大物出现在西北的那一刻，它已经被贴上了肥羊的标签，正有无数的刀口压在脖颈上，想烹其肉喝其血，除非束手就擒，不然只有放手一搏。
他问所有人：“我们难道希望再退回以前的日子吗？”
士兵方阵爆发出震天响的“不”声，每一张面孔激动而狰狞。随来的人看着这些原建筑工人，想起他们由食不果月复、朝不保夕到现在踏实的幸福，这一切得来不易但失之却可能只在旦夕，因为这西北更多的便是枪炮和鞭子。
这是很现实的考虑，吴安平这时并没有说什么崇高的救民思想，而是将如何保住劳动果实这一问题摆到了大家面前。
看到有些人若有所思，吴安平斩钉截铁高呼道：“只有创造者才能拥有财富，只有劳作者才能收获幸福。如果有人要以枪炮强夺我们的财富，剥夺我们的幸福，我们的回答只有一个：铁与火。我们要让欺压者在铁与火中颤动，要让凌辱者在铁与火中毁灭，我们必将不可战胜，因为这是民众的意愿，这是我们的意愿！”
“不可战胜！”巨大的呼声回荡在山峦群峰之间，像一柄利剑直插上空的阴霾。
士兵训练还没有完成，但大家还是兴致勃勃地观看了各类操演。让吴安平震惊的是，只半个多月时间，左纯庵、余大成他们竟将原先的五千人训练的有模有样，比新城时当真强过不是一点半点，而且最关键的是，这些人身上竟多了一些战场气息。
新加入的士兵当然不是如此模样，他们要赶上这五千人还需要更刻苦的训练。
问过左纯庵才知道内中原因。
这里的位置隐秘，不需要像在新城躲躲藏藏，所以很多训练可以大张旗鼓地进行起来，比如实弹射击和火炮操练。由于物资充沛，不需要考虑节省弹药问题，所以训练效果极佳。尤其是前几天，几位弹药专家终于按照资料攻克了演习弹的难关，更为激烈的对抗演戏得以展开，这对士兵适应战场氛围和战斗节奏起到的好处更是难以尽述。
可以说，这五千人已经完成了从百姓到军人的转变，正朝着精兵迈进。
左纯庵感慨道：“其实这样的部队已经可以上战场了。训练时间看起来短，但是他们一天打出去的子弹比我在黄埔几个月还多，虽然比不上一些铁军，和普通军队比起来却毫不逊色。”
不过也并不是没有问题。工兵、枪炮操练、素质训练这些互相琢磨资料，再找几个老兵协助，就可以开展起来，其他骑术、通讯等，根本没有开展训练的条件。骑术还好，本来吴安平就准备大力发展机械化部队，但通讯这一块却不能不重视，军用电台还能想到办法解决，但教官就难找了。
吴安平只能将希望放到西峰的电报局那里，看能不能找到合适的人。
还有后勤方面，粮食是不缺，蔬菜十几个大棚也能提供，但肉类供应却太不充足，从新城运来当然不太现实，没有办法之下，左纯庵只好从几千人中挑了几十个当过猎户或有些武艺的，组成了一个小队，专门负责打猎，虽然因为狩猎范围小收获不多，也聊胜于无了。
除了使用引擎，吴安平也无良策。
从4号基地回到西峰时已经是大年初二，有些建设已经在今天重新启动，不过整个新城大体上还处于节假当中。不过这一天，却有一位兰州远客要拜访吴安平。
小舅说了这人的身份，吴安平听后便觉很有意思，这人来自兰州西北银行。
西北银行是冯玉祥在任西北督军时，在去年三月一日设立的。开始时总行设在张家口，去年八月段祺瑞任命冯玉祥督理甘肃军务兼西北边防督办，总行先迁至陕西，后迁至兰州，代理甘肃省库。
短短一年时间，西北银行遍设分行于河北、河南、山东、内蒙古、陕西、甘肃、宁夏、北京和天津等地，发展迅猛。该行初期发行的纸币是用原“察哈尔兴业银行”券加盖“西北银行发行”字样，有一角、两角、五角三种。前几个月正式印刷的西北银行券才开始发行，分有十枚、二十枚、五十枚铜元券和一角、两角、一元、五元、十元银元券。
来得人叫姬奠川，兰州西北银行的经理兼银行总办。一见面，姬奠川就说明了来意，希望吴安平的陇东集团能注资西北银行，当然西北银行也要付出相应股份。
吴安平没有说行还是不行，而是先询问了西北银行目前的状况，虽然姬奠川的话中有许多掩饰，但是他还是从中听出了一些问题。
西北银行并不是民间银行，带有很强的西北军色彩，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这个银行的主人就是冯玉祥的西北军，而不是北京政府的财政部。虽然这个银行的成立，理论上对于西北的工商业和农业可以起到正面作用，但正因为难以摆月兑西北军的影响，所以冯玉祥的兴衰直接决定着西北银行的兴衰。
而且，当前中国政局混乱，军阀林立，无论官办银行还是私人银行，都难以在这样的时局中保持独立性，在很多时候，不可避免会成为军阀个人的敛财工具。就拿西北银行来说，它才有多少本金，1925年这一年时间，就敢在兰州发行了三百五十万的银元券？西北银行根本没有将之兑换的实力，这其实就是拿一张纸抽空民财。
冯玉祥北京政变之后，因张作霖和吴佩孚的联合压迫，离开北京。但西北军的日益强大以及他身上的的“赤化”倾向，引起了列强及各路军阀的恐惧和敌视，一场直奉晋联合讨冯的战争很快爆发。
吴佩孚与张作霖达成谅解，由针对广东革命军转为先“讨赤”，共同攻击冯玉祥。
冯玉祥在直奉两军的前后夹击之下，为了转移视线，保存实力，不得不于上个月，也就是公历1926年1月1日，发出辞职通电，并竭力辩白自己没有“赤化”。他还派人分别去见张作霖、吴佩孚，希望停战议和。但这些举动没有使直奉军阀放弃消灭国民军的企图，他们仍然调兵遣将，向国民军进逼。
冯玉祥只好出走包头，准备赴苏联考察，部队交给了张之江、鹿钟麟等。
面对日益危急的形势，西北军诸将领由孙岳出面，主张通电商请冯玉祥出山，重新主持大局。当时的许世英内阁，也派陆军总长贾德耀亲赴包头面见冯玉祥，敦劝他打消出国下野之意，务请出山，但冯玉祥去意已定，坚辞不允。
1926年1月月底，也就是春节前吴安平在子午岭那段时间，战争终于爆发。一开始，西北军便遭到了直、奉、晋等军阀的联合进攻和包围。
张作霖的奉军兵进山海关，进攻热河、滦州。山东李景林、张宗昌组成的直鲁联军，沿津浦路北上反攻天津。湖北的直系军阀吴佩孚，在打败河南的岳维峻部后，兵进河北石家庄，而晋系军阀阎锡山，与吴佩孚相呼应，兵出娘子关，南攻顺行，北攻保定。
西北军各部打得很顽强，但实力悬殊之下，仍然抵抗不住。看当下态势，再有一半个月，或许就不得不退守北京。
而西北银行在冯玉祥宣布通电下野之时，便宛如失了靠山，其发行的铜元券和银元券纷纷贬值，一度还发生了挤兑，到西北军节节败退之际，这种挤兑便终于控制不住地蔓延开来。西北银行在各军阀控制的银行中，已经算比较有规矩，但仍滥发了很多钱钞，如今面临挤兑风潮，若拿不出真金白银兑换钱钞，那就只有倒闭一途。
西北银行若是倒闭，对冯玉祥来说可能只是少了个工具，但对甘陕经济却是沉重打击，许多民众辛苦积累的财富，转瞬之间便会成为一堆废纸。但姬奠川这位银行经理，面对这种局面也没有太好的办法，正赶上陇东集团名声向外轰传，远在兰州的姬奠川也有所耳闻，无奈之下便把主意打到了吴安平头上。
吴安平即便不懂金融，也明白要真应了姬奠川，拿几百万大洋换西北银行三四成股份，那纯粹是肉包子打狼白费半天辛苦。就算过了这关，西北军要发军饷，要买装备，都需要大把的银钱，十几万大军单凭贩卖烟土只怕养不住，西北银行还得从自己身上割肉，也是割西北民众的肉。
但是吴安平又对西北银行有所垂涎，特别是对它发行钱钞的职能。
其实现在新城发展到如此规模，随着与外地客商的大额交易越来越多，大洋使用起来越来越不方便，目前很多都是用英镑或美元等外币，银行券虽然也收，但都根据实际价值有个折扣。再说陇东集团职工人数越来越多，每月发放的工资就高达三百万大洋，光是拿外币、银行券每月去兑换大洋，都是一件越来越麻烦的事情。
而且吴安平也知道银行有放大股本的功能，这样的金融机构只要按照行业规律办事，不人为地破坏它的运营规则，就会起到经济倍增器的作用，作用之大无可想象。他现在私人手中掌握的资金就价值两亿多大洋，如果有银行的话，还能放大几倍，这样的实力即便投放到整个西北，也必会使西北发生巨大变化，要单是投放到陇东，那变化更是天翻地覆的。
不过要完全掌控西北银行，根本不现实，这不是单纯钱的问题。而且就算冯玉祥点头，姬奠川同意，张兆钾的反应也不得不考虑。这位“张狼”目前正招兵买马，筹划着将西北军赶出兰州，用脚底板想想也知道，一旦他认为陇东集团和西北军有了瓜葛，肯定会不顾一切先将这个心月复之患收拾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