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北伐革命军击败吴佩孚，与孙传芳五省联军大打出手，南方国民政府便意识到，江西南昌会战关系北伐全局，于是，蒋介石由湘、鄂前线折回长沙，转道入赣，亲自督师。九月十九日，他进抵萍乡；二十六日进驻新喻。但蒋总无论如何都没想到，在南昌，如日中天的北伐军竟会以一场溃败，来迎接他的到来。
蒋介石能当上革命军总司令，主要是利用“中山舰事件”搞政变成功，重创政敌汪精卫的威信，使其不得不秘密离穗，引咎辞去国民政府主席及军委主席的职位，由他实际掌握了最高权力。这是权谋手段的运用，而非军事才能的体现。事实上，蒋介石在军事上虽决不是庸才，但比起他最擅长的政治手段，这方面的水平还真差上一大截。
北伐革命军势若破竹，于数月之内基本扫清两湖，进展可称神速。虽说第四军、第七军、第八军将士用命，但如此神速，绝非简单的军事胜利。
其实就军事实力而言，北伐军远不能与北洋军相比，这也是先前包括蒋介石以及苏联顾问在内的南广州政府，迟迟不能下决心北伐的主要原因之一。在北伐军事行动的背后，有两股庞大的力量在推动：其一，是中国借助民族主义风潮，组织工农，发动群众运动，刻意广泛宣传；其二，是苏联的援助，经远东港口源源不断运抵广州，提供着物质支持。
北伐军正围攻武昌，刘玉春虽是吴佩孚爱将，才能卓越，但眼看就支撑不住局面。此时就战略形势而言，攻克武汉三镇后，应该趁第四、七、八三路军胜利余威，配合其他各路军，继续大举北上，进取河南；派人至甘陕和解放军协商，放已接受苏联援助的冯玉祥入豫，夹攻直、奉军阀，以定中原。
然而，蒋介石早已决定回兵江西。他虽是总司令，但除直属第一军，其他各军都只是名义上受他辖制的派系新军阀，他既不愿看李宗仁、唐生智等功成名就，自然便想回兵江西，着眼于控制长江下游的江浙一带——这里经济繁荣，也是他的发迹之地。
蒋总抵萍乡时，便听闻第六军程潜率师与城内工人学生里应外合，一举攻下了江西首府南昌。他大喜过望，以为大功告成，却不自知程潜孤军深入，已犯兵家大忌，结果不到数日，就被孙传芳的援赣部队赶出了南昌城。
九月二十日，北伐军南昌溃败后，蒋介石亲到高安指挥，企图反攻。此时李宗仁开赴九江的第七军与程潜第六军失去联系，改道南下击溃五省联军一部，取得北革命军入赣后的首场大胜。随即，十月三日，第七军又攻占了南浔铁路重镇——德安。同时，朱培德的第三军也进攻到了南昌附近的万寿宫一带。于是，蒋介石更急欲以嫡系第一军，会同第二军与第三军，反攻南昌。
就在这几天，有关西北临时政府及其执政吴安平的信息，被国民党党部汇总后，源源不断送到了南昌前线的蒋介石手上。
蒋介石的总司令部，设立在征用的当地富绅的一户宅院内。
正堂偏右一间就是蒋总的办公室：中间安放着一张宽大的办公桌，桌后有一张可以转动的皮圈椅，隔桌另一面也有两张皮垫弹簧靠背椅；办公桌后高悬着孙中山的遗像和蒋总亲手恭录的正楷“总理遗嘱”；一边的墙壁上挂满了两广、两湖、河南、福建、江西、浙江、江苏的五万分之一的军用地图，上面用红蓝铅笔标示着敌我双方的兵力部署和进攻态势。其他几间房，分别住着参谋处、副官处、机要科、秘书科、警卫团和苏联的军事总顾问加伦将军。
这时候，蒋介石刚送走参谋长白崇禧和总顾问加仑。
他们刚才争论得很激烈。白崇禧极力反对蒋介石的硬攻战术，要求其正视南昌守军布置的深沟高垒坚实防御，并大肆渲染北伐军背临赣江之危。加仑与白崇禧意见一致，也一直从旁劝说。但蒋介石根本听不进去，他急图强攻，虽是求胜心切，但更主要是冀图振作嫡系第一军的声威，不使第四军、第七军专美于前，其中政治意味浓重，不可能轻易被人说服。
蒋介石还有些生气，他的机要科长兼私人秘书王亚夫走进来，给他桌前放上了厚厚一叠从前方和后方发给总司令部的文电。这些电报中有前方最新的军事进展、敌情变化，以及后方留守广州的一些文武官员的动态。王亚夫转身还未走出办公室，就听蒋总猛一拍桌子，破口大骂道：“娘希匹，刚把吴佩孚打垮，又冒出一个吴安平来。这姓吴的怎么总不安生？”
其实难怪他焦躁。
屈指算来，他离开广州已有两个多月，身居前线，使他对战场形势和敌我双方情况的了解也更清楚许多。虽然革命军也打过败仗，但他仍清晰感觉到，在前线发生的一切，远比他原先所预料的更为顺利，就像一个曾经倾家荡产下过大注的赌徒，突然发现自己已经胜券在握一样，他对北伐的前途变得越来越坚定自信，并且已经不自觉开始以中国第一人的高度考虑问题。
蒋介石对冯玉祥绝对不怎么信任，但按最初预计，西北军如果由甘陕发动北伐，势必能催化北方的革命形势，到时或打或拉，即便派系横生，最起码名义上国民政府将完成中国的统一，而他不但将以发动北伐的光辉形象载入历史，还将顺利成章登上民国共主之位，成为当之无愧的中国第一人。
解放军及吴安平的横空出世，对于北伐来说，自然是横生枝节，使蒋介石再难以把握北方局势的发展脉络。他的眼光绝对超过一般人，虽然党部转来的西峰通电中，暂时只有西北临时政府和新民党成立的公告，但政党、政府、武装三者联合意味着什么，他不用想就能隐约觉察到其中危险的讯息。声势很大，但没有自己的政府和军队，其危险性或许还不如异军突起的吴安平。
蒋介石在军事上当然绝不是一个庸才，但过分精明的投机钻营心理和变幻多疑的性格，妨碍他成为一个能作出正确判断，并能以钢铁般的意志和决心去夺取全局胜利的伟大军事家。他虽然在保定陆军速成学校和日本东京士官学校专门学过军事，但从北伐就可以看出，他在军事上远不如在政治上那样得心应手，成绩显著。
他虽然没有到过专门研究政治的大学深造，但也并非无师自通，这一半得力于他自小受到曾国藩等人的思想熏陶，一半得力于他后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和帮会里的那一段复杂难忘的经历。时势造英雄，蒋介石最能适应时势，所以他平步青云最终成长为了民国大革命的领袖人物。
翻来覆去看过西峰通电几遍，蒋介石已将吴安平列为北方大敌，仅只在奉系张作霖以下。至于其他如阎锡山、冯玉祥、张宗昌、褚玉璞、吴佩孚，不是实力已散，就是虽有实力，却没有破局的勇气，与张作霖、吴安平相比，对付他们要容易的多。
南方群雄中，粤系李济深、潘振山、陈真如，新桂系李宗仁、白崇禧、黄绍雄，湘中谭延闽、程潜、唐生智，虽也都是刺手货，实力一直在膨胀，但他并不担心无法对付。就像他对智囊姜忠贤说的：“对他们这些人，我现在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权且装阿木林。可要是谁不够朋友，想暗地对老子砍条斧，娘希匹，老子就不信他比还难治！”
不过现在，对蒋介石来说，比难治的除了张作霖，又增加一个吴安平。而且，从某种角度看，吴安平甚至比张作霖还要难缠，因为他政府、政党、军队都具备，权力集中而又自成体系，很难将之分化瓦解。
随后几日，蒋介石一面与白崇禧、加仑争论攻打南昌之事，一面留意每日送达司令部的电文中，有无甘陕的消息。国民党党部没令他失望，每日都有几封西峰通电转发至南昌前线，
他见这个所谓的西北临时政府，颁布的法律条例越来越多，几乎已涉及到社会发展的所有层面，并囊括了几乎所有阶层的民众利益，心中那点忧虑也越发凝重起来。
其实，蒋介石并不关心那些法案的具体内容，他只是由此觉察，吴安平及其西北临时政府的抱负绝对不小，这根本不是新军阀的架势，而是体系完备的军政实体。割据肯定是割据，但要说吴安平有分裂西北之心，他觉得还不至于，当前的大势就是统一，就算实力再强大，一旦与大势相逆，必将引来群起交攻，吴安平想必也不愿做第二个袁世凯的。
十月十日，湖北方面的革命军第四军攻克武昌，直系刘玉春被俘，北伐军士气大振。而江西方面，蒋介石不顾白崇禧反对，终于完成二打南昌的军事部署，战云密布，一触即发。就在这时，他的幕僚张群自汉口返回，秘密抵达了南昌前线。
总司令部内，蒋介石命侍从回避，独留下张群，问道：“岳军，一切可顺利？”张群的字是岳军，他不但是蒋介石日本东京士官学校时的同学，还是蒋介石的结义兄弟，虽则如此，他做事应对都很有分寸，故深得蒋介石信任。蒋介石常把最不放心、最难处理的事情交给张群去办，张群也最能领会蒋介石的意图，而不折不扣去执行。
蒋介石的话没头没尾，但张群显然明白他在问什么，躬身回道：“总司令，我已和英国驻汉口总领事葛佛先生、以及美国驻汉口总领事斯鸠特先生取得联系。不过，葛佛有些犹豫，他还是把赌注压在孙传芳身上，倒是斯鸠特很友善，虽然前阵美国刚拨给吴佩孚三百万美元贷款，但据斯鸠特说，其国内其实已对北洋失望，转而认为我革命军有一统中国之势。”
“都是一丘之貉！”蒋介石先是哂道，继而又亲切道：“岳军，你还是叫我二哥亲切些，你若也叫我总司令，就当真见外了。”他如此说是有缘由的。武昌起义后，蒋介石由日本偷潜回国参加革命时，期间曾与黄郛、张群效仿“桃园三结义”，结拜为兄弟，按年纪他正排行第二。
张群知他脾性，这样的话听听就好，切不可当真，于是笑着回道：“我现在是司令部总参议，自然要有下属的样子，不然的话，岂不被外人笑话不懂规矩。”
蒋介石也没坚持，回过身又问道：“斯鸠特的态度真这么友善？”
张群想了想道：“我看还是有些顾忌。不过现在北伐进展如此迅猛，明眼人都能看出吴佩孚、孙传芳已成我俎上之肉。这两人正是英美在背后支持，英国人太过傲慢，一时转不过脸来，美国人就灵活得多，自然会想到未雨绸缪，多方下注。”
蒋介石模着下巴道：“你说说看，他们顾忌在什么地方？”
张群回答道：“据我了解，他们首先顾虑的是总司令和俄国人的亲密关系，担忧赤化势力席卷中国。这也是为何吴佩孚落到如此局面，英美两国仍不愿将其放弃的原因。他们认为在抵御赤化势力这一点上，没有人比吴佩孚更有魄力、更坚定。”
“总司令曾在黄埔一次演讲时宣称：‘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中国的革命应受第三国际的指挥。’他们认为这种左倾言论，连中国的领袖陈独秀也未公开发表过，所以对总司令的政治倾向有疑虑，担心总司令会做苏联的马前卒。”
“左倾？”蒋介石冷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