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伐至今，蒋介石的嫡系第一军还没有什么像样的战果，但随着革命军接连不断取得胜利，各路诸侯都在扩军，他要保持绝对的权力，这方面自然不能落后，也要大肆扩充军事力量。一方面，苏联的援助到达广州后，他会暗自扣下一部分，暗自交予第一军培植实力，另一方面，他仍把持着黄埔军校校长一职不放，以求通过师生关系间接提升其在军界的影响力。
蒋介石治军，有着极其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形成他与军队之间休戚相关的关系。他曾研究过曾国藩和胡林翼的带兵经验，并刻意模仿。曾国藩的军队都是依靠同乡、亲戚关系建立起来的，官与兵之间不仅仅是上下关系，还有血缘、地缘关系，谁招来的部队就听谁的，但高级将领又都听曾国藩一人，即使清廷也难以指挥，离开了曾国藩，谁指挥都不灵。他充分利用自己的权利，将最好的装备给黄埔系，尤其是嫡系的第一军，对那些听话而且有才能的学生则破格提拔，对那些有过错的学生往往网开一面，给予他们新机会。作为整个北伐革命军的总司令，他这样做自然招来不少非议，而第一军偏偏也不太争气，论战功现在连唐生智的第八军都比不上，这自然招来各方嘲笑，也令他这个总司令颜面无光。
第一次攻打南昌，第一军第一师师长王柏龄就出了大丑。
当时，北伐军进攻南昌的主力，主要是第六军程潜部万余人，另加第一军第一师。王柏龄没有执行切断南浔路的命令，使孙传芳得以从容反攻，这且不说，另王柏龄进入南昌后得意忘形，夜宿妓院寻欢作乐，结果孙军突然进攻，第一师因军中无主，几乎全军覆没。王柏龄只身逃出，虽现仍未找到，却已得了个“妓院将军”的谑称。
蒋介石把各师长骂得狗血淋头，第一军战绩也未得到改观，没办法他只好亲自出马，指挥第二次攻打南昌之役。但掌控欲越强的人，越不容易看清自己，蒋介石玩弄权谋政治，几乎没人是他的对仗，他还真不够看。他是知兵，但仅知兵，还不足以保证赢得战争的胜利。
北伐军二打南昌声势搞得很大，蒋介石根本没想过失败的可能，既然份属必胜，声势越大自然越能增加威望，为此他没少费心思。可惜的是，刚刚和张群议论时局时，还踌躇满志意气风发的蒋总司令，并没料到南昌城内孙传芳的五省联军，竟组织大批敢死队，趁月黑风高从城下水闸破关而出，令攻城的第一军秩序大乱，旋即溃败。
蒋介石几次握住白崇禧的手问怎么办，幸亏小诸葛事先已在赣江上游搭了浮桥，第一军残军才得以撤至西岸。蒋介石假意兵败殉国，其间更有一则五省联军发布他阵亡的假消息传出。其实，第一军将士虽死伤惨重，蒋总司令本人却毫发无损，只是受到惊吓，颜面上更不好看而已。
孙传芳在南昌被围时，已向奉系求援，结果连他都没想到竟是己方大胜，不过他并没有高兴多久，蒋介石领兵打仗差些，政治手段却玩得得心应手，只一个兵败殉国的假消息，就将局势再次反转过来。
由于革命军一旦在江西战败，其结果将威胁湘粤甚至导致整个北伐的垮台，所以各方注目。也开始调动组织，集中力量拆孙传芳的台，而张发奎也率第四军自武昌东下，李宗仁则率其第七军自赣北南下，连战皆捷。
蒋介石随即制订“肃清江西计划”，左路由李李宗仁与张发奎协同作战，右路由朱培德的第三军负责，中路则由程潜的第六军负责，而第一军仅为预备队。此次攻势，蒋介石吸取教训，不再急于夺取南昌，而寻机歼灭孙军主力，并意图切断南浔铁路，以绝孙传芳后援。一时间，五省联军的处境又恶化起来。
且不说蒋总司令如何重铸军威，单看其以自身超高的政治敏锐性，能只凭转自西峰的系列通电，就将对解放军及吴安平的重视，提高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并视为仅次张作霖的北方大敌，便知其能于数年间篡取革命政府最高权力，确实有其必然，绝非侥幸。不过，此时最关注解放军及吴安平的，还不是蒋介石，而是由苏联回国刚满一月的西北军统帅冯玉祥。
在十月三日，西峰发出昭告西北临时政府及新民党成立的通电之时，冯玉祥能拍桌子叫好，狂喜失态，自然不是为支持吴安平，而是感觉终于找到了讨伐解放军的最佳借口。只凭那些通电，冯玉祥就能把一顶分裂民国的大帽子，给解放军及吴安平直接扣到头上，视其为新军阀进行十足正义的讨伐，至于吴安平真实意图如何，他根本不需要理会。
五原誓师后，西北军残军华丽转身，加入到国名革命军的序列，高举北伐讨逆大旗，一时军威大振，不仅使分崩离析、濒于消亡的军队枯木逢春、旱苗得雨，重又获得生机，而且使叛将离兵闻风而归，纷纷来投。原已为晋军收编的石友三、韩复渠、陈希圣等部，又重新回到了西北军旗下。
当初西北军南口战败，韩复渠、石友三、陈希圣等觉前途渺茫，便想保住军队另谋出路。当时追击西北军正是晋军，而晋军主将商震未投阎锡山前，曾因参与二次革命被陆建章扣押，正是凭冯玉祥力保才重获自由，两人颇有交情，有这缘由，韩复渠、石友三等便商量投靠商震，或许还能保有军队。
他们找到商震说：“我们算你的部队，你给我们粮饷，但是不能解散我们的军队，还是我们自己带。要不然的话，我们就跟你拼命，我们虽然在南口已经垮了，但总不能饿死啊。”商震回去给阎锡山一说，阎锡山就同意了。
冯玉祥抵达五原后，电令韩复渠、石友三等到五原开会，这些叛将本不敢去，后经冯玉祥派张允荣、萧楚材到各处解释，加之石友三老父严责其不应忘恩负义，叛离冯总司令，这些人又终究畏服冯玉祥，这才回头听令，陆续赶赴五原。冯玉祥自觉这些人吃足苦头，投敌也多是不得已，便只申斥几句，并没有严厉追究这还属第一次的部队倒戈事件。
阎锡山得知这些降将要率部离开晋军，当然怒气冲天，这就相当于替冯玉祥白养了一个月的兵，结果连根毛也没捞到。但是，阎锡山派人拦截劝阻，韩复渠、石友三等人当即便翻脸，纷纷道：“投靠晋军本就是为了粮饷，你莫真以为我们就是你的兵了？”阎锡山毕竟不愿与冯玉祥这时再起冲突，只得退让，就此吃个闷亏。
为做好倒戈部队的工作，迅速占领西北地区的交通枢纽、战略重镇——包头，同时打通库伦与绥远之间的交通要道，便于接收苏联援助的军需物资，根据员刘伯坚及苏联顾问乌斯马诺夫的建议，冯玉祥将西北军的总司令部由五原迁到包头，驻扎在西脑包阎家大院。他深感新败之余，各部军纪废弛、军心涣散，便接连召开军政会议，开始大规模整顿及改造部队。
冯玉祥下令恢复佩带“不扰民，真爱民，誓死救国”的臂章，重申买卖公平、借物要还、损坏赔偿，不擅入民宅，不调戏奸污妇女的军规，并亲自带队查街巡视，一旦发现扰民之事，便立即按情节轻重，予以处罚。包头县长备了一桌酒席，想犒劳将领，冯玉祥却令撤席，不准享用，并质问该县长：“你这种行为岂不是巴结长官！你是哪来的钱？凭你这样做，就不是爱惜人民。”
为重振军队士气，他除派政治工作人员到各部队讲解外，每早还要集合各部首长和司令部人员，亲自训话。每次训话必有六问：你我的父母是什么人？兄弟姐妹是什么人？亲戚朋友是什么人？你我入伍以前是什么人？你我退伍以后回到家乡是什么人？我们当兵的应该保护的是什么人？以统一士兵思想，激发其战争意志。
同时，冯玉祥接受刘伯坚建议，在西北军全面建起了政治工作机构。这些政治机构的负责人和工作人员，大都是员、共青团员和进步知识青年。刘伯坚先前曾分别写信给中央、旅莫斯科支部、北方区委，要求尽快输送强有力的干部到西北军来。于是，便先后有数百员到西北军担任要职，其中便有刚从莫斯科回国的二十三岁的邓小平。
另外，冯玉祥任西北边防督办时，在张家口办了一所西北陆军干部学校，后由于南口战局变化，该校决定撤往包头。七百多名学员主要依靠徒步行军，走了半个多月，在八月底到达包头，并随后举行了毕业典礼。冯玉祥将部分学员分配进驻包头附近的部队，其余则先到新改组成的军事政治速成学校继续学习，然后再分配到各部。
这样很短时间，南口溃败后本接近崩溃的西北军便面貌一新，重又军威大震。而冯玉祥一直忧心的装备及军需补给，由于苏联援助源源到来，也得到了改善。
冯玉祥的西北军特别艰苦，其装备可能算是各路军阀中最差的。由于没有自属兵工厂，与北洋诸系翻脸后，武器装备便只能外购，但西北贫瘠而冯部又扩充太快，致使西北军装备总体一直恶劣。
北京政变后，冯玉祥陷入空前政治军事危机。他在电邀孙中山北上的同时，犯了一个致命错误，电邀赋闲在家的皖系军阀头子段祺瑞出山。而段祺瑞执政后，屈从列强压力，背叛前约，不断阻挠孙中山北上，为此冯玉祥只能宣布下野，自释兵权，隐居天台山。当段祺瑞任命冯玉祥为西北边防督办时，冯玉祥为表心迹，开始时是拒不受命，执意说要解甲归田。
苏联政府注意到冯玉祥的左转倾向，开始向其伸出援助之手。其驻华代表加拉罕曾多次与国民党中央委员徐谦、李大钊交换意见，让他们劝冯玉祥打消辞意，就任西北边防督办。加拉罕派鲍罗廷与冯玉祥会谈，表示苏联可以通过外蒙古到张家口的路线，无偿援助西北军，并派出军事顾问团助其整顿部队。
为此，斯大林特意派苏联著名军事家叶戈罗夫任驻华使馆武官，实际负责对冯玉祥部队军事行动的策划、协调和配合。冯玉祥见此，自然不再隐居，出天台山接了西北边防督办的任，而此后，苏联军事顾问和军械便开始源源不断支援西北军，力度之大，甚至超过了对南方国民政府的援助。
孙中山逝世后，斯大林和苏联政府开始加强对中国事务的干预，在联共中央政治局专门设立了中国委员会。斯大林甚至亲自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门讨论孙中山去世和援助冯玉祥西北军的问题。后来，在中国委员会会议上，伏龙芝又提出在蒙古境内组建国际部队以便支援冯玉祥的建议，该部队的组建及其军事器材的供给完全由苏联负担。
随后，中国局势发生突然变化，在英、日撮和和唆使下，北洋直系吴佩孚和奉系张作霖握手言和，就共同讨“赤”达成谅解，孙中山被称为‘南赤“，冯玉祥被称为“北赤”。冯玉祥动摇不定，突然宣布辞职，退隐于绥远平地泉，于是苏联顾问、李大钊、徐谦又轮流出马，做起冯玉祥的工作，斯大林甚至亲派代表阿姆加，在库伦同冯玉祥见面商谈。
冯玉祥本就没有退隐的意思，经过鲍罗廷、李大钊、于右任、徐谦等人几次劝说，自然而然登着台阶接受建议，决定加入国民党并赴苏联考察。在苏期间，他先后会见了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多名领导人，只是没能与斯大林会面，季诺维也夫向他转交了斯大林的信，信中表示要把向其提供五万人军事装备的计划，扩大到装备四十万人。
冯玉祥对此自是欣然接受，但实际对苏联及斯大林并无多少感激之心，他看得很清楚，西北军与苏联目前的合作，不过是各取所需，互相利用而已。冯玉祥虽有爱国之心革命之情，但对三民主义及理论，此刻并不深知，无论其当初联系孙中山北上，还是加入北伐联共、联俄，更多是出于为西北军找出路，而不是纯粹为实现革命理想。
接受苏联援助并非冯玉祥进步的标志，他只是把苏联看作是对中国有重要影响的列强之一，是唯一可能满足其军事需要、摆月兑巨大压力和发展自身实力的外部力量。冯玉祥感兴趣的是其武器弹药，而非社会主义制度、政治理念，其对沙俄侵占中国领土及苏联控制外蒙深感不满，而且又由于访苏期间见识过苏共审查党员，心中戒惧很深。
同时，冯玉祥基本能够猜到苏联与自己合作的意图。
北京政变后，与苏联交恶的日本和亲日反苏的张作霖的势力的发展，威胁到远东地区的安全，威胁到了苏联在中国的利益。冯玉祥与奉系争霸符合苏联利益，但奉系气焰极旺，西北军劣势明显，若张作霖执掌北京政权，“深足为苏联之危害”。苏联方面选西北军援助，自然是希望通过加强其力量牵制张作霖，以争取与日本在远东的角逐中处于有利形势。
这些援助其实不好拿。苏联方面在提供援助时，要求冯玉祥必须接受以下条件：援助有偿，有借有还；作出关于承认外立、同意苏军驻扎外蒙并在西北军势力范围内向苏联提供租界的书面保证。从西北军不断得到苏联军援的情况看，内情显然不会是冯玉祥所声称的，“双方均无条件，只为帮助我们完成国民革命。”
而苏联援助的数量虽常根据西北军情况变化有所增减，但总量很可观。如果算上冯玉祥此次访苏，带到五原的价值四百五十万卢布的军援合同，那么苏联只援助给冯玉祥嫡系第一军的武器装备就将达到：步枪三万一千五百支，子弹五千一百万发，机关枪二百七十二挺，炮六十门，炮弹五万八千发，军刀五千把，飞机十架，另有铁甲机车八辆，汽油四千多普特。
但苏联对冯玉祥的援助既是大量的，也是谨慎的，在这一过程中，时时保持着对冯玉祥的戒备与怀疑。南口大战前，因为苏联怀疑冯玉祥“有可疑与不可靠处”，斯大林随即下令对未起运的武器停运。直到冯玉祥急派代表团赴俄考察军事、政治，并派留学生三十名，以示革命决心，才重新恢复援助。
冯玉祥也是一样，一面争取与苏联合作以取得大量军事援助，另一方面又不情愿接纳苏联顾问，担心他们是政治宣传员，而非军事专家，害怕自己对军队的绝对控制会被削弱。苏联顾问不得不言行审慎，只从事军事教导，不进行政治议论。后经过李大钊、徐谦争取，冯玉祥才稍作让步，不过苏联顾问编写的讲座教材和教学提纲，仍需其提前审批。
当然，冯玉祥还是要做足表面功夫的。在军政会议上，他时常说：“苏联的帮助使人感动！譬如我们在平地泉的骑兵学校，苏联就一次帮助了我们五万元，作为购买马匹和添置教具之用。这些例子说明了只有列宁斯大林在帮助中国革命，其他美日各国都在帮助军阀！”
本来南口溃败后，西北军只剩下三万多人还未散掉，到冯玉祥在五原竖起誓师大旗，散失在归绥的残部及降晋的倒戈部队重新归附，兵力很快便又积聚到了八万人。虽然武器装备损失惨重，各部甚至步枪都凑不太齐，但等价值四百五十万卢布的苏联军援陆续运到，这八万人立刻重新装备起来。
这批援助，计有步枪步枪三千五百三十支，子弹两千三百六十五万发，马克沁炮八十门，三英寸野炮十八门，榴弹炮八门，炮弹三十八箱近一万八千发，手枪五百支，除此外还有大量军品。总体看，西北军轻武器已足够用，只重武器还有不足，不过冯玉祥治军有个特点，往往把装备集中编配到精锐部队，因此具体到某一军某一师，其轻重装备却可能都很齐备。
这八万人都是南口余生的精兵老兵，被革命思想及苏联武器重新武装起来，战力自然不可小视。冯玉祥虽已预感解放军不可轻辱，但自觉凭借这八万西北军，并借助革命军北伐的大势，戳穿吴安平分裂西北的行径，以正讨逆，应有七成把握击败解放军，重夺甘陕，到时自然能东出潼关，与南军合击吴佩孚，彻底消灭北洋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