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章谁都得晕（4）
在这时期的，北伐战争既是最重要的军事事件，也是最重要的政治事件。解放军在西北的兴起，虽然意义也很严峻，但与国民军北伐相比，影响力其实要稍逊一筹。同无数国人一样，吴安平也不断在密切关注军的北伐进展。
李大钊既然问他的看法，他便斩钉截铁道：“国共分裂在即，北伐已无力为继，无论再做什么努力，大失败都必成定局。其实看法不看法的，都已经是过去式了。”
李大钊明知吴安平又在故作危言，仍忍不住惊骇道：“你从何得出这一结论？”虽然已经意识到局势堪危，但究竟会有什么变化，会朝什么方向展，却是谁也看不透说不清。
吴安平故作轻松道：“这不是明摆着的事吗？”
李大钊并不满意吴安平这种态度，但看了看身边那三个纸箱，却又觉得他有可能真觉了什么征兆，便道：“安平，你最好把话说清楚。”他见吴安平点了点头，却又回身从角落拖出一个纸箱，便有些惊心，忍不住道：“这也有资料？”
吴安平先是一愣，随即卖了个关子，只是笑道：“先生待会就知道了。”
“也好。你继续说，怎么就看出国共分裂在即，北伐无以为继？”李大钊还是忍不住看了那新出现的箱子几眼。
吴安平边从箱子里挑拣资料，边随口问道：“先生对蔡元培蔡先生应该很熟悉？”
李大钊悄然一怔，然后道：“自然很熟悉。我和仲甫当初能进北大，就是鹤卿先生一力支持的。”
吴安平头也不回道：“先生可否说一说，蔡先生为人如何？”
李大钊知他必有意图，便认真回道：“鹤卿先生个性忠厚，对人友善，处事接物恬淡从容，平时很少轻易动怒，自是很受钦敬。”
吴安平又问：“蔡先生是元老，李先生是领袖，两位先生平日可有仇怨？”
李大钊惊道：“何以有此一问？”
吴安平不答，反敦促道：“有何恩怨，先生直说就是。”
李大钊奇怪地看他一眼，想都没想便回应道：“虽然我与鹤卿先生分属国共两党，但相处甚笃，并无任何仇怨。实际鹤卿先生算是一位‘好好先生’，从来与人为善，学识人品都为众人敬重，本就很难找到与他有怨的人。”
吴安平冷眼道：“是吗？那为何蔡先生会一意，妄动无明呢？”说着，他将挑出几份资料递给李大钊，然后注释道：“你看到的这几份资料，是最近一段时间，央监察委员会的部分成员，在上海举行的一系列密会的会议记录。这些密会的议题只有一个，就是策划如何清党分共，而蔡先生，就是这一系列密会的主席。”
“这怎么可能？”李大钊惊叫道。他快翻看那几份资料，越看越是心惊，却又知吴安平没必要造假，终究满头冷汗，忍不住失色道：“这是为何？这是为何？鹤卿先生怎会做这种事？”
吴安平冷眼旁观，这时插话道：“先生可是以为这是蔡元培先生一时糊涂所致？”
李大钊失神道：“这些言虽与鹤卿先生一贯平和的语气不符，但条理清楚，不难分辨正是他的风格，想必不会是什么一时糊涂。”
吴安平接着问道：“那先生可知，蔡元培为何对如此多不满，又如此大火气？”
李大钊茫然对着吴安平道：“莫非你知？”
吴安平点点头道：“略能猜出一二。”
李大钊急切道：“那快”
吴安平不再兜圈子：“半个月前，吴稚晖曾与贵党领袖陈独秀见面，当时他有询问：在中国实行列宁式需要多少年？陈独秀回答：二十年。据闻共产国际对中国曾有‘二次’的论述，说是要先实现资产阶级，然后再实行无产阶级，以夺取全国政权，以这样看，二十年其实也不算多长。”
李大钊见吴安平不断看着他，便硬着头皮道：“是有这么回事，不过，仲甫后来已对吴稚晖做了注释，难道他竟耿耿于怀？”
吴安平大笑道：“换做先生，先生能不耿耿于怀？”见李大钊默然不答，他又接着刚才说道：“吴稚晖事后找到李石曾和蔡元培，怒气冲冲转述了陈独秀的话，结果李石曾最是慷慨激昂，而蔡元培也很愤愤不平。不过，这并非蔡先生转变立场的间接原因。”
“那还有何事？”
“蔡先生虽然提倡思想自由、学术自由，对各种理论都能够兼容，但绝非毫无主见之人，实际他有自己坚定的原则，在原则面前，他一直不肯妥协不肯附和。在政治立场上，也是如此。从维护的大局出，他要反对；从自由价值观出，他也不赞成以打土豪、分田地为特征的阶级斗争。这就是蔡先生在‘清党’之事上如此积极的根本原因。”
“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却是孙中山先生提倡的的三大政策。对此，鹤卿先生不断是表示支持的。”
“先前支持，此刻未必支持。就算孙中山在世，这三大政策现在也未必就能继续下去。”
“你此言何意？”
“举几个例子先生就清楚了。不过，还请先生别怪我轻率。”
“但说无妨”
“的西山会议派一贯，这且不谈，但先生可知，蒋介石这个人其实一开始却并未有之心。”
“蒋介石？难道‘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还不能说明问题？”
“诚然，这两件事蒋介石做得并不光彩，但我们不妨先梳理一下脉络。据闻——先生别小看这个据闻，一般我这样说，都是有所依据的——去年春天，蒋介石是想交出军权、远走莫斯科的，当时船票、护照、行李都已准备好，他人也上了车。”
“那时候，右派认为他是赤色分子，左派又认为他是新军阀，两边都要打倒他，各种攻击他的言论满天飞。先不说‘中山舰事件’内情如何，但现实是，当时就连身份远不如蒋介石的李之龙，都能够限定蒋介石在三个月之内把广东所有工厂收归国有，否则就有权以‘叛变罪’枪毙他。”
“不说忍辱负重，但实际蒋介石确实只能夹起尾巴做人，时不时地骂几句西山会议派，再高呼几声‘中俄同志团结万岁’、‘为而死’，这样才能避免被人抓住小辫子，才能坐稳他的位置。当然，权力是需要制约，但一党领袖受制到这种地步，先生以为蒋介石甘不甘心，会不会有怨念？”吴安平问道。
李大钊态度坚定道：“正如你所说，权力是需要制约的，我们追求的是政治，而不是。”
吴安平也不反驳，笑了笑又道：“还有，蒋介石虽手握重兵，但从当时的军事体制来说，他其实很难掌握嫡系的第一军。按照规定，没有党代表的签名，他的命令就不能生效，而且党代表以至有权先斩后奏，有权监督同级军事主官。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当时控制央党部和军事委员会的，应该是苏俄顾问季山嘉和汪精卫，蒋介石虽只不过是个委员。”
“凭心而论，‘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之后，蒋介石虽当主席和军委主席，但当时除了整理党务、收缴工人枪支、命令员退出第一军以外，并没有做更多的小动作，被捕的李之龙等人不久也得到了释放。换位思考，如果实力强，实行国共合作，先生能答应让员在各级党组织的委员人数能够过三分之一，并能够担任中央各部部长，潜伏在内部的地下党及其工作方针也都能够保密，这样的合作条件吗？”
“这有何不能”李大钊斩钉截铁道。
吴安平没想到李大钊这样说，只得道：“此时先生这样想，但真到彼时，却不一定会赞同这样做。”他并不以为李大钊说谎，终究弱势一方的平等，与强势一方的平等，其实是两个概念，强弱易位大概观念就有变化，但并不能说此时此刻，他的言语就不真诚。
略过此节，吴安平又说道：“对工农运动的看法，更是促使蒋介石转变的一大动因。这方面我要说，正是贵党过于强调阶级斗争，忽略了实际，才间接导致出现了这样不可收拾的局面。在湖南看周都是轰轰烈烈的，农民要分田，工人要加薪，不答应就把土豪劣绅游街示众，直到枪毙。”
“《湖南民报》公开宣称：土豪劣绅的地位，从农协成立之日起就宣布了死刑而贵党的易礼容委员，更是第一次提出了‘有土皆豪，无绅不劣’的口号。就这样，冲突愈演愈烈，更可笑的是，斗地主不但斗到了军官兵的家里，抓反以至抓到了大员的头上。试问，这种情况下，北伐还如何继续，国共又怎能不分裂？”
“这些情况虽有，但绝无你说得这般严峻，何况我们已经一再纠正。”李大钊反驳说。
吴安平先是点头，后又摇头道：“可惜的是，贵党中央其实已经控制不住局面。”
“看看你们的工人运功。据我所知，赣州店员工会就有明确章程规定：店铺主人必须每年准许店员有至少三个月探亲假；凡本会会员月薪应增加三至四倍；店员做满一年应享有店铺十分之二的分红等。似乎还嫌这样的权益要求不够激进，鲍罗廷以至提出了必须依靠痞子、流氓做‘先锋’的观点。先生想一想，这不是逼那些店铺倒闭吗？难道店铺一倒，店员反倒有权益了？”
“国民政府必须确保社会安定、经济生产正常运行，才能得到足够的税收，才能得到维持北伐的足够战费和维持地方军政的足够开支。但这样的工人运动，却间接要挟到了工厂的生产，致使百业凋敝，间接又危害到了北伐军的后援和国民政府的财政，能不引来反感和仇视吗？”
“再看看你们的农动。有点田产的都是土豪，穿长袍马褂者即为劣绅。事态由‘杀猪出谷’展到捉人游乡，很快，捕杀‘土豪劣绅’的事便频频生。据闻——呵呵，对又是据闻——毛择东的《湖南农动调查演讲》中就有提到：宁乡的刘昭，是农民间接打死的；醴陵的彭志蕃，益阳的周天爵、曹云，则正待‘审判土豪劣绅特别法庭’判罪处决。”
“还是农业社会，所以农村运动对政府财政的影响更大。那些‘土豪劣绅’是重要的纳税人，农民杀猪出谷、分田分地、逮捕残杀，使他们得到纳税能力；农民擅自宣布的一些法令，又严峻影响农村正常的经济运行。湖南的农民禁止粮食输出，结果使得乡村粮食贸易无法进行，众多粮贩，本来也是要按章纳税的，现在生意做不成，自然也就不再纳税。这样，各级政府财政危机实际更是愈演愈烈。”
“工农运动还严峻影响了北伐军心。两湖军队中的基层军官多为中、小地主出身，其父母亲戚遭工会、农会‘’，试问他们还有心思北伐吗？这样的北伐不正是革他们自己的命吗？据闻，更有甚者，如军一军之长何键这样的人物，他的父亲都被五花大绑游，拉着游街示众。国共如果还能合作下去，那才是滑天下之大稽呢？”
李大钊痛心道：“这些问题我们不是没有意识到。仲甫就很不赞成，他曾找李维汉多次谈话，要求李维汉采取措施限制工农运动的展，并在中央会议上间接指责农动过火、幼稚、动摇北伐军心。上个月，湖南党组织也进行‘洗会’，将一些行为不端的流氓无产者清出了农会。你那么多‘据闻’，当知李维汉是谁？”
吴安平想了想道：“哦，想起来了，是你们湘区委员会的记？”又摇摇头：“虽有改变，可惜为时已晚。”
他接着道：“况且你们内部对此也有争论。最最少，毛择东是支持农民斗争地主的，他的《湖南农动调查演讲》虽然很有争议，却得到了瞿秋白的支持。其实，斗争地主并非不行，比如西北也在斗，但需要分清对象、分清时机，如果一窝乱斗，反倒是坏了大事，混乱了社会。”
李大钊叹气道：“农动究竟怎么搞，开始谁也不知道，苏联的同志也不清楚，只以为把过去的制度全部推翻就是。结果形成在这场农村的大风暴中，不可避免出现了一些‘左’的偏差，诸如擅自捕人游乡、随便罚款打人、以至就地处决、驱逐出境、强迫剪、砸佛像和祖宗牌位，等等全都涌现出来。”
“其实你们这么搞，农民也不一定支持。”吴安平跟着说道：“就拿赣城来”
“赣城的事你也清楚？”
“据闻，据闻嘛。”
“好，你就说说看。”
“据闻，你们那位陈赞贤烈士，将洋货、绸缎、布店店员的工资仿照钱业店员，同样突然增加到了原薪的十四倍。钱业、洋货、绸缎店主资本雄厚，店员不多，还可负担，但是布匹资本少，店员多，与农民联系广，薪资骤增后，随之而来的就是布匹涨价，这自然引起农民的不满。连你们省委也没有说服他，他的牺牲不能不说种因于此呀。”
李大钊道：“这确实是惨痛的教训。陈赞贤不听党中央劝告，私自回到赣州，不但招致了他自己的牺牲，还导致是党在赣南的组织联系全部遭到了破坏，诸多工作全部垮台，丧失之大触目惊心。”
吴安平道：“你们当初大概认为，这样做会得到人民普遍拥护，但实际却未必如此。话句话来说，要清党分共，未必就会真的陷于孤立，其区别与贵党的政策主张，其实不仅能够得到相当部分军人支持，同样也具有相当的社会基础和群众基础，足以与贵党抗衡。”
李大钊道：“这何以见得？”
吴安平边思索边道：“两湖不说，尤其在江西、福建、安徽、浙江等省，虽然贵党和左派影响着相当一批工农群众，并掌握着省市一级的党部，但工农运动中出现的种种过激行为，却在倾向平和、渴望安定的社会中间阶层中，已经形成很大的恐慌。这些人可能原先也向往，但此刻却已明显转度，产生了沿袭旧体制和旧秩序的维稳心态。”
“尤其是那些恐惧激进的社会中上阶层，对于各地方的工人、店员和农民群众，凡与工会农会不合者，他们都在积极予以扶植。纵使找不到合适的扶植对象，他们也会找到青红帮组织伪造工会团体，与工会农会组织相对抗。”
“在许多地方，你们应该已经觉，一些工人、店员以至是青红帮成员，竟然在众目睽睽之下，冲击贵党和左派领导的党部、工会等机关团体，以至大打出手，引了许多流血冲突。”
李大钊应道：“你确实神通广大，或者说耳目众多。这些事确实已经在一些地方生，而且有愈演愈烈之势。不过，我们和的同志，已经注意到了这些现象，并且采取了一些改进措施，相信会起到缓和局面的作用。若说，凭以上这些，你就能断定国共即将分裂、大必将失败，只怕还是过于武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