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幕1925 卷二 甘陕鏖兵 一九一章 谁都得晕(4)

作者 : 吴安平

一九一章谁都得晕(4)

在这时期的,北伐战争既是最重要的军事事件,也是最重要的政治事件。解放军在西北的兴起,虽然意义也很严峻,但与国民军北伐相比,影响力其实要稍逊一筹。同无数国人一样,吴安平也不断在密切关注军的北伐进展。

李大钊既然问他的看法,他便斩钉截铁道:“国共分裂在即,北伐已无力为继,无论再做什么努力,大失败都必成定局。其实看法不看法的,都已经是过去式了。”

李大钊明知吴安平又在故作危言,仍忍不住惊骇道:“你从何得出这一结论?”虽然已经意识到局势堪危,但究竟会有什么变化,会朝什么方向展,却是谁也看不透说不清。

吴安平故作轻松道:“这不是明摆着的事吗?”

李大钊并不满意吴安平这种态度,但看了看身边那三个纸箱,却又觉得他有可能真觉了什么征兆,便道:“安平,你最好把话说清楚。”他见吴安平点了点头,却又回身从角落拖出一个纸箱,便有些惊心,忍不住道:“这也有资料?”

吴安平先是一愣,随即卖了个关子,只是笑道:“先生待会就知道了。”

“也好。你继续说,怎么就看出国共分裂在即,北伐无以为继?”李大钊还是忍不住看了那新出现的箱子几眼。

吴安平边从箱子里挑拣资料,边随口问道:“先生对蔡元培蔡先生应该很熟悉?”

李大钊悄然一怔,然后道:“自然很熟悉。我和仲甫当初能进北大,就是鹤卿先生一力支持的。”

吴安平头也不回道:“先生可否说一说,蔡先生为人如何?”

李大钊知他必有意图,便认真回道:“鹤卿先生个性忠厚,对人友善,处事接物恬淡从容,平时很少轻易动怒,自是很受钦敬。”

吴安平又问:“蔡先生是元老,李先生是领袖,两位先生平日可有仇怨?”

李大钊惊道:“何以有此一问?”

吴安平不答,反敦促道:“有何恩怨,先生直说就是。”

李大钊奇怪地看他一眼,想都没想便回应道:“虽然我与鹤卿先生分属国共两党,但相处甚笃,并无任何仇怨。实际鹤卿先生算是一位‘好好先生’,从来与人为善,学识人品都为众人敬重,本就很难找到与他有怨的人。”

吴安平冷眼道:“是吗?那为何蔡先生会一意,妄动无明呢?”说着,他将挑出几份资料递给李大钊,然后注释道:“你看到的这几份资料,是最近一段时间,央监察委员会的部分成员,在上海举行的一系列密会的会议记录。这些密会的议题只有一个,就是策划如何清党分共,而蔡先生,就是这一系列密会的主席。”

“这怎么可能?”李大钊惊叫道。他快翻看那几份资料,越看越是心惊,却又知吴安平没必要造假,终究满头冷汗,忍不住失色道:“这是为何?这是为何?鹤卿先生怎会做这种事?”

吴安平冷眼旁观,这时插话道:“先生可是以为这是蔡元培先生一时糊涂所致?”

李大钊失神道:“这些言虽与鹤卿先生一贯平和的语气不符,但条理清楚,不难分辨正是他的风格,想必不会是什么一时糊涂。”

吴安平接着问道:“那先生可知,蔡元培为何对如此多不满,又如此大火气?”

李大钊茫然对着吴安平道:“莫非你知?”

吴安平点点头道:“略能猜出一二。”

李大钊急切道:“那快”

吴安平不再兜圈子:“半个月前,吴稚晖曾与贵党领袖陈独秀见面,当时他有询问:在中国实行列宁式需要多少年?陈独秀回答:二十年。据闻共产国际对中国曾有‘二次’的论述,说是要先实现资产阶级,然后再实行无产阶级,以夺取全国政权,以这样看,二十年其实也不算多长。”

李大钊见吴安平不断看着他,便硬着头皮道:“是有这么回事,不过,仲甫后来已对吴稚晖做了注释,难道他竟耿耿于怀?”

吴安平大笑道:“换做先生,先生能不耿耿于怀?”见李大钊默然不答,他又接着刚才说道:“吴稚晖事后找到李石曾和蔡元培,怒气冲冲转述了陈独秀的话,结果李石曾最是慷慨激昂,而蔡元培也很愤愤不平。不过,这并非蔡先生转变立场的间接原因。”

“那还有何事?”

“蔡先生虽然提倡思想自由、学术自由,对各种理论都能够兼容,但绝非毫无主见之人,实际他有自己坚定的原则,在原则面前,他一直不肯妥协不肯附和。在政治立场上,也是如此。从维护的大局出,他要反对;从自由价值观出,他也不赞成以打土豪、分田地为特征的阶级斗争。这就是蔡先生在‘清党’之事上如此积极的根本原因。”

“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却是孙中山先生提倡的的三大政策。对此,鹤卿先生不断是表示支持的。”

“先前支持,此刻未必支持。就算孙中山在世,这三大政策现在也未必就能继续下去。”

“你此言何意?”

“举几个例子先生就清楚了。不过,还请先生别怪我轻率。”

“但说无妨”

“的西山会议派一贯,这且不谈,但先生可知,蒋介石这个人其实一开始却并未有之心。”

“蒋介石?难道‘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还不能说明问题?”

“诚然,这两件事蒋介石做得并不光彩,但我们不妨先梳理一下脉络。据闻——先生别小看这个据闻,一般我这样说,都是有所依据的——去年春天,蒋介石是想交出军权、远走莫斯科的,当时船票、护照、行李都已准备好,他人也上了车。”

“那时候,右派认为他是赤色分子,左派又认为他是新军阀,两边都要打倒他,各种攻击他的言论满天飞。先不说‘中山舰事件’内情如何,但现实是,当时就连身份远不如蒋介石的李之龙,都能够限定蒋介石在三个月之内把广东所有工厂收归国有,否则就有权以‘叛变罪’枪毙他。”

“不说忍辱负重,但实际蒋介石确实只能夹起尾巴做人,时不时地骂几句西山会议派,再高呼几声‘中俄同志团结万岁’、‘为而死’,这样才能避免被人抓住小辫子,才能坐稳他的位置。当然,权力是需要制约,但一党领袖受制到这种地步,先生以为蒋介石甘不甘心,会不会有怨念?”吴安平问道。

李大钊态度坚定道:“正如你所说,权力是需要制约的,我们追求的是政治,而不是。”

吴安平也不反驳,笑了笑又道:“还有,蒋介石虽手握重兵,但从当时的军事体制来说,他其实很难掌握嫡系的第一军。按照规定,没有党代表的签名,他的命令就不能生效,而且党代表以至有权先斩后奏,有权监督同级军事主官。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当时控制央党部和军事委员会的,应该是苏俄顾问季山嘉和汪精卫,蒋介石虽只不过是个委员。”

“凭心而论,‘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之后,蒋介石虽当主席和军委主席,但当时除了整理党务、收缴工人枪支、命令员退出第一军以外,并没有做更多的小动作,被捕的李之龙等人不久也得到了释放。换位思考,如果实力强,实行国共合作,先生能答应让员在各级党组织的委员人数能够过三分之一,并能够担任中央各部部长,潜伏在内部的地下党及其工作方针也都能够保密,这样的合作条件吗?”

“这有何不能”李大钊斩钉截铁道。

吴安平没想到李大钊这样说,只得道:“此时先生这样想,但真到彼时,却不一定会赞同这样做。”他并不以为李大钊说谎,终究弱势一方的平等,与强势一方的平等,其实是两个概念,强弱易位大概观念就有变化,但并不能说此时此刻,他的言语就不真诚。

略过此节,吴安平又说道:“对工农运动的看法,更是促使蒋介石转变的一大动因。这方面我要说,正是贵党过于强调阶级斗争,忽略了实际,才间接导致出现了这样不可收拾的局面。在湖南看周都是轰轰烈烈的,农民要分田,工人要加薪,不答应就把土豪劣绅游街示众,直到枪毙。”

“《湖南民报》公开宣称:土豪劣绅的地位,从农协成立之日起就宣布了死刑而贵党的易礼容委员,更是第一次提出了‘有土皆豪,无绅不劣’的口号。就这样,冲突愈演愈烈,更可笑的是,斗地主不但斗到了军官兵的家里,抓反以至抓到了大员的头上。试问,这种情况下,北伐还如何继续,国共又怎能不分裂?”

“这些情况虽有,但绝无你说得这般严峻,何况我们已经一再纠正。”李大钊反驳说。

吴安平先是点头,后又摇头道:“可惜的是,贵党中央其实已经控制不住局面。”

“看看你们的工人运功。据我所知,赣州店员工会就有明确章程规定:店铺主人必须每年准许店员有至少三个月探亲假;凡本会会员月薪应增加三至四倍;店员做满一年应享有店铺十分之二的分红等。似乎还嫌这样的权益要求不够激进,鲍罗廷以至提出了必须依靠痞子、流氓做‘先锋’的观点。先生想一想,这不是逼那些店铺倒闭吗?难道店铺一倒,店员反倒有权益了?”

“国民政府必须确保社会安定、经济生产正常运行,才能得到足够的税收,才能得到维持北伐的足够战费和维持地方军政的足够开支。但这样的工人运动,却间接要挟到了工厂的生产,致使百业凋敝,间接又危害到了北伐军的后援和国民政府的财政,能不引来反感和仇视吗?”

“再看看你们的农动。有点田产的都是土豪,穿长袍马褂者即为劣绅。事态由‘杀猪出谷’展到捉人游乡,很快,捕杀‘土豪劣绅’的事便频频生。据闻——呵呵,对又是据闻——毛择东的《湖南农动调查演讲》中就有提到:宁乡的刘昭,是农民间接打死的;醴陵的彭志蕃,益阳的周天爵、曹云,则正待‘审判土豪劣绅特别法庭’判罪处决。”

“还是农业社会,所以农村运动对政府财政的影响更大。那些‘土豪劣绅’是重要的纳税人,农民杀猪出谷、分田分地、逮捕残杀,使他们得到纳税能力;农民擅自宣布的一些法令,又严峻影响农村正常的经济运行。湖南的农民禁止粮食输出,结果使得乡村粮食贸易无法进行,众多粮贩,本来也是要按章纳税的,现在生意做不成,自然也就不再纳税。这样,各级政府财政危机实际更是愈演愈烈。”

“工农运动还严峻影响了北伐军心。两湖军队中的基层军官多为中、小地主出身,其父母亲戚遭工会、农会‘’,试问他们还有心思北伐吗?这样的北伐不正是革他们自己的命吗?据闻,更有甚者,如军一军之长何键这样的人物,他的父亲都被五花大绑游,拉着游街示众。国共如果还能合作下去,那才是滑天下之大稽呢?”

李大钊痛心道:“这些问题我们不是没有意识到。仲甫就很不赞成,他曾找李维汉多次谈话,要求李维汉采取措施限制工农运动的展,并在中央会议上间接指责农动过火、幼稚、动摇北伐军心。上个月,湖南党组织也进行‘洗会’,将一些行为不端的流氓无产者清出了农会。你那么多‘据闻’,当知李维汉是谁?”

吴安平想了想道:“哦,想起来了,是你们湘区委员会的记?”又摇摇头:“虽有改变,可惜为时已晚。”

他接着道:“况且你们内部对此也有争论。最最少,毛择东是支持农民斗争地主的,他的《湖南农动调查演讲》虽然很有争议,却得到了瞿秋白的支持。其实,斗争地主并非不行,比如西北也在斗,但需要分清对象、分清时机,如果一窝乱斗,反倒是坏了大事,混乱了社会。”

李大钊叹气道:“农动究竟怎么搞,开始谁也不知道,苏联的同志也不清楚,只以为把过去的制度全部推翻就是。结果形成在这场农村的大风暴中,不可避免出现了一些‘左’的偏差,诸如擅自捕人游乡、随便罚款打人、以至就地处决、驱逐出境、强迫剪、砸佛像和祖宗牌位,等等全都涌现出来。”

“其实你们这么搞,农民也不一定支持。”吴安平跟着说道:“就拿赣城来”

“赣城的事你也清楚?”

“据闻,据闻嘛。”

“好,你就说说看。”

“据闻,你们那位陈赞贤烈士,将洋货、绸缎、布店店员的工资仿照钱业店员,同样突然增加到了原薪的十四倍。钱业、洋货、绸缎店主资本雄厚,店员不多,还可负担,但是布匹资本少,店员多,与农民联系广,薪资骤增后,随之而来的就是布匹涨价,这自然引起农民的不满。连你们省委也没有说服他,他的牺牲不能不说种因于此呀。”

李大钊道:“这确实是惨痛的教训。陈赞贤不听党中央劝告,私自回到赣州,不但招致了他自己的牺牲,还导致是党在赣南的组织联系全部遭到了破坏,诸多工作全部垮台,丧失之大触目惊心。”

吴安平道:“你们当初大概认为,这样做会得到人民普遍拥护,但实际却未必如此。话句话来说,要清党分共,未必就会真的陷于孤立,其区别与贵党的政策主张,其实不仅能够得到相当部分军人支持,同样也具有相当的社会基础和群众基础,足以与贵党抗衡。”

李大钊道:“这何以见得?”

吴安平边思索边道:“两湖不说,尤其在江西、福建、安徽、浙江等省,虽然贵党和左派影响着相当一批工农群众,并掌握着省市一级的党部,但工农运动中出现的种种过激行为,却在倾向平和、渴望安定的社会中间阶层中,已经形成很大的恐慌。这些人可能原先也向往,但此刻却已明显转度,产生了沿袭旧体制和旧秩序的维稳心态。”

“尤其是那些恐惧激进的社会中上阶层,对于各地方的工人、店员和农民群众,凡与工会农会不合者,他们都在积极予以扶植。纵使找不到合适的扶植对象,他们也会找到青红帮组织伪造工会团体,与工会农会组织相对抗。”

“在许多地方,你们应该已经觉,一些工人、店员以至是青红帮成员,竟然在众目睽睽之下,冲击贵党和左派领导的党部、工会等机关团体,以至大打出手,引了许多流血冲突。”

李大钊应道:“你确实神通广大,或者说耳目众多。这些事确实已经在一些地方生,而且有愈演愈烈之势。不过,我们和的同志,已经注意到了这些现象,并且采取了一些改进措施,相信会起到缓和局面的作用。若说,凭以上这些,你就能断定国共即将分裂、大必将失败,只怕还是过于武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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