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海松进了院门，走进第一进院落，总部第四局局长杜义德、科长欧阳毅、秦基伟过来和他相互见礼后，一起进入办公室，看着后世的三位开国中将也在看着他，等他指示，连忙提出了自己的一些见解：“真实可靠的情报是指挥员准确把握战场形势、做出正确兵力、火力部署的基础，必须高度重视，你们要加大人员配置和专业训练。
当前我军在河西的作战已经基本结束，由于我们部队南方人多，口音很难隐蔽身份，因此给获取情报带来了很大的困难。我可以把独立师侦察连交给你们指挥，他们已经和马家军俘虏一起生活了十来天，能说青海话和临夏话，一些重点方向的侦察任务可以安排他们执行。
我们要有长远的目标，不能只盯着眼前的马家军。华北抗日迫在眉睫，我军出兵是迟早的事，以蒋介石的一贯做法，我们一定会被推到华北最前线。我们要在那里战斗，首先要能生存，就要有当地人的理解支持帮助，通过他们建立一些情报据点，以合法身份长期驻扎、接应人员、获取有价值的情报、筹措物资。
你们要从现在开始着手布局，从军中、从张掖、从马家军中寻找华北地区的当地人或与当地人有关系的人，由他们介绍我们有经验受过情报训练的同志提前进入山西、河北、绥远、察哈尔、热河、北平、天津潜伏，甚至于东北也要有所安排，以备将来作战之需。
另外，我们俘虏的马禄、滚柯环觉都是我们可以利用的关系。马禄年轻时在绥远的归绥、包头地区混迹多年，人脉宽广。滚柯环觉是青海蒙古族，与绥远、察哈尔的旗主王子联系密切，我们要通过他们了解那里的情况，凭借他们的介绍，打进那些地区。
情报部门还要训练一批懂日语、军政素质过硬、头脑灵活的同志深入敌后搜集情报、执行一些暗杀、破坏、爆破等高级别任务，震慑敌军。
我先想到这些，都很重要，应立即制定计划，开始准备，日军留给我们准备的时间不多了。张掖城里有山西会馆，还有一家宝兴货栈，来自山西，绥远也有分支，可以利用，通过他们再发展新的关系，不断扩大华北的情报网。”
丢下三个匪夷所思的情报负责人，让他们自己慢慢理解、消化、模索去吧。战时发挥了巨大作用的军事情报局就这样不经意间匆忙诞生了，让数十年后的人大为感叹。
陈海松走进对面厢房独立师电台室，看电台接收到的敌人明码发送的通讯汇总：
甘肃绥署运送的作战物资已到武威，2月3日可抵达张掖。
骑五师参谋处处长王达三、副官处处长马克俭、军需处处长李培青、军械处处长马海仁等押送一批粮食弹药军饷前来张掖慰问当地军民已经启程。
青海一百师参谋长马骥、参谋处长马寿昌押送一批粮食、肉食、弹药前来张掖慰问战区军民。
宁夏省主席马鸿逵派部下运送粮食、药品等来到武威。
蒋总裁嘉奖一百师围歼匪五军特发犒赏20万元已运抵兰州，马长官命令全部解往张掖。
西安绥署主任顾祝同支援河西战役武器弹药药品已抵兰州即将起运等等。
陈海松看在眼里乐在心上，真是好消息呀，正发愁军饷、弹药、药品不够，这就有人送来了，看来可以过个好年了。必须抢先占领山丹，就地截取，武器弹药不必往张掖送了，将来东去直接拉走。
陈海松带着愉快的心情来到第二进院子。在东厢房见到了一局局长郭天民，科长：吕黎平、潘童，一起来到西厢房见过西路军参谋长李卓然，又叫来张振宇、刘钢，共同开始细化各战场的作战方案。刘钢介绍了独立师制定的作战计划，已经很细致，大家对照地图进行了兵力对比、时间测算、物资需求等，同意了这个计划，为防止西边甘青通道堵口任务的部队受到两面夹击而导致战役失败，决定从总部警卫团调出一个营的兵力支援独立师一团，使其兵力达到2000人以上。
陈海松命令立即通知南下西进部队抓紧集结，领受任务，下午一团就打着手枪团旗号向西发展，以占领扁都口西侧谷口为目标，扫清沿路民团。独立师师直部队打着辎重部队旗号向南发展，以占领山丹县城为目标。
二团发挥骑兵机动优势在临泽高台之间实施骚扰，可相机对敌步兵599团发动突袭，一击即走，防止被围。逐步进占高台，并在高台临泽之间祁连山与黑河最狭窄处何家庄附近设置阻击阵地，防敌北逃。
随后又一起研究四局提供的预设决战战场的地形报告，分析决战地域选择的各种可能性和各自的利弊。对如何继续蒙蔽调动敌人，掩护主力部队休整，如何逐步削弱敌人技术优势，保障敌军基本物资供应等细节问题做出具体安排。
李卓然打发其他人分头办事，请陈海松坐在自己身边，拉着比自己小15岁的陈海松的手客气地说：“海松，你是知道我的，我过去一直是做政治工作的，对军事远没有你精通，中央虽然任命我为参谋长，只是让我为你保驾护航的，你不要有顾忌，放开手脚，大胆决策。决战成功与否，事关西路军的前途和命运，中央对你寄予厚望呀。”
陈海松知道眼前这位可是党内的大人物。参加过五四学生运动，1920年和周恩来、赵世炎、王若飞等赴法勤工俭学，1922年夏加入旅欧中国少年，1923年转为正式党员，1926年与傅钟、邓老等赴苏联留学，1929年从苏联回国，1930年秋调中央苏区工作，曾任办公室主任、中央红军总政宣传部长、红三军、红四军及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等职。
长征时李卓然出任红五军团政委，参加遵义会议，痛斥错误路线，要求撤换领导，和其他同志一起推选同志领导红军继续北上抗日。一四方面军四川会师后，奉命和叶剑英等同志一起到四方面军工作，出任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成立西路军后，任政治部主任。
在后世历史中，西路军失败后，李卓然与率领突围而出的残部向新疆转移，任西路军工委书记。回到延安后，任总政宣传部长，后来一直在西北局主管宣传工作。解放后，任中宣部副部长，接替担任马列学院（中央党校）院长。因患高血压被苏联专家做出‘估计只能活五年’的结论，主动辞去院长职务，逐渐淡出人们视野，直到1989年，以90高龄病逝。
面对着亲身经历过我党所有重大历史事件，从不以功臣自居，对各种无端指责一笑置之的淡泊名利、襟怀坦白的长者，陈海松连忙说：“参谋长你太谦虚了，你参加革命早，经过的战阵多，论学识、论经验都是我的老师，能在你手下任职是我向你学习的好机会，请你一定多加指导。”
“咱们也别互相恭维了。那天听了你的讲述，对你的作战方式很感兴趣，你是怎么想到要那样做的呢？这不像四方面军的传统战法呀？”
“参谋长，在鄂豫皖根据地创建阶段，徐总指挥采取诱敌深入、运动中攻击分散孤立之敌、穿插偷袭、近战夜战等战术带领我们取得了很多胜利，红四方面军其实也是在游击战和运动战中成长壮大的。我30年入伍就一直受这种作战方式的熏陶，并通过参加这样的战斗学会了游击战、运动战。直到32年张主席来了以后才很少或很小规模使用运动战，在李特的策划下，组织的都是军师级攻坚或阵地防御的战斗，带来了巨大的伤亡，导致我们丢掉了鄂豫皖。
突围进入陕西、四川以后要扩红、要发展根据地，把获得敌人作战物资看得更重要一些，所以采用的还是大兵团作战方式。比如反刘湘六路围攻时，五个军全部上阵，在几百里的战线上占据要点，寸土不让，战火连天。反攻时也是全军压上，紧追不舍，一口气打了11个月，场面宏大、虽然我们自身也付出了伤亡近3万的代价，但取得了毙伤俘敌六万，缴枪3万，炮百门的辉煌战果。因此慢慢地部队习惯了根据上级下达的任务在大兵团范围内去作战，不太擅长独立指挥本部队在敌后或外围配合主力作战。”
进入河西以来，由于地形狭长，部队分散在各寨堡固守，被敌骑兵机动性限制，更是无法进行运动战游击战。古浪失利后，永凉地区我们也损失很大，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思考和观察，我才意识到我们的被动局面在于保守的阵地防御战略，要改变被动局面就必须像鄂豫皖苏区创建时期那样运动到敌后，通过运动战游击战打击敌人的运输线和指挥部，掐断敌人的粮食弹药供应，让敌人群龙无首。有了这样的想法，再加上出去执行救援任务，就大胆尝试了一次，没想到，敌人后方还真是空虚薄弱，战场组织混乱，漏洞很多，我们才得以取得了较大战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