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是一个动乱的年代，也是一个思想活跃的时代。新兴门阀士夫阶层社会生存处境极为险恶，同时其人格思想行为又极为自信风liu萧散、不滞于物、不拘礼节。士人们多独立特行，又颇喜雅集。正是在这个时代，士夫们创造了影响后世的文人书法标杆，奉献了令人模范景仰的书圣。“竹林七贤”，即阮籍、嵇康、山涛、刘伶、阮咸、向秀、王戎，在生活上不拘礼法，常聚于林中喝酒纵歌，清静无为，洒月兑倜傥，他们代表的“魏晋风度”得到后来许多知识分子的赞赏。
魏晋风度，在很多人看来，是一种真正的名士风范，所谓是真名士自风liu，由正始才俊何晏、王弼到竹林名士嵇康、阮籍，中朝隽秀王衍、乐广至江左领袖王导、谢安，莫不是清峻通月兑，表现出的那一派“烟云水气”而又“风liu自赏”的气度，几追仙姿，为后世景仰。
魏晋风度作为当时的士族意识形态的一种人格表现，成为当时的审美理想。风liu名士们崇尚自然、超然物外，率真任诞而风liu自赏。晋朝屡以历部尚书请官王右军，但遭屡拒绝。我想，正是因为精神的超俗，“托杯玄胜，远咏庄老”、“以清淡为经济”，喜好饮酒，不务世事，以隐逸为高等这样的人事哲学观，才能造就那传奇的《兰亭序》。
然而，魏晋风度为什么在历代每每遭贬，究其原因，大略是这帮名士们饮酒过度，醉生梦死；再就是放达出格，有悖常理，另就是清谈误国。据传说“竹林七贤”之一的刘伶，纵酒佯狂，经常是抬棺狂饮，且身上一丝不挂于屋中，人见均嗤之，他却反唇相讥：“我以天地为房屋，以房屋为衣裤，你们干吗要钻到我裤裆里来呢？”这些名士们为求长生而炼丹服药，穿衣喜宽袍大袖且经久不洗，故而多虱，因而“扪虱而谈”，在当时是件很高雅的举动。
其实以魏晋风度为开端的儒道互补的士大夫精神，从根本上奠定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基础，影响的相当深远。可是，魏晋风度的所及，也带来了弊端，许多人赶时髦，心情也并非嵇康、阮籍似的沉重，却也学他们的放达。其实现在年轻人作为对人生的爱恋，自我的发现与肯定，与东汉末以魏晋风度的价值观念是一脉相承的。而现在年轻人在追求行止姿容的漂亮俊逸个性上，又和魏晋风度的美学观相辅相成。
——————
魏晋风度（清谈之风)
“孔融死而士气灰，嵇康死而清议绝”，王夫之说这话时，一眼就看出曹操为儿子曹丕、司马昭为儿子司马炎在知识分子中各杀了一只骇“猴”的“鸡”。魏晋文坛，便没有了文人的噪音；魏晋风度，第一眼便是血染的风采。
争势篡位，司马氏父子杀“鸡”要来得更为爽利，司马懿宰了何晏，司马师宰了夏侯玄，使正始之音断了两根弦。至于前前后后而遭殒命的其他著名文人，李泽厚、余秋雨都曾列过清单加以追悼。原来篡位者竟是这么振振有词，原来杀人者真是这般有恃无恐！信仰失落的痛苦和官方压抑的恐怖，致使魏晋文人一边精心避祸，一边强行理解，仓猝之间行为乖张，出现了种种独特的风度。
魏晋风度究竟是什么？是春秋战国后第一个分裂期知识分子被迫依附某个政治集团的散漫心境；是独尊儒术后儒术又不值钱因而“援老入儒”的尴尬处境；是哲学讨论日常化的大众情境。清谈、吃药和喝酒，组成了风度中的风度。
清谈高手分五期：建安七子、正始名士、竹林七贤、王谢世家、桃源陶令。“同志”一词最初使用于东汉末年，可见当时的文人对著名的东汉宦祸是何等的同仇敌忾，这种传统也使魏晋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不文人相轻的时代。可是，政治是不甘仁慈的，建安七子的头把交椅孔融就是死于多嘴，于是正始名士转而清谈不涉及时事的老庄哲学，何晏、王弼还以“无”字对宇宙的追问开辟了本体论的哲学天地。但何晏是不该带头吃“五石散”的，越吃越精神，越精神越多嘴，随后竹林七贤接班清谈，且一齐喝酒，嵇康还独个儿坚决吃药，结果被鲁迅先生一语道破了天机：加夏侯玄在内吃药的三个都被杀，只喝酒的阮籍混过去了。
窃想，药使人死，酒使人活，无非因为药越吃越笔挺，酒越喝越摇晃，正的都得杀，歪的才留下。嵇康的白纸黑字是《与山巨源绝交书》，阮籍不与司马氏谈婚论嫁是因为连续醉了两个月：正的杀以示严厉，歪的留以示宽宏，司马昭的两手，不亚于曹阿瞒的两手。精通文史哲、会耕地施肥、开处方、打铁的嵇康，就这样弹完了人世间最后一曲《广陵散》。第四代清谈核心是谢安。倘若说，起初阮籍们是为了避政治而清谈，那么清谈爱好者发展到晋简文帝后，清谈反而相当于现代的文凭吃香了，成了晋人攀升的依据，著名的王导谢安就是因为清谈而成名而当官的。
当然，满肚子淝水战略的谢安是一贯抵制“清谈误国”的说法的，那些真正的清谈名士本质上是更为务实的。魏晋风度的极致，是陶渊明提出桃花源的设想。知识分子是社会上信仰最为虔诚的一群，即使政治逼迫他们放浪形骸，他们骨子里也不敢忘掉忧国，陶渊明“归去来兮”最后还是充满政治热情地留下了桃源情结。
魏晋风度其实是一种人格范式，清谈巩固其志气，药与酒陶冶其趣味，而名人效应之下，清谈、药与酒渐渐在魏晋社会流行起来了。但是，流行性正是纯品格的终结，千秋而下，高谈阔论不绝，觥筹交错不止，风度却只能是魏晋的风度了。
“魏晋风度”一词实出自鲁迅那场著名的演讲。晋人在我们印象里轻裘缓带，不鞋而屐。他们“简约云澹，超然绝俗”。那种名士风范确实是真名士自风liu，由正始才俊何晏、王弼到竹林名士嵇康、阮籍，中朝隽秀王衍、乐广至于江左领袖王导、谢安，莫不是清峻通月兑，表现出的那一派“烟云水气”而又“风liu自赏”的气度，几追仙姿，为后世景仰。正如曹操所说“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这种对生死存亡的重视和哀伤，对人生短促的感慨，弥漫了整个魏晋的天空，当是时“悲凉之雾，遍被华林”（鲁迅）。魏晋时代长期的战乱，离愁，太轻易的生离死别，妻离子散让他们意识到生命的短暂和可贵。所以当他们意识到生命的长度不可以增加时，他们只能选择拓展生命的宽度。这时节，各种张扬的，个性的，甚至夸张的生命个体被重视，被渲染，被接受。《世说新语》可以说是这个时代风度的最好画像。
在这里，即刻的感受超乎一切，人们在这一分钟里颖悟，超月兑，放纵，这一分钟里世界只剩下自己。一切都直逼本心，超然物外。令人叹服。这个时候的追求感观，心灵享受绝非堕落*，而是一种自觉高尚情趣的体现。窃以为中国文化史上颇具一格的世大夫文化便发轫于此。就像山水画一样，我们的士大夫空灵而隽逸。
生命在这里开的绚烂之极，光耀千古。中国文化史上鲜有如此放旷自然的生命，错过魏晋，儒，释，道，各自成型，中国的文人们再不用效穷途之哭。错过魏晋，经世匡政重走正道，中国诗篇里再也没有陶潜悠然ju花香。错过魏晋，义理成风，规矩长存，中国名士们再也不敢纵酒狂歌，散发山阿，白眼向权贵，折齿为美人。这一切都如千余年前在洛阳东市刑场上，嵇康奏响的广陵散一样，都是千古绝响！
那为一杯酒放弃生后名的率真，闻美人殁而往吊之的坦荡，果形体而法自然的放浪，一任狂澜既倒宠辱不惊的淡定，是处不拘小节的自然，处世维艰幽默对之的旷达。这一切的至情至性无不让我们深深震撼和景仰。这就是魏晋风度。
魏晋风度的分期
1．正始时期。
以王弼（226－249）、何晏（190－249）为代表。
“魏正始中，何晏、王弼等祖述老庄，立论以为天地万物皆以无为为本……”。
“贵无”思想，认为老不及圣，圣人未必无情，体用如一，本末不二。调和儒道即明教与自然。
2．竹林时期
以嵇康（223－262）和阮籍（210－263）、向秀（227－280）为代表。（嵇康、阮籍、山涛、王戎、向秀、刘伶、阮咸）
“越名教而任自然”，认为名教与自然未必相和，故崇无崇无，反对名教。
“默然从道，怀忠抱义，而不觉其所以然。”——嵇康《声无哀乐论》
“聊以娱无为之心，而逍遥于一世。”——阮籍《达庄论》
“以无为用，不以人物为事”——阮籍《大人先生传》
3．元康时期
以裴頠（263－300）、郭象（约252～312）为代表
“贱有则必外形，外形则必遗制，遗制则必忽防，忽防则必忘礼。礼制弗存，则无以为政也。”——裴《崇有》
郭象的“内圣外王之道”，明教与自然不分，或说，本无所谓的明教与自然之分，天地万物乃至人事，不过一“自然”耳。自然即是性、命，故应“无待”、“适性”。
“命也者，言物皆自然无为之者也。”——王《大宗师注》
“天性所受，各有本分，不可逃，亦不可加。”——王《养生主注》
“凡所谓天，皆明不为而自然。言自然则自然矣，人安能故有此自然哉？自然者，故曰性。”——王《山木注》
“圣人虽在庙堂之上，其心无异于山林之中”、“终日挥形而神奇无变”——王《大宗师注》
圣人可以“戴黄屋，配玉玺”、“历山川，同民事”而无改其为圣人者。
“夫大小虽殊，而放于自得之场，则物任其性，事称其能，各当其分，逍遥一也。”——王《逍遥游注》
魏晋玄学至郭象以至极致。
4．东晋时期
以道安、张湛为代表。张湛：“群有以至虚为宗，万品以终灭为验。”——《例子注》
魏晋风度与佛教的关系
佛教自东汉明帝（58－75年）时传入中国。佛教于东汉方兴之时，所谓术士养生之道，与道教的道术颇和。此间，大乘、小乘都已传入并有所发展。名僧多宗大乘。
“阿罗汉者，能飞行变化，旷劫寿命，住动天地”
“学道之人，去心垢染，行即清静矣。——《四十二章经》
魏晋南北朝僧侣多好老庄，议论时多以老庄解佛理或以佛教解老庄。此时的名僧亦是名士，于佛于道，颇入其微。此间名僧以支盾、慧远、僧肇、僧璨为代表。
1．心无义。
“心无者，无心于万物未尝无。此得在于神静，失在于物虚。”——僧肈《不真空论》（破三家之说：本无、心无、即色）
2．即色义。
“夫色之性也，色不自有，虽色而空。故曰色即为空，色复异空。”——支遁
3．本无义。
“无在元化之先，空为众形之始，故称本无。”——昙济《六家七宗论》
4．不真空义。
僧肈的《不真空论》，其主旨于印度的般若学颇近。“非有非无”，即有即无，“不落二边”。物无自性，皆随姻缘生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