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叔沉吟片刻，笑了，他端起杯子，说：“大光，喝酒，周五了，身心愉快！我这次调副书记，这个还得感谢你。我一直做组织工作，对经济、城建上的事了解不多，所以很难发言。你是中央候委，是徙阳市党、政班子的核心，大家都是要团结在你身边的，我也是这个态度。至于你说让我协助你抓地铁，人的事还好办一些，项目我恐怕承担不起来，不是别的，是不懂，而这个项目要求又急，我怕耽误你的事。地铁的问题，焦点还是投资，初步投资就要400亿，配套资金大概也差不多这个数。财政拿不出钱来，中央一暂停审批，银行贷款、外资这两条路也走不通了。大光，投资问题怎么解决？”
刘书记捻着酒杯，半晌不语。然后他说：“有人说我GDP狂，我不否认，我是很看重GDP！GDP不光是我刘大光的业绩，是全徙阳市的业绩，GDP上去了，中央才会重视你，才会得到中央更多的转移支付，才会拉动地方的经济增长。现在不是这么个局面吗？投资问题，世文啊，改革开放这么多年了，老的财政观念要变一变了。不要一讲项目，就是有多少钱办多少事，就是投入产出、回收期。投资可以解决，问题是要解放思想，要动态地去分析！你们说投资回收需要三十年，这是静态的，票价能三十年不变吗？地下商城，地上地产开发、广告、这都是有收入的！”说这个话的时候，他有些愤愤不平。
三叔斟酌了一下，说：“大光，你确实很有现代眼光，这是我们要学习的。”
三叔和刘书记谈这些的时候，其他人都默默地无言。刘书记忽然发现了我，他诧异地问道：“这位女同志是？”
我赶快站起来，说：“刘书记，我叫袁小山，是沃顿咨询公司的部门经理，我给朔方重工做招标代理。”
刘书记说：“哦，是这样的。你们继续喝吧，我还要去陪客人。”
说完这个话，他站起身，跟谁也不打招呼，旋风般地就走了！
这一幕景象给我的印象很深，半年后，刘大光出事，我回想起来，突然感悟到，那时他很焦虑，焦虑的情绪无处不在。我才知道，他一直在安排一些事，但还未来得及布局好，就下台了。三叔后来叹息地说，大光这个人是很想干事的，也能干点事的，但他的权力太大，他抵御不住权力带给他的冲击。再一个就是，他没有后台，在中国的政坛上，没有后台是不行的，没有人保护他。
他后来意识到了这一点，他起初急于推动地铁项目，后来他变得不是那么急切了，因为他在等一个人的出现。后来这个人出现了，就是那天晚上他宴请的那个北京客人。她答应给他建立沟通北京的“管道”，条件是把徙阳市的地铁项目交给她干。但是，一切都晚了。她给他安排了一次重要会见，还没来得及见面，他就东窗事发，锒铛入狱。后来我听别人讲起这个故事的时候，就想起了那晚见到刘大光的情景，想起了他那茫然的眼神，不由得打了个寒噤。
刘书记走了之后，大家的情绪都有些低落，有一阵儿很沉默。后来戴总说了几句话，他说：“大光很难哪，去年他去美国访问时，途经夏威夷，没有请示中央，就去拜会了张学良。中央领导很不高兴。这件事一直没太处理好。”
顾主任接话说：“我在北京也听说了。地铁的事谁还敢给破例？可是刘书记竟然不觉察，一直还在催促！”
那一晚戴总很破费，花了5万多块钱，一瓶15年的茅台3700，两瓶拉菲堡2万4，菜也都是*。结账的时候我连客气一下都没敢，我兜里只揣了3000元钱。
晚上送三叔回家，三叔在车上一直沉默。我问：“三叔，刘书记话里话外是要你和他站到一起去，我都听出来了。你怎么办啊？”
三叔也没吭气。临下车的时候，他只交代了我一句：山山，今晚的事不要和别人说！
我？我闲的。我只是个普通人家的女儿，我既不懂政治，也没有自己的判断，我只想干好自己业务。
（上部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