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费，我有个想法”，金全余接着说，“我已经与公安局文局长沟通了，凶手作案动机就是冲动、泄愤、报复，虽然单纯，但在社会上反响较大。我想，上网通缉的逃犯不知什么时候能抓到，我们不能等了，要及时宣布案子告破，对社会有个交待，你琢磨一下，怎样利用媒体报道一下，但要讲究技巧，要把握火候。”
“行，这事由我亲自操作。”
“还有一件事，甄禹当科长四年多了，”金全余早已从组织部长那里模清了甄禹简历，“小伙子也有水平，你看提起来使用怎么样？”
“他本来就是宣传部的后备干部，现在该提拨了。”费一飞知道金全余使用甄禹这个“棋子”的用意，心里很高兴，这除了他与甄禹私下交好外，还有两个原因：一是曾经被批评的报道事件，一直让他心中不快，如今终于有个说法；二是他领导的宣传部又出干部了，部长能“争上食”，脸上有光。
“你看怎样使用甄禹好？”
“宣传部现在名义上有两个副部长，一个是盖承，兼精神文明办公室主任，一个是花茅，是挂名的副部长，他基本上坐在报社。甄禹有三个位置可以考虑：一是任副部长，二是精神文明办副主任，三是文体局副局长，我的想法最好是留在部里”。费飞虽然提出三个位子，但倾向意见是明确的。
“老费，我的想法与你不一样，我觉得报社领导力量有些弱，需要充实。这个部门的头头与其它部门不同，光有组织能力不行，还要有个人专长，也就是说笔头子得硬。那些文人都觉得自己有两下子，一般头头难以驾驭，花茅就是个实例，人称‘草包总编’，每天的编前会都开不明白，胡诌乱侃，连搞校对的都背过脸去笑，听说有一次审报样挑毛病，有个编辑当面顶他说：你就能把‘二百亩大豆’改成‘大豆二百亩’，改不改一个样！闹得他灰溜溜的，这样的总编怎么能办报呢？”
“金书记，看来什么事也瞒不过您呀！”费一飞企图用佩服的语气搪塞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