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路顺河而下，洪波涌起，运河两岸层林遍染，一派可供人吟咏一番的秋风萧瑟之景。
舟中的几个人在下人的服侍下刚刚用过了晚饭，正围坐在几案前品茗谈天。他们三个人都称得上是理学大家，不过所学途径却殊无相侔。曾国藩是笃守程、朱，这一点和沈淮一样，而孙瑞珍的理学则是由陆象山而来的王阳明之学。朱、陆各成门户，有名的“鹅湖之会”，彼此辨疑质难，各不相下；这天在秋风飒飒的行舟中，三个人分作两派，意气激昂，各自当仁不让，亦算不输于前贤。
曾国藩所致力的朱子之学，重在格物致知，以为“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格物就是穷物之理，以至于极，来扩充此心的知识，到一旦豁然贯通，‘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这就是所谓“穷理尽性”。
但陆象山的看法不同，他认为“心即理”，是一非二，此即为一个人与生俱来的“良知”。如果说一个人定要读书才会有良知；那么尧舜并不曾读书，何以成为圣贤？
发展到明朝的王阳明，本来也是信服朱元晦的学说的，从格物去致知，所格之物是院子里的一丛竹子，为何竹有节？为何竹长青？竹如何生笋？何以笋可食面竹不可食？竹叶又为何与树叶不同？这样格来格去，格不出一个名堂；而焦劳苦思，到了第七天上竟恹恹成病，很悲伤地在想，没有这大力量去格物，圣贤是做不到的了！
于是王阳明就想：圣人到了这步田地，除此以外，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这样想来想去想到半夜里，明月中天，寸心澄澈，忽然大悟，自己所做的事，就是圣人之道！自己心里就有良知；良知可以自致。不必经由格物去求。这比陆象山的学说更进了一步，而与朱元晦的道理，相距也就更远了。
但是，曾国藩不喜欢王阳明“致良知”的学说，另有缘故。王阳明的“致良知”的由来，近乎佛家的“顿悟”；他的《传习录》中，有“所机锋”的禅味。而曾国藩所讨厌的就是这一点禅味；因为在儒家看，那是异端！
“二公莫流于门户之见！”看两个人的争论有流于意气的迹象，沈淮赶忙劝阻：“照我看，二公的异处甚微，同处极多：第一，言必信，行必敬，皆不愧为真儒；第二，一片民胞物与之心，但求有利于民，不计个人荣辱安危，皆不愧为醇儒；第三，著书立说，力倡正学，皆不愧为大儒。”
曾国藩和孙瑞珍同时拱手一笑：“不敢，不敢。东川兄过奖了。”
争论了一番，两个人都暂时失去了说话的兴趣，座舱中静悄悄的，只有河上刮过的风声呼呼过耳，偶然有波涛拍打着船身，有节奏的声响让人昏昏欲睡。
“涤生兄，东川兄，此次办差，非比寻常……，”孙瑞珍又挑起了话题：“……我大清小民于江宁换约之事始终耿耿于怀，未有片刻或忘，此次若是英夷于行礼一节始终不肯低头的话，民怨沸腾还是小事，伤了皇上识人之明，老夫就万死不能尝其辜了。”
“英公之言大是。”沈淮用力点点头，大声附和到：“若是英使终究不肯于皇上之前低头的话，即使皇上有意允准其进京，我等身为臣子的，也当犯言直谏，一力抗阻。”
“嗯，东川兄所言不愧为谋国之议。老夫当忝为骥尾，与东川兄联名上奏。”孙瑞珍捻着短髯一笑，眼神从沈淮脸上转到曾国藩：“涤生兄以为如何？”
对方问到自己，曾国藩不能不说话了，放下手中的茶杯，他想了一会儿，慢吞吞的开口说到：“英公与东川兄所言自然是我等身为臣子的本分。只是有一节，国藩心中狐疑，还请英公指教。”
“不敢，不敢当。”孙瑞珍赶忙摆摆手：“指教二字万万休提，只是涤生兄若是有疑问，不妨提出来，我等共商便是。”
曾国藩也不客气，径直问到：“英公，东川兄可知，皇上此次派我等赴江宁办差，本意为何？若是只为与夷人讲明道理，使其顿悟前执之不可行，张帆南返，只需一纸上谕，将此事交由两江总督陆大人和夷人晓谕明白，也就是了。何必我等？”
沈淮和孙瑞珍同时一皱眉：“那，以曾兄之见呢？”
曾国藩苦笑着摇摇头：“此事我也纠结于心，始终不曾通晓圣心为何。所以才拿出来与两位大人相商。”
孙瑞珍心中鄙视：他虽然不知道那一天皇帝又把曾国藩召回殿中所为何事，也不知道他手中有一份皇帝临时写就的上谕，但是论及皇帝的心思，他自问也未必就猜不到。同样的，这一次同行的三个人怕也都是心中了然，不过这件事也是彼此心照，嘴上不能说出来而已。
这会儿听曾国藩提及，孙瑞珍倒不能不表示态度了：“以老夫看来，皇上圣心为怀，于英夷有还远之意。我等当上体天心，将此一节与英夷解说明白。并以前情为例，总要迫使英夷于我皇上面前行君臣大礼的为是。”
孙瑞珍有了这样的表态，曾国藩心中满意，学着他刚才的样子捻髯一笑：“英公之言大是，国藩佩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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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于道光二十二年和英国人签订的《江宁条约》中关于英人在华有着很明确的规定：‘……大皇帝恩准英国人民带同所属家眷，寄居大清沿海之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港口，贸易通商无碍；且大英君主派设领事，管事等官驻该五处城邑……。’
条约中写得清楚，但是实际上，来自中华上国的小民百姓对这些红头发，绿眼珠的夷人从来都是不肯以礼相待的。便以入城为例：上海和宁波还好一点，英国人很快就实现了目的；厦门不过是一个方圆一里的炮台，英人主动放弃；至于福州，道光25年的时候实现了外交官入城，英国民人是在道光三十年年初的时候才入的城。最让英国人懊恼和无奈的就是广州，因为入城一事几乎再一次引发双方激战，最后没有办法，只得搁置了此事。
其实，即使是入了城，英人在中国的生活也未必如想象中的那么自由和顺畅，只是中国人那些或者好奇，或者敌视的眼神，就让生活在城中的‘所属家眷’如芒刺在背，时时刻刻都得注意身后有没有来自中国人的动作。一些领事，管事家的太太小姐，更加是连大门都不敢出。本来是想到这遥远而陌生的东方古国来领略一番神秘文化的本意，到了这里才发现，自己的生活起居和行动方式，与这里本来信奉的文化却是这样的格格不入。
此等事体文翰无从过问，也无暇过问，他这一次从香港到上海投递公文，本身是一件不很合乎情理之事——清朝自道光中叶之后，迫于外势，任命两广总督同时兼理五口通商事物大臣的职衔，就近负责和身在香港的驻华公使联络和处理相关事宜。不过时任两广总督的徐广缙是个百分之百昧于外务的书生官员，只从他和任广东巡抚的叶名琛组织十万民勇，不惜因入城之事与英人开战就可见一斑。
文翰自知和他说不清楚道理，绕过五口通商大臣，直接到上海，派遣通译麦华陀把由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关于广州入城一事的照会交给了陆建瀛。并请他转呈大清国皇帝陛下。
英国人的这种做法是很出乎常理的，陆建瀛总算不是傻瓜，知道这样的事情不能轻易同意，当下通过通译询问：“既有公文，应在广东总办五口事物大臣处呈递，因何远至上海面呈？”
麦华陀的答复是：“徐大人与我们不睦，不便呈递。”
陆建瀛知道是因为道光二十九年之事引发的争议，当下好言相劝，以自己职衔所限，不能转呈为由，意图将英国人打发回广州，谁知道麦华陀在中国有年，很知道这些人色厉内荏的本色，当下说道：“若是大人不愿意的话，我也只能远道奔赴天津，交付有司转投了。”
陆建瀛一听这个，有点害怕，当下以‘天津不在五口通商口岸之中，不应违约擅往。而且，沿途文武亦必盘诘拦阻’为由劝阻，谁知道麦华陀吃了秤砣一般的铁下心来，非要到天津投递公文不可。
没奈何，陆建瀛只得好言哄骗，最后答应把照会收下来，由自己代呈大清皇帝，然后等待批示事宜云云。这一次，英国人同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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