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致鸣继续与两人在船上讨论，他对两人特别强调：国家关系就是赤果果的国家之间的利益关系，经济、文化、军事、宗教、资源、科学技术等等领域内，都是有着巨大利益存在的地方，但是在商品经济社会里，最终这些巨大利益都可以转化为经济利益来表。所以我们今后作为国家的管理者，头脑里面要随时挂上“经济利益”这根弦，就是要随时计算、精确计算每一分钱、每一分银子，不要像国内的那些酸腐文人一样，好像都不屑于“谈钱”，一谈“钱”字，就没有修养、没有文化，就不“清高”，就不高贵，就有失身份，其实他们哪个都是做官后的“敛财高手”。“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就是他们那些“清高”的文人，“号称”孔夫子的弟子们实践、总结出来的做官经验，他们的老祖宗孔夫子，收学生时都还要收几块腊肉做学费呢。
从孔夫子收腊肉作学费就说明了一个真实的道理，那即是：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
我们中国人都喜欢“不以成败论英雄”，喜欢“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英雄，水浒、三国演义、七侠五义，甚至是西游记，那个不是“讴歌”“中国式的‘孤胆’英雄”？
中国的英雄大都是一个人的世界，或者是几个人的世界，唯一一个英雄集合的“梁山泊一百零八好汉”，最后都被描写成远征方腊之后的三十几位“缺胳膊断腿”幸存者，水浒里还是只有一个“大英雄”，那就是“山东及时雨宋公明”、宋江宋押师。
而西方人喜欢“惟以成败论英雄”。国家之间只以强者为尊，弱者再有“文化”也照样被人瞧不起。自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大英帝国使用火枪、“土炮”打开了中华大门，以前全世界面对中国时，都是战战兢兢的，但是自那以后，你五千年的文化也会被别人拿来嘲笑，再过几年，你再悠久的历史和文化也可能会像风一样的，被那些西方列强一口气给吹走。
在西方国家看来，国家之间的关系在本质上是弱肉强食，是遵循“丛林法则”的。西方曾流行一句话：“为了不妨碍强者，弱者应当死去。”西方人是“做事只要结果，不讲手段”，只要能达到目的，其实一个什么样的过程都是无所谓的。
将来西方人还会对你说：真理在大炮的射程之内。当你听到谁对你这样说时，那时你能感到的只能是无奈、无力、无心、无气，你只能为自己的国家去悲哀、为自己的民族去哀叹。
机会和实力对西方列强来说永远是最重要的。他们总是在世界各地不断的寻找着各种机会，以谋求以最小的代价为自己获得最大的利益。但当没有机会，或者无“力”可图、无“利”可图时，他们宁愿选择放弃。
西方人和东方人还有一个不同的特点。
我们东方人在对内时，是那样地善于“单打独斗”，所以就诞生了“辉煌”的东方武术。在对外时却从来就没有团结过，更多的是和外来势力勾结在一起欺负自己的同类、同族。五胡乱华、五代十国时期的动乱；南宋时期卖襄阳的吕文焕，哦，还有一个大汉奸张弘范，搞出一个“崖山之后无中华”，让日本人自诩了几百年“中华文化正统”；明末清初的吴三桂、范文程、孙之獬上书多尔衮剃头留发、洪承筹、孔有德、尚可喜，还有后来的施琅，啧啧，中华大地上从来就不缺汉奸卖国贼。
而西方人在自己力量不足时，他们却可以拉帮结伙、狼狈为奸，暂时放下他们之间的恩恩怨怨，讲究“团队精神”，大家合起伙来为自己谋求利益的最大化。
他们奉行：要想利益均沾，就要风险共担的原则。这一点从英法联军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到火烧圆明园，和二十几年前的“克里米亚战争”，再远些的十字军东征，虽然是宗教因素引起的战争，但是其中参加的国家和集团，那个不是想在当时的欧洲之外，再寻找一片属于自己的土地？
在我们中国的所有武术流派之中，很少有团队配合的套路，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个人的武技套路，少量的双人配合，稀有的与太极八卦相联系的四人、六人、八人、十二人的套路。因此，在武技提高上，就出现一种循环，每个人都尽量去争取达到本级武技的最高峰，当自己登上这个“最高峰”后，才发现前面还有更高的层次，然后自己又从这一级的最底层练起，又去争取本级第一，登上本级的最高峰，如此往复循环，大量的习武之人都沉侵在个人武技的提高之中，习武之人极少相互之间的配合练习。
因此在像成吉思汗、多尔衮之流那样，看了或听人“说书”，了解一些“三国演义”、“三国志”之类的“历史小说”的游牧民族，两位兄长注意，这是“小说”，不是真实的历史，是那几个文人骚客闲得“蛋痛”，喝醉了酒，把自己的抱负、理想借用一些历史事实，编写出来安慰自己，顺带给自己的子孙后代留下一些“名望”的“文字记录”，并不能与“孙子兵法”、“孙膑兵法”之类的军事典籍相提并论的玩意儿。带领一帮只会马上骑射，和从“围猎”、放牧之中学会简单的团队合作，并没有什么高明的、了不起的战略、战术的“蒙古铁骑”、“八旗兵”袭击中原时，中原地区有那么多的“武功高手”，那么“厉害”的中华武术，也一样会被那些“蛮子”使用简单的团队作战，就被一扫千里、丧权失地，最后亡国，当然，这里面还有其他的一些重要因素，但是中原人或当时的中国人在面对游牧骑兵时，的确是松散的抵抗，就是抵抗，也是一帮“乌合之众”的单打独斗，即使是“可歌可泣”的抗击外敌侵略，也是“于事无补”，徒给历史留下更多的“抗击外辱”的“大英雄”、“大豪杰”而已，这里面出来武术的个人性质之外，还有当时的中原朝廷的原因，以及总由部分中原人去主动帮助外族，这部分去主动帮助外族的人，大多数是在中原朝廷得不到重用的书生、文人，他们因为不能实现自己“做官”的理想，就轻易地投靠外族，也只是想在外族那里获得一个“官职”而已，纵观中国历史，不管是汉族，还是金的契丹族，和现在的满族，还是其他的少数民族，都不缺乏这样的文人、书生，这里有个现象，凡是与中原文化融合得深的民族，这样的书生、文人就越多，相反的是纯粹的军人还很少出现这种现象，与军人对应的“武人”，在中原朝廷开始举行“武举”取官后，那些在武举中失意的武人，倒是也不了落魄书生、文人的后尘。
之所以在中国历史上，不断演绎出这样、那样的“汉奸”、“卖国贼”的闹剧，其中一个根本的原因是中原朝廷从来就没有在百姓、官员、文人骚客中真正树立过“国家观念”，中原没有国家，只有朝廷，只有一家一姓的“朝廷”！朝廷的兴衰、更替与朝廷之外的人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何况中原朝廷大多数对百姓、普通人都是“横征暴敛”、“穷凶极恶”的，百姓、普通人为什么要为“朝廷”负责呢？
看看二十几年前的“太平天国运动”，满清军队、各地督抚是如何对待这个足以动摇满清朝廷根基的，全国性的农**动。洪秀全和杨秀清、石达开等人，基本都是落魄文人，在朝廷那里十几年秋考都求不到一个官职后，胆子就肥了，赶出就一不做二不休，造反了。而当时围剿太平军的主力是什么人和什么军队呢？是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之类所带领的一大帮“候补”、“落魄秀才”、“落魄举人”，都是一帮有抱负，还自以为有理想、有能力的“有识之士”，他们在镇压太平军的过程中都逐渐获得了以前梦寐以求的官职、权利、利益，在镇压太平军的主帅中，没有一个是纯粹的军人，都是一帮文人、书生，甚至是土匪，太平军是被这些“憋”坏了的书生所打败的。洪秀全一个落魄秀才，与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沈葆桢之类的举人、进士对抗，就像是小学一二年级与大学本科生的较量，他们根本就不是一个数量级，不是一个层次，是“不对称”的势力较量，洪秀全不失败就真的是“千古一怪”，没有天理了。
而曾国藩、李鸿章之流，与洪秀全是一个相同的文化体系中培养出来的人，他们的家族势力，和自身能力、思想观念、处事原则、价值观层次，是洪秀全那个从广西偏僻之地出来的，“自以为是”的“天王”所无法比拟的，他们对洪秀全来说，是始终站在绝对的“制高点”之上俯视着洪秀全，这样的优势情况下，他们收拾洪秀全都会失败，那就是“没有天理了”，就合该满清被洪秀全那个“装神弄鬼”的“神棍”、“邪教首领”所推翻，从李鸿章之流镇压太平军成功的结果来说，中华大地避免了一次更大的灾难。
但是，当李鸿章之流，这些中华传统文化体系中培养出来的书生、文人，遇上西方列强这些奉行“丛林法则”的强盗、流氓时，对上这些与中华文化、价值观、思想观念完全不同的强盗，他们又是处于一种“不对称”的劣势地位，他们对西方列强的行为习惯、价值标准一点都不了解。
而以英国为首的西方世界，是窥视中华大地几百年的强盗，他们对李鸿章之流是单方面的“信息透明”，当他们具有比中华朝廷更强大的武力时，他们就一涌而上的扑上来，中国从此就沦为了西方的“半殖民地”和商品倾销地。
而满清朝廷在被西方列强打得“鼻青脸肿”后，不思进取，就更为可笑的不愿意去了解西方，拒绝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和思想观念，进入了一个怪圈，现在都还在争论“洋为中用”还是“拒绝西方先进的技术、思想”，反正就是还在选择是继续抬起脸来，继续被西方抽耳光，还是撅起“臀部”、头埋在沙土里，让西方列强“踢”之间进行激烈的“论战”，这是中国文人、书生最喜欢、最热衷的事情，大家都“不亦说乎”地蜂拥而上，参加活动，哼哼，他们是不敢回过头来看一眼西方列强在中华大地上在干什么的。
西方对中国的侵吞、侵蚀会愈来愈严重，满清就会愈来愈退让，最后连自己的经济国门——“海关”，都被西方西方所控制，呜呼哀哉，这种情况下满清不被西方欺负就没有“天理”了。
就是这样，满清朝廷还是一样地进行着固有的、残酷的官场斗争，只是这里开始有一点变化，那就是汉族的大部分官员，开始“巧妙”地利用了西方列强和满清朝廷的矛盾，开始营造自己的势力，逐渐在长江以南，山东、直隶形成一种“隐形”的“割据”状态，现在这种事实上的割据状态，满清政府也拿他们没有什么有效的办法。满清这些曾经的强者，现在的“门槛汉”，既不敢对抗西方列强，也不敢轻易与已经逐渐形成庞大势力的汉族官僚集团对抗，双方现在只是维持着一种“微妙”的平衡关系，满清不继续、持续地衰弱下去才怪了。而这种平衡一旦被打破，大清就基本上完蛋，中国开始就必然进入新时期的“五胡乱华”、五代十国的割据、内战局面，西方列强是最喜欢中国变成这样，也最希望中国变成这样。
已经形成割据势力的各地督抚，谁都不愿意“甘居人下”，都自以为是的认为自己有实力“问鼎”、逐鹿中原，在相互之间较量后，谁都奈何不了谁时，他们就必然会选择一个西方列强做后台，把自己变成这个列强的中国代理人，于是由各个列强操纵的各方势力之间的内战，就在中华大地上轮番上演。
我们今后的使命就是避免中国、中华民族掉进这个陷阱，避免中华民族沦为西方奴役的对象，避免中国的内战，我们最根本的任务就是推翻满清王朝，建立一个统一、强大的新中华，建立一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为我们的子孙后代打下一个安全的生存空间，将来的世界是新中华的世界，不是西方几个弹丸小国主宰的世界，他们只是新中华崛起的垫脚石……
李张二人边听边思索，就这样，三个人在船上继续聊着天……
第六天上午回到洛杉矶基地。
王致鸣吩咐旭初给两人在集团高层居住区内，分配两栋别墅和佣人，联系贝克去两人的老家广东接他们的家人来洛杉矶。
之后就召集去阿拉斯加的核心小组成员，宣布由李恩富担任组长，大哥和张康仁担任副组长，随后一起讨论、制定阿拉斯加初期发展规划。五天后，王致鸣审定规划，其中一个重要事情是建立“阿拉斯加财团”，小组成员将获得财团百分之五的可转让股份，具体的股份分配在阿拉斯加工作一年后再进行，财团的首期资产规模是五千万美元。
旭初为张康仁在洛杉矶注册了一个“康仁律师事务所”，从威尔逊的事务所调来几个骨干，便于“康仁律师事务所”迅速开展业务。事务所主要的业务范围是在阿拉斯加公司的商业、民事法律顾问，不与洛杉矶基地发生横向业务联系。另外一个任务是负责阿拉斯加的法律框架的设计，和法律文件的起草、修订，第一个法律文件就是王致鸣布置的“阿拉斯加基本法”，这个“基本法”具有将来阿拉斯加独立后“宪法”的性质，因此需要事务所慎重对待；第二个大类是阿拉斯加的“治安”、“民事”、“刑事”方面的“法律”，为了避嫌，以免引起美国政府的注意，这些法律都将以“行政法规”的方式颁布执行。
李恩富他们的任务就多了，第一个是对将要开始进行大规模建设的安克雷奇，进行基层政权组织的组建；第二个是要在安克雷奇建立一个“行政管理培训班”，按照王致鸣参与讨论后制定的培训资料和计划，进行基础行政管理人员的短期培训；第三个任务就是监督安克雷奇工业基地的建设。
安克雷奇将是今后王致鸣在太平洋地区，进行系列“重大活动”的主要物资、装备的生产支援基地，容不得一点“闪失”，必须按照他的时间表，在建工程要完工、工厂要投产，要立即进行物资、装备储备，要做好系列“重大活动”的物资、军队、舰队准备，以备随时执行计划。
王致鸣检查了合成塔、防寒服、靴子、毛衣、保暖内衣的生产情况，和羽绒、皮毛原料采购、储备后，带领护航舰队、核心小组和先期进入阿拉斯加的一批骨干，向阿拉斯加的安克雷奇驶去。
合成塔中有一个小型合成氨—氢氰酸联合装置，专门生产氢氰酸盐，那是他开采金矿和贵重金属矿的“秘技”，也是他生产石化合成材料的必须原材料。这是一个中试性质的装置，日产量只有一吨氢氰酸盐晶体——氰化钾、氰化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