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十章谈判1
三月二十四日，上午，9:55，巴黎，卢浮宫，东方艺术馆大厅。
一套路易时期的长餐桌和雕花椅，摆放在大厅正中，桌面上是三面小旗帜，一面大清帝国的龙旗，摆放在面对大门的左边，一面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三色旗，摆放在右边。两边主位是五个座位，后面是五个一排的十张椅子。
另一面鲜艳夺目的五星红旗，与大清帝国的龙旗并排在一起。呵呵，那是代表王致鸣集团的旗帜。
在各个座位前的桌面上，摆放了一个黑色的高灵敏度的麦克风，大厅四角布置了高保真度的音箱，现在音箱里面正在播放贝多芬的《月光奏鸣曲》钢琴独奏曲，为大厅营造出一种安详、静谧的气氛。
在大门和餐桌之间，是一溜四张路易时期的办公桌，和每张桌子后面的四张椅子。正中间的两张桌子上，是英国和德国的国旗，德国旁边是星条旗，英国旁边是双头鹰旗，那是为四个参与谈判调停的国家代表准备的座位。
大厅正门两边，被银白色的不锈钢栏杆和红色丝绳，围出了两个半环绕的记者采访区，距离餐桌六米远，现在那里已经汇集了佩戴绿色C级采访证，欧洲、美国的几十位知名记者。他们是昨天被欧洲航空的飞艇，专门接来采访、报道谈判实况的。
东方电影公司和梦工厂的几个摄影小组，占据了最好的几个拍摄机位。新华通讯社的摄影记者，佩戴着红色的*级采访证，在大厅里四处拍照。这些记者和摄影师的任务，就是完整地记录下这一个庄严的时刻和后期的历史事件。
大厅内只有八名身穿宪兵礼服、头戴白色宪兵钢盔、手臂上套了一个白色“MP”袖套的宪兵，在执行警卫任务。他们都是腰挎沙漠之鹰A军用手枪，胸前是手握黑色的MP1冲锋枪，笔直地站在自己的岗位上，目不斜视地执行任务。这些宪兵主要的作用是礼宾性质的，真正的警卫是大量的便衣人员和入口处的金属探测检查。
9:58，音乐停止了，摄影机也开始工作，四国参与调停的代表，从大门通道进入大厅，在各自的座位前站立。
10:00，一声礼炮，大厅两边侧门打开，谈判双方的代表开始入场。
联军代表是一身军礼服的恩格尔、卡恩、巴黎集群参谋长，大清帝国驻英、法两国的公使，以及唐绍仪派来的外交人员和谈判专家，里面只有三名华人、两条辫子，其余的都是欧裔。
没有辫子的华人，是马相伯的胞弟马建忠，字眉叔，满清末期的著名语言学家，著有一部以拉丁文研究中国语言结构的书籍——《适可斋记言记行》、《文通》（通称《马氏文通》）十卷，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语法研究专著。去年王致鸣去接三位老爷子时，在复旦见到了在那里帮助四哥的马建忠，王致鸣把几份手抄的后世教育家、语言学家王力先生的《古代汉语》、《汉语音韵学》节选手稿，和一部分二十世纪中国的著名散文，如何其芳的《秋海棠》、茅盾的《白杨礼赞》、王统照的《芦沟晓月》、徐志摩的《印度洋上的秋思》、朱自清的《荷塘月色》等，一并交给马建忠，随后他就跟随李鸿章三位一起去了美国，加入了王致鸣集团。
这次是王致鸣让他也来见识一下中国人强大之后，西洋人的囧像。
今后他的主要工作，是以白话文编辑一部汉语语法教材，一套中小学语文教材，修订汉语拼音教材。
王致鸣要为即将拥有的大片土地上，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大量小学、初中里面的学童们，准备精神粮食，他希望马建忠，能够把他提出的——把爱国主义思想教育，“无痕”地融入到日常的基础学习内容之中，持续不断、潜移默化地对我们的孩子们，进行中华传统的，又与时代相符的理、道德和爱国主义教育，让我的下一代，以自己是一名中国人而自豪，为建设强大的新中国而努力学习、努力奋斗
恩格尔既是首席代表，也是王致鸣的全权代表。
恩格尔对四国代表点头致意后，请大家就坐。
法国代表是亚历山大.里博（，1842-2-7—1923-1-13，巴黎逝世），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政治家，现任法国政府外交部长，曾四度出任法国总理的一位“法国绅士”，带领法国谈判代表，面色阴沉地坐上了椅子。
四国的首席调停代表，是四国驻大清帝国的公使，这是王致鸣特意向四国政府要求的一个条件。这四个人，现在与他是同盟军，他当然要为他们争取一些必要的政治利益的。
华尔申被邀请担任首次谈判的主持人，他首先请双方就停战和赔偿，提出自己的意见。
自然，法国人是首先被邀请发言的。
里博的助手，愤怒地站起来，唾沫四溅、喋喋不休地谴责了联军对法兰西的侵略，发动了可耻的战争，联军应该赔偿法兰西的损失，法国政府的要求是：
第一，归还被抢劫的黄金和所有的文物、艺术品……
第二，赔偿法兰西政府五亿英镑的损失……
第三，大清帝国必须割让台湾、海南岛、云南、广西……
恩格尔和代表们，面不改色地坐在那里，听着里博的助手，在那里唾沫四溅的狂吠，恩格尔他们三个军事将领，嘴角间不经意地露出了一丝轻蔑、嘲笑的肌肉运动迹象……
四国公使也诧异地望着里博和法国代表们，他们心里只有一个感受：法国人，还在沉睡，还在做梦
如果王致鸣在场，一定会以为是另一个小胡子，在宣扬他的日耳曼种族理论……
一个小时后，法国人才坐下。
华尔申，立即请联军代表发言。
恩格尔派出瑞典人做发言人。
参谋长让几名助手，把装订精致的联军谈判条件文稿，一一分发给四国代表和法国人，一个国家一份，然后再开始发言。
大意与王致鸣事先的计划基本一致，只是对第一次支付的赔款额度做了调整，提高到一亿五千万英镑，剩下的一亿二千六百五十万英镑，以十年为期支付，每年支付余额利息，年息是百分之五。
其余的就是关于殖民地割让的问题，那是强硬的要求法国人必须满足这些条件，否则战争就不会停下来。
因为王致鸣不能过多的在世界上，暴露自己的真实兵力状况。因此，他不可能在第三次申明中，就要求法国军队缴械投降，而只能要求法国政府有条件投降，所以，法国政府手上还是有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的。在这种状况下，双方之间的战争是有可能随时都会重新爆发的，这既是一个隐患，也是一种机会。
与会的各国代表，从王致鸣的三次申明中，就可以轻易地推算出他会提出的赔偿数额，他们现在听到、看到的数额，与他们计算的数据并没有多大的偏差，这也让他们知道，乔丹爵士是诚实的，是务实的，并没有因为是胜利者，而肆意地随意加大赔偿数额。
而刚才法国政府代表的发言，就显得极其荒唐和离谱。
一个打了败仗、并宣布投降的国家，居然会要求战胜者赔偿、割让土地，这无疑是今年全世界的第一个大笑话，第一个天方夜谭似的笑话，两个对手的不同表现，让四国代表也是一阵感慨。
其实，法国人在八四年的中法战争中，就是一个失败者，对满清帝国来说是“不败而败”，对法国人来说“不胜而胜”。而法国人，就是厚着脸皮地提出了一个要求大清帝国赔偿的条约草案，在慈禧太后对藩属国不在意，满朝文武又想尽快结束战争、以免惹火烧身的情况下，法国人如愿以偿地拿到了越南的宗主权，还得到了整个印度支那的殖民权，以及在云南、两广的通商权利，云南和两广从此变成了法国人的“传统势力范围”
这次与法国人的战争，还是主要以大清帝国的名义，在与法国作战的，王致鸣也刻意渲染了联军和大清帝国，尽量避免以自己个人的名义出现，战场上就是龙旗为主、红旗为辅。因此，法国人极有可能是故技重施，想循例办理。
显然，这次他们是彻底失算了。
大清帝国的两位公使，在这次的谈判中，是没有什么发言权的，他们只是一个看客、陪客，是大清帝国在场的一种象征，没有任何实际权力。从关系上来说，王致鸣还是他们的临时直接上司，何况这还是一次扬眉吐气的机会。
两位满清官员在二十三日到达巴黎后，王致鸣就与他们见了一面，告诉了他们谈判的情况和原则，以及他们的任务，明确说：你们两位大人，这次是只带了耳朵和眼睛，没有带嘴巴，如果因为你们的多嘴，给大清帝国带来了什么新的耻辱和损失，使得谈判迟迟不能结束，我也只有据实向太后和皇上禀报。
两位得到提示和警告的外交官，作为恩格尔的副手，坐在右手位。
两人在以后的整个谈判期间，牢记钦差大臣的告诫，至始至终都一言不发，但是手上却没有停下来，他们把他们所出席的整个谈判过程，都详细记录下来，最后都整理后上陈朝廷，成为后来新中国外交史上的一部真实的史料，也成为辜鸿铭领衔的外交学院的重要教材之一。
参谋长宣读完联军的条件后，恩格尔就询问里博：刚才那位法国代表的条件，是否是法国政府的谈判条件和正式态度？
里博傲慢地回答：是，那是我们法国政府的条件，也是我们的态度请你们签字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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