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一九章合作
李鸿章老几位，在王致鸣两个多小时的时局解释、分析过程中，也体会到了他对国家和民族是什么样的一种心情。
虽然他们现在还不一定就在意他的这种感情流露，也不太理解他向他们隐隐约约阐述的理想或他的抱负，但是，怎么说他们都是满清的总督，都是朝廷的重臣，都是在满清官场这个大染缸里，侵润了几十年的官场老油子，虽然他们身上有这样、那样的人品、道德、观念缺陷，甚至还有一些腐朽、没落，以及不择手段的思想和行为，但是，怎么说他们都还算不上是什么真正的卖国贼、奸佞之人，那只是因为他们还不是心甘情愿地与洋人勾结，去出卖国家利益、民族利益，比如北洋集团的代表袁世凯，虽然他有窃国大盗的恶名，但是在国家利益上，他还是分得清楚的，就是段祺瑞等人在《二十一条》问题上，都还是不敢轻易就签字的。
这几位怎么说也是孔孟子弟、文人出生的高级官僚，基本的礼义廉耻、仁义道德的底线还是有的，他们谁也不敢让自己轻易地就背上一个卖国贼的恶名，包括李鸿章签完马关条约后，举国皆曰该杀、举国皆骂其为卖国贼时，他也不敢吭一声，只有默默地忍受。
事实上，实事求是、客观地说，处于那种局面，满清朝廷换成任何一个人去马关与日本人谈判停战条约，也不会做得比他更好，事实上他也只是满清王朝的一只替罪羊而已，甲午战争失败，他有重大责任，但是失败的根子不在他，而在满清朝廷
包括他在战争后期提出的“保船”策略，虽然看起来极为可笑、无知、愚昧，血气方刚的大多数人都会认为“覆巢之下无完卵”，战争打败了，你的北洋水师还会有用吗？但是，满清朝廷那激烈的政治斗争和势力倾轧，失去了军事实力支撑的北洋或淮系，对满清朝廷来说就没有什么利用价值，淮系或北洋一派，就势必会失去朝廷的青睐或重用、依赖，一个政治派系一旦失去了中央的信任或依赖，那它就失去了在官场发展壮大的基础，其既得利益就将迅速地失去。
李鸿章在朝廷最大的掣肘就是光绪皇帝的老师翁同稣，那位是逮到任何对李鸿章或淮系进行攻击或使袢子的机会，都会不遗余力地全力而为，这也正好符合中国官场统治者的一个基本原则：平衡、掣肘。
而满清时代中国官场的争斗，是开创了一个先河的，那就是对政治对手不留余地，一撸到底或“永不叙用”，彻底断绝你的官场之路，那就是一场你死我和的争斗。一名官员如果失去官职或永远失去晋身的路径，那就等于是宣判了你在官场上的死刑
一八八四年中法战争时期的“钦差会办福建海疆事宜大臣”张佩纶，因为是清流领袖，马尾海战之后，被作为替罪羊和派系倾轧的牺牲品，被朝廷下旨，将张佩纶“从严发往军台效力赎罪，遣戍察哈尔察罕陀罗海、张家口等地”。
这与当时极力求和、避战、拒绝增援，最终主持签订不败而败的《天津简明条约》（或称为《天津李福条约》）的李鸿章相比，那是天差地别的待遇，之所以张佩纶有如此下场，就因为清流都是书生、没有其它外部势力支持的“清官”，平时又得罪了不少的朝廷大臣或其它派系，作为清流领袖之一的张佩纶，被政敌指责、列为替罪羊后，痛打落水狗的事情就是中国文人，最喜欢做的一件趣事
既然王致鸣已经把自己对威胁中华、威胁大清国的那几个国家的态度表明了，自己的基本目的也明确地告诉了他们，那么现在就应该是他们有所表态、或选择站队的问题。
午饭之后，王致鸣请几位老爷子商量、商量，合计、合计后，明天大家再单独沟通，后天上午，还是在这里大家再聚一次，把目前该解决的问题都一次性的解决掉，大家都是督抚一方的总督，时间也紧，我们只要把大方向定下来，其它的事情，就由底下的人去具体商量。
几位也知道王致鸣是在给他们时间决策，也知道他现在的事情多，尤其是马上要开始接收法国人的殖民地，那也是他们的一个目的，因此，他们也就同意了王致鸣的建议。
一天半的时间内，他们在自己的小圈子里面商量，也在与其他的老爷子单独商量，王致鸣也没有闲着，他也在与老爷子们单独商量着什么，几方人物之间那是各打各的算盘，有谋定而后动、从长计议，也有不约而同、不谋而同，反正大家都在为自己扒拉着自己认为的实际利益，时间很快就到了五月十四日。
还是在一号总统套房，还是在客厅的沙发上就坐，一天半的时间内，五方都在基本的问题上取得了基本共识，今天就是大家最后摊牌、确定的日子。几位老爷子大概算是认为自己的该得到的利益都基本上得到了，因此心情也是愉快的，王致鸣虽然付出了不少的实际经济利益，但是在关于私人的门生故吏加入海外领地政府一事上，他也毫不含糊地提出一个条件，那就是不需按照他的政府制定的规矩办事，没有例外、也没有什么特殊待遇，这些国内的官员或候补官员，必须与阿拉斯加政府、东华政府培养的官员一样的待遇，这是他与四位老爷子的矛盾焦点，但是因为主客关系决定了他占有绝对优势，由不得几位老爷子施展丰富的手段来突破，最终获得了“共识”。
在他的战略目标和对国家的观念上，他终于得到了几位老爷子的进一步认同，虽然他们对民族和民族利益的认识还比较模糊，大部分还停留在以“国家”取代“朝廷”的观念上，但是，怎么说他们也正式支持了他的国家观念，以及维护国家利益的观念和战略，虽然还没有达到一起去“共同建设一个新中华”的境界，但也基本上就是隔着一层窗户纸的地步，他也知道那是一个水到渠成的趋势，不能急于求成，他也就没有多计较自己付出的那些金钱和经济利益的代价。俗话说，千里为官只为财嘛，只要他们的那些门生故吏们，在他的政府系统内做事时，不从国家、民族利益和民众们的身上打主意，他暂时也懒得多管，前提是你不要违法、违规。
这些老爷子的加入，至少在今后他推翻满清王朝时，可以迅速平定南方和直隶、辽东半岛，剩下的西北、东北、西部、西南、山西、陕西、河南，除三个内陆省外，其它地方都不是复杂势力或满族势力厚重之地，更不是人口密集的区域，对他迅速稳定国内形势的问题上，所需付出的代价就小多了，他认为几位老爷子的加盟，将会为他节省五至六个整编师，十几万军队的兵力布置，节省上千万大洋的军费支出，在稳定国家秩序花费的时间上，也会节省一大半，对他计划的迅速转变国内形势到经济建设之中去，也可以争取到大量的时间和机会，怎么说都是一笔划算的交易。
站在他们五方各自的利益上来说，这次的谈判结果，是一个各取所需、各有所得的双赢局面，谁都不会认为自己吃了亏，都会认为自己占了便宜，吃亏的只是满清朝廷。
在这次的谈判、交易之中，几位老爷子倒是进一步地发现，与瑞之打交道所获得的利益，是他们做满清官员、大臣时所不能想象的，以前要冒着各种风险、费尽心思、遮遮掩掩、羞羞答答地去谋取几十、百把万两银子的事情，在瑞之这里只要你态度明确，积极配合，不要起贪念，那得到的经济利益是他们无法想象的，他们感觉就像是在做一笔简单的交易一样，瑞之提出一个需要的理由，你只要不起贪念，他都会为你考虑周全，绝不会让你认为吃亏，而且这些利益都不是一锤子买卖，都是长期的收益，让你不得不和他绑在一起。这与他们以往的经验、经历，那是全然不同的感受，使得几位老爷子也不得不重新地去认识王致鸣，他们感觉是越来越看不太清楚他了。在谈判中，王致鸣也发现了他们的这种疑惑，于是他就不断地向他们灌输着必须转变观念、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看问题的角度之类的理念。
这几位老爷子怎么会看得懂王致鸣的行为和做法呢？他们完全是生活在两种环境下的人，前者是站在一个小集团、或个人的立场上，来看待一切事物或问题、利益的，王致鸣是站在全球、亚洲、中国、中华民族的角度来看问题的，其眼界就是天差地别的，怎么会有相同或相似的视界和结论呢？他们又怎么能够看得懂、看得清楚呢？鸡同鸭讲的是一种常态，王致鸣随时都处于一种有利位置也不奇怪，他们被王致鸣匡进他的运动轨道，就是一个必然的结果。何况他们之间是有许多的利益诉求和满足其诉求的能力的，双方是各有所需、又能够相互满足的条件的，因此，他们之间的相互合作是必然的，老爷子们是没有什么选择余地的，而王致鸣的选择对象或方式就比他们自由多了。
另一个时空的历史上，李鸿章是对招商轮船公司的经营很看重的，因为招商轮船一年几十、百把万的利润，他就可以默许盛怀宣把招商轮船公司的最初两位股东赶走，独霸这个“官办商营”的盈利大户，而现在王致鸣给他的利益，是一年上千万两银子的数额，四、五年的时间之内，这些利益将会到达两千万以上，十年后的规模是五、六千万以上，怎么会不让这位老奸巨猾的人物耸然动容？
其它几位也是大致如此的状态，李瀚章是再也不会把贪腐，都做得“阳春白雪”、“诗情画意”了。
最终双方之间达成的协定，是王致鸣接受他们举荐的一大批门生故吏，并支持他们发展地方经济，他们加大对王致鸣所有国内计划的支持。首先是他们控制下的各地官府，配合王致鸣的海领部移民司，在其辖地内有针对性地组织移民，缓解地方上的社会矛盾，稳定地方。其次就是五年内，彻底清理四位辖地内的厘金局，把那些地方豪绅和军队、县级以下官府私自设立的厘卡全部撤销，支持各地商业发展。第三是加大公路和铁路建设用地的征用力度和速度，尽快完成几条铁路的规划和设计，年内就开始分段动工，陇海线、京沪线、京汉线、粤汉线、川汉线、津大线（天津至大连、旅顺）、丹大线（丹东至大连，沿岸铁路线，连接朝满特区）、东南沿海铁路（广州至宁波，广州至凭祥后世的友谊关），长三角、珠三角铁路网，是八至十年内的主要战略铁路、公路工程项目。
这些合作乍一看，好像都是王致鸣付出得更多一些，只是那几条铁路的投资就是一笔天文数字，获利的都是他们这些总督和其管辖地区内的各级官府衙门，其实不然，王致鸣要的是交通大动脉和沿途的商业发展速度，以及到工地做工的劳动力，目标在随后布局的工业基地和大量的产业工人，以及他们的家属、亲属、亲友，最终的目标是人心所向。他是采用移民和产业工人的需求，首先把农村劳动力做一种分流，减少农村的劳动力，增加佃户手里的租地，逼迫地主降低田租，因为劳动力的大量减少，佃户数量的锐减，地主手上多余的土地急于租佃出去，他就不得不降低田租，否则其土地就会荒芜，这个矛盾也就逼迫地主不得不降低田租，这时候他的农业机械化观念才会有施展的余地，对他今后将会实施的土地政策也是一个伏笔。
对那些门生故吏的去向，王致鸣也给老爷子们做了慎重地解释，首先是到阿拉斯加和台湾的行政培训中心进修、培训，毕业后择优录用，安排的工作地点是他所管辖范围内的各个海外领地，原则上是家属也随之迁往工作地点，便于照顾家庭和子女，他们将是咱们中华土地的守卫者、建设者
这样一来，这些人就基本上是留在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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