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底，是棉花采摘的季节。与此同时，成千上万个闲置在家的农村季节工也从家全国各地蜂拥而至。他（她）们大多数都来自偏远山区，有十几岁的孩子，也有六十多岁的老人，年龄差异非常大。他（她）们被提前安排在了各个连队里，为接下来的采花工作做着准备。
由于是棉花采摘的非常时期，厂里已经没有什么订单，基本停工了。只能等到棉花采摘结束，才能再次恢复生产。
棉花采摘的时间是从九月底到十二月份之间，这其中的两个月，是棉花采摘的旺季，后面就只能做一些清理工作了。
厂里停产后，我每天都和爸妈一起去别的连队采花。因为其它连队每采摘一公斤棉花三角钱，而我们六连本地却只有两角钱，而且别的连队是当天结算。为了能多采摘一些棉花，母亲为我们每个人都赶制了六七个大“花兜”。说白了，就是几个白色的粗布大口袋，只不过在口袋的两边缝了两根半米长的粗布条。采花时，就把布条绑在腰间，袋口放在前面，以便把采摘的棉花随时放进口袋里。帮上这样的“花兜”，整个人看上去像一个大袋鼠。
我们第一站去的是148团农八连，那里的棉花长势比较好，所以采摘起来也容易些。我和母亲还有父亲被和那些季节工们一起安排在了同一块地里，我们绑好各自的花兜，齐刷刷地站在地头，等带队领导大手一挥，我们便像得到了信号的长跑运动员，弯下腰，双手快速地抓着面前的棉花……
那时候天特别热，采花时，由于怕被包裹棉花的硬壳划伤胳膊，我们一律穿着长袖衫。所以人在太阳底下劳作感觉就像蒸着桑拿，衣服被汗水浸透顺着衣领往下滴。往往是，采一把棉花，擦一把汗，再直起腰喘几口气，然后弯下腰继续采……我很少看到母亲直起腰或擦汗，因为她没有时间。
再一个就是喝水的问题，连队领导每一个小时派专人送一次水，一次送一桶。待水送来，早已渴了大半天的人们如饿狼扑食般一窝蜂扑向放在地头的水桶，我也一样。喝水的工具也只是一只众人共用的大瓷碗，在这样的环境下，没有人讲究那么多，解决生理问题才最重要。
到了中午过秤的时候，我把十几个花兜集中装在了五个花兜里，这样背起来就方便多了。大概上百个人要一起排队过秤，人实在太多，为了节省时间，我一下背起三个花兜，左肩一个，右肩一个，脖子上还挂了一个，跌跌撞撞地走向过秤点。
那天上午我采了五十多斤的棉花，比那些年轻力壮的季节工还要多出十几斤。过秤人用他纯正的新疆话对我说：小丫头真了不起!
过完称之后就是半个小时的吃饭时间，饭菜被送进地里，不用说又是千载不变的冬瓜汤泡馍。虽只是再普通不过的饭菜，但身体在极度饥饿的情况下吃这些饭，却有一种别样的味道，感觉比世界上任何一种美味都香。我每次都要吃两个馒头，喝三碗冬瓜汤。没有什么比这更满足的了。
在我们三个人中，母亲是采花最多的一个，也是手受伤最严重的一个。母亲的十根手指每根都被缠上了创可贴，那是抓棉花时被棉花壳划伤的，每天晚上撕下创可贴，双手伤痕累累。母亲却说不痛，休息一晚上就好了。在母亲的脸上我极少看到她痛苦的神情。她不是不痛，只是别无选择。
晚上睡觉的地方是连队安排的一个车库模样的大房间，二十多个人睡在一个房间里。分成两排，中间留一条狭窄的过道。父亲被安排在另一个大房间里。我们睡的“床”便是地上铺的麦草，再在麦草上铺一层褥子，就可以睡觉了。晚上什么奇怪的声音都有，有老鼠的吱吱声，打呼噜的，磨牙的，说梦话的，不绝于耳。但时间久了我也习惯了这样的声音。我大多数的时间都在闭着眼睛潜睡，干了一天活实在太累，腰酸背痛，手指像是被辣椒水泡过，火辣辣的疼。只有当母亲和所有人都睡着了我才能真切的体验这样的疼痛，我不想使母亲难过，我宁愿强忍。我就是在这样的忍耐当中熬过了一个又一个的漫漫长夜。
这个季节我们赚的钱足以在六连买下一间房。身体是痛的，心里却是甜的。采花结束时，刚回到家的几天里父亲每天都坐在屋子里数钱，并不怎么厚的一打钱数了一遍又一遍，心里乐开了花。
“有了钱”的父亲走起路来都变得理直气壮，仿佛底气十足。母亲的脸上开始有了舒展的笑容，有时在家做家务都哼着小曲儿。弟弟的学费不用再东家借西家凑。生活的状况在逐渐好转。
而我，也在逐渐的成熟、长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