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地备课。他说，教材是一样的，可每届的学生不一样。对象不同，上课的方法也就不同。他的办公桌前，总是围满了学生，有的是题目做错了被他叫来订正的，有的是课堂上没听懂被他叫来开小灶的。他循循善诱、不急不躁，耐心地给学生讲解着每道习题，教给他们解题的方法。他还利用星期天把那些数学基础差的学生集中起来无偿地补课，一上就是一天。临溪中学的教学质量好，包含了杨老师很多的心血。
就是这样一位呕心沥血、任劳任怨、有着三十多年教龄的老教师因为没有大学本科学历，竟然不能评高级教师！连我都觉得愧对于他，可他哈哈一笑说：“没什么，我没有本科学历，不够条件，我谁也不怨。能评上中级职称已经很满足了。我们这些经历过文革的臭老九，能活到现在，还这么受人尊重，能为培养下一代做点贡献，我很珍惜呀。”
他的肚子有时还是隐隐发疼。肚子疼了，他就服几粒治肠胃炎的药，揉揉肚子，又去上课。我一次次催他去做检查，他一次次往后拖延：“过几天就好了。真的没事，就是肠胃炎。你看，这届学生明年就要高考，他们的学习积极性特别高，一下课就往我这跑，不知在哪儿找些偏题怪题考我这个老头儿。我不能为自己的一点小病耽误他们的学习。”“那就星期天去吗。”“星期天？不行!我每个星期天都安排好了学生来补课。这样吧，你如果真要我去，那就等放寒假吧。”
学生都回家过春节了，杨老师总算能休息几天。他已经约了几个学生正月初五到他家补课，所以我决定在春节前把他“绑架”到县医院去检查身体。
检查结果犹如五雷轰顶！杨老师患的是结肠癌，而且已到晚期，癌细胞已经在月复腔内广泛转移！医生说，再动手术已经没有意义，你们回去让他愉快地度过最后几个月，想到哪里玩陪他到哪里玩，想吃什么为他买什么。不过，要尽量瞒着他，他如果知道自己得了绝症，精神一垮，一个月之内可能就要走路!我对医生说，无论如何要给他治疗，绝对不能放弃！医生说，唯一的治疗方法就是给他化疗。化疗有两种结果，效果好的话可能稍微延长一点生命，但如果他的自身体质差，可能还会使病情加重，加速死亡的到来。
我再也控制不住，躲到卫生间哭了。我为杨老师难过，更为自己粗心大意而自责!杨老师是全校师生十分尊敬爱戴的好老师,他是为了学生一拖再拖、一忍再忍，耽误了病情，使本来可以治好的病成了绝症!而我这个校长明知道他有病，却听信了他的话，没有及时地硬性地叫他检查治疗。我不是个称职的校长，我对不起杨老师，对不起他的家人。
我用冷水洗了把脸，擦干眼泪，装作轻松的样子走出来说：“杨老师，不巧得很，这个医院的仪器坏了，拍的片子看不清楚。我们明天到杭州医院去看看吧。”杨老师看着眼睛红红的我，怀疑地问道：“龙校长，是不是我这个病不大好？没关系，疾病这个东西，欺软怕硬！我这个身体再活十几年没问题！你别着急，有什么病你直管说，我是不会被病魔吓倒的！”
听了他的话，我的心里也敞亮了许多，对治疗他的疾病增加了信心。我说：“杨老师，您对疾病有这样乐观的态度，我很敬佩。但眼下绝不是您想象得那样糟糕，我们只是出去复查一下，如果没有病，岂不是更放心？”
“是啊，马克思就是叫我去，也得等我把这届学生送上大学，不能半途而废呀！”
我打电话叫来他的儿子，当天下午我们就赶到杭州肿瘤医院。检查结果和县医院的一样！在我们的反复恳求下，院方才勉强同意接受他住院，一边化疗，一边用中药调理。
杨老师已经明白他得的是什么病，反过来笑呵呵地安慰我们说：“没事的，小毛病！你们真要我住院，我就住几天。寒假结束我一定赶回去上课！只是我约好的几个学生正月初五就要来找我补课，我不在家怎么办？”
我含着眼泪说：“杨老师，您放心，我去给他们补课。您在这儿安心治病，病好了我来接您回去。”
杨老师再也没能回去，癌细胞扩散得很快，他带着对学生的牵肠挂肚、对教育事业的无限眷念闭上了双眼。噩耗传来，全校师生失声痛哭，哀声如潮。在学校举行的追悼会上，县教委的钱主任亲自为他致悼词，并代表县教委追授他“师德模范”的称号。
杨老师走了，留给我无尽的愧悔和思念。他几十年如一日，像兄长一样地默默地关心和支持着我，把全部心血毫无保留地献给学生、献给教育事业，从来没有为个人提过要求，真正是“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我伤心痛惜、内疚悔恨，我对他关心不够，我不能原谅自己的粗心大意！
我还没有从失去杨老师的悲哀中走出来，又发生了使我痛不欲生的事。这件事使我彻底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