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行前，我找出了大学同学杨晔的电话号码。杨晔的父亲在卫生部工作，请他替我找个专家应该不难。杨晔很爽快地答应了。第二天，他就打电话来，说他的父亲已经帮我们联系了儿童医院最好的专家。我们带着一丝希望上路了。
火车不知疲倦地“咣当咣当”地前进，硬座车厢里挤满了人。窗外的景物渐渐模糊，昏黄的灯光照着一张张疲惫不堪的脸。没有座位的人再也坚持不住，见缝插针地蜷缩在车厢的过道上、躺在座位下面。好在我和爱兰都有座位，比起他们要舒服多了。凌波在爱兰的怀抱里喝足了女乃水，香甜地打着鼾声。
爱兰一路上没有什么话，眼睛盯着窗外，心事重重。我碰碰她：“爱兰，是不是困了？这火车硬座上一夜很难熬的。”
爱兰连忙摇头说：“我不困，我担心你吃不消。”又满怀歉疚地说：“云飞，都怪我，害了孩子也害了你，借了这么多的债，还让你遭这个罪。我很害怕，这孩子如果治不好，就是我的罪过，一生都难以弥补的罪过！我怎么对得起她？怎么对得起你！你这么大度，宽容，对我、对孩子都这么好。可我偏偏生了个傻孩子，给你带来一辈子的负担！”
我接过凌波抱在怀里，责备她说：“你怎么能这样想？我不许你说凌波是傻孩子！更不许你说她是负担！她是你的孩子，也是我的孩子。以前的错已经犯下了，你也不要太自责，要用双倍的爱来弥补这个苦命的女儿。唉！要说罪过，是我的罪过！如果不是为了我，你何至于吃药打胎……为了她，花再多的钱、受再大的罪我也无怨无悔。我相信，只要我们不灰心、不放弃，凌波的病会慢慢好起来的。”
是的，对凌波最负疚的是我。这段时间，我经常思考这个问题。面对凌波，我的心阵阵发疼。爱兰服药打胎是因为我，凌波这个尴尬的小生命的孕育也是因为我，我才是残害凌波的罪魁祸首！
爱兰噙着眼泪握住我的手，安慰我说：“是的，一定会好起来的！”
第二天朝霞升起的时候，已经到了北京。北京是我向往已久的地方，看着一幢幢高楼大厦从车窗外飞驰而过，我的心激动得怦怦直跳。东方天际的红日射出万道金光，我的内心涌起一种庄严神圣的感觉。耳边回荡着李双江演唱的《北京颂歌》的雄伟旋律，“灿烂的朝霞升起在金色的北京，庄严的乐曲报导着祖国的黎明。”我在心里哼唱着这首歌，觉得这首歌恰如其分地表达了我此时的心情。
出了站台，一眼看见杨晔等在那里。我叫了声“杨晔”，杨晔跑过来和我紧紧拥抱，还是那样的热情爽朗。我向他介绍了爱兰，他礼貌地和爱兰打了招呼，又关切地询问了凌波的病情。“我先带你们去医院吧，那位专家正好今天接诊。”
“好，我们直接去医院吧，麻烦你了。”
“我们是老同学，你跟我客气啥！”他爽快地说，领着我们上了他的小轿车。
公路上车流滚滚，像长江的水奔腾不息。各种建筑风格的高楼使我们眼花缭乱。奔驰在高架桥上，看公路纵横交错、弯曲盘旋，像一个个大大的中国结。
杨晔依然很健谈，他告诉我他毕业后在中央电视台做节目编导，虽然工作压力大，但工资挺高。我问他结婚没有，他说，北京男人结婚都晚，先立业后成家。对象已经有了，是电视台主持人。说到这里，他同情地看了看坐在旁边的我。
他的潜台词我知道，是在说我自作自受，亲手断送了美满姻缘和大好前程，沦落到如此境地。在学校的时候他就骂我是个浑蛋，是个懦夫，八十年代的时代精英在婚姻问题上竟然屈从于家庭的压力，简直是天方夜谭!在我和韩笑终止恋爱关系后，他又去追求过韩笑，遭到韩笑的断然拒绝。他为韩笑对我这个懦弱之人痴情不改感到不值，感到可笑。
一想到韩笑，我的心就像被割了一刀，一阵绞痛。我连忙转移话题，向他问起北京其他几位同学的近况。
到了儿童医院，杨晔领着我们很快找到了老专家，把我们的情况向老专家作了简单介绍，然后对我说：“龙云飞，请这位老专家认真地为孩子检查检查，我先走了，单位有很多事等着我。电视台与别的单位不同，节假日也不能休息。晚上我请你们吃饭。你们难得来北京一趟，星期天我开车陪你们玩玩。”
我感激地说：“杨晔，你为我们安排得这么周到，已经感激不尽。你的工作忙，不能再耽搁你的事了。下次我单独来北京，我们再聚，好好喝两盅。好吗？”
杨晔握着我的手笑着说：“你这家伙说话可得算数，不要让我们久等啊！那就下次再见了！”说完，向爱兰点点头，打着响指潇洒地走了出去。
老专家鹤发童颜、精神矍铄，态度也很和蔼，他详细地询问了小凌波的情况，看了我们带去的脑CT片，又测试了凌波的眼神反射、脚心反射、膝跳反射等。医生每做一项检查，我和爱兰都小心翼翼地观察着医生的表情，想从他的脸上判断出凌波病情的好坏。但老医生淡定从容、不急不躁，脸上始终挂着微笑。长期的行医生涯，养成了他镇定自若的风度，这对病人和家属也是一种心理安慰。
我听从了爱兰的建议，事先没有告诉医生爱兰吞服奎宁的事，以免先入为主。医生给孩子做了一系列的检查，最后还做了核磁共振。
检查结果出来后，医生收敛了笑容，严肃地说：“根据各项检查结果的综合分析，你这个小孩是先天性的精神发育迟缓，可能是怀孕期间母亲发生过药物中毒，造成小孩脑损伤，影响了她的智力发育。”他问爱兰：“我说得对吗？你是否误服过什么药？”
爱兰红着脸说：“是的，我打摆子时吃多了奎宁。”
我着急地问：“医生，严重吗？还有希望恢复正常吗？小孩长大后生活能自理吗？”
医生说：“小孩的骨骼发育正常，运动神经影响不大，就是智力低下，说白了，就是先天性弱智，严重的可能生活不能自理。不过小孩还小，你们如果能长期坚持对她进行训练，锻炼她对外界事物的反应能力,也可能情况不会那么糟糕。”
我看到了一丝希望，又恳求说：“医生，我们一定坚持对她的训练。但就没有对症的药物治疗吗？求求您为我的孩子想想办法，有什么好药、进口药，您只管用，我就是倾家荡产也要把女儿的病治好。”
爱兰也和我一起苦苦哀求。医生叹口气说：“你们的心情我完全理解。如果能治好小孩的病，你们千里迢迢赶来，我能不治吗？治疗先天性痴呆是目前没有攻破的世界性医学难题。最近，美国研制出了一种新药，说能够刺激脑神经细胞的生长和再生，我院也刚刚引进，还不知道疗效到底怎样。这样吧，我先开两个疗程的吃吃看，如果有效果，你们再来买。这药挺贵的，两个疗程六个月需要上万块钱，如果钱不够我先开一个疗程的。”
“够！够！开两个疗程的吧。”我赶快答应着。这美国生产的新药一定是世界上疗效最好的，肯定能起作用。我好像看到了曙光，看到了凌波灿烂的笑容。
医生边开处方边说：“如果能达到说明书上的疗效，半年后孩子就应该能牙牙学语，对周围的事物也会有一定的感知能力，再往后就会慢慢赶上同龄孩子的智力。半年后如果能有这个效果，你们再汇款给我，我把药给你们寄去。如果一点效果都没有，就没有必要再买了。”我说：“只要有一点效果，我们就不会放弃，到那时再麻烦您。”
买好药后，我们千恩万谢地辞别了医生，找了个便宜的招待所住下。放下行李，我们马上按照说明书上的说明给凌波喂药。这药好像是王母娘娘赐予的仙丹，给我们带来了无限的希望。有了希望，思想上的重负也减轻了一些。身上还有一千多元钱，我和爱兰商议，好不容易到北京来一趟，必须要到**广场、故宫、长城、颐和园去玩玩，看看老祖宗给我们留下的宝贵遗产，领略一下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化底蕴。爱兰不懂“文化底蕴”，但只要是我提议的事，她从不反对。
第二天凌晨6时，我们冒着刺骨的寒风到**广场看升国旗。我以为我们来得比较早，谁知到广场一看，已经是人山人海，全是外地来的。有的搀着老人，有的抱着孩子，在寒风中踮着脚尖，期待着激动人心的升旗仪式，这情景令我感动。可能所有初到北京的朋友，第一件事就是到**广场来看升国旗，人们胸中涌动的是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和民族自豪感。春寒料峭，但大家好像感觉不到寒冷，眼睛都紧紧地盯着天安城楼，争相目睹国旗护卫队战士威武的雄姿。
7时14分，国旗班的战士护卫着国旗走出来了!那挺拔端正的身材，矫健威武的雄姿，走正步时那抬起的腿和摆动的胳膊是那样的整齐划一、雄豪刚健，给人一种强烈的阳刚之美的视觉冲击。
在雄壮有力的国歌乐曲声中，五星红旗冉冉升起，飘扬在**广场上空。红旗映红了朝霞，映红了人们的脸，一个声音在胸中激荡：五星红旗，你是我们的骄傲！
三天以后，我们怀着一线希望回到了临溪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