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雨过后的第三天，也就是显德九年的三月十二，东京及其周边终于普降甘霖，朝野上下自然是一片欢腾，郭炜也欣喜地给百官放假一天。不管是因为各种祈雨仪式终于生效了，还是因为郭炜最近的仁政感动了上天，又或者只是单纯的节气到了于是再不给面子的老天爷也挡不住降雨，总之波及大周大半个东部的旱情虽然还没有因为这一次小范围的降雨而大幅度缓解，因为这次旱情而出现的一场政治小危机却已经宣告消弭。
显德九年的三月十九，广政殿上各路俊才济济一堂，郭炜在这里召见当年春闱中选的十五位新科进士，并且和往年一样，由皇后赐诸进士家女眷琉璃镜一面。
与郭炜穿越之前从电影电视剧或者戏文小说里面看来的情况有些不同，或许是因为主考官的选拔标准过于严苛的缘故，也或许是因为大周尚未一统天下因而疆域太小赴考的生员太少的缘故，这些年来的进士数量都不是很多，一般也就只有十几个人，显德二年更为夸张，礼部侍郎知贡举刘温叟事后受到因循滥进的评语都只选中了十六个，还被郭荣黜落了十二个搞得最后实际只剩下来四个而已，这样的中选数量根本就没有进行殿试的必要。
所以这一天郭炜在广政殿是要召见新科进士，而不是对他们进行殿试复核。考核与选拔的权限既然已经交给了权知贡举翰林学士承旨李昉，选上来的人又不多，郭炜也就没有打算再多走一遍殿试的程序了，虽然皇帝主考听起来很酷，殿试状元的风光在戏文里面更是常态。
当然，在郭荣当政的时期，六年的春闱以后临时安排复核的情况就有三次，李昉在做翰林学士随军淮南的时候还曾经主持过其中的一次复试，那却是因为前几任的知贡举过于因循，主考的时候有失用心以致滥进。自从郭荣用几次复试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以后，后来的历任知贡举多少用心一些了，加强了对进士的把关，进士的水准已经得到了基本的保证，在这之后复试也就没有必要了。
虽然郭炜继位以后连续三年的进士数量都超过了十个人，比起显德二年的四个人来那是多得多了，这却不是因为知贡举的官员又陷入了因循之中，而是因为国家政治日益稳定，又新拓了不少疆土，全国各地进入国子监、太学进学的生员大增，每年春闱进京赴考的人数也是大增，基数大了，同样的严格标准下中选的人数还是多了起来。
另外，最近的连续三任知贡举官员，中书舍人扈蒙、翰林学士知制诰王著和翰林学士承旨李昉水平都很高，阅卷选人的能力都不会差了，郭炜并不觉得自己在这方面还能比他们更强，所以由郭炜自己来实际主持殿试复核是不可能的，而继续用这几个知贡举官员，那就是纯属多此一举了。至于另外用人来进行殿试复核，譬如用翰林学士知制诰卢多逊，那当然在选人的标准上会有一些出入，可要是在没有什么异常的情况下这么做，那却是徒增近臣之间的矛盾，并不是什么好心术。
不过扈蒙在权知贡举的时候出过事，他在显德七年曾经受同乡仇华的请托，把水平明显不够的三个人凑入进士名单里面去，事发以后三个滥竽充数的进士被黜落，扈蒙也被黜为太子左赞善大夫。
事后的处罚自然是马后炮，可是这种事情光靠知贡举官员的人品是很难预防的，完全靠殿试复核也不是太好的办法，尤其是在中进士的人数还不超过二十的时候。殿试这种增加一道程序的做法，还是等到人才大增以后优中选优吧。
所以从显德八年开始，郭炜就要求在科举考试中实行试卷糊名制和判卷之前用专人誊录试卷的方式，让主考官无法通过笔迹和姓名去判断一份试卷的主人，以尽量防止舞弊的发生。其实这样的建议郭炜在当皇子的时候就已经向郭荣提出来过，只是郭荣一直戎马倥偬没有来得及整改，郭炜刚刚继位的时候事情太多也没有想得那么细致，也就是在扈蒙出事以后他才得以亡羊补牢。
显德八年的时候，试卷糊名制和誊录制还只是试行，到了显德九年就是正式执行了，有了显德八年的经验，正式执行非常顺利，而且随着地方政务的正规化，这种考试制度还有希望向地方的童子试等州县选拔推广。虽然给试卷糊名和誊录需要增加大量的人手，尤其是誊录试卷要从史馆、秘书监这些部门临时抽调大批擅书的吏员，多少会对这些部门的日常工作造成一定的影响，但是考虑到淳化考风严格考纪的重要性和科考在文官制度上的重要性，这点代价显然是很值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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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彬，京兆府长安人，他能够作为新科进士和进士甲科马适一起到广政殿陛见并受赐，就是试卷糊名制和誊录制的直接受益人，虽然其本人未必明白这一点。
在实行试卷糊名制以前的科考中，即使没有请托和舞弊的现象，主考官因为某些考生平日的诗作和文名也会对他们另眼相看，宰相、枢密使和其他同僚有时候也会进行一些推荐，这样就算这些人面对考题做得不怎么好，却也可以靠着平日的文名而超出同侪。
显德九年的这一批生员里面倒是没有这样久负盛名的人，不过常年在京洛游历的还是不少，在国子监和太学进学的更多，其中有几个人名会落入李昉耳中那是极其正常的，和他们比起来，远在京兆府籍籍无名且第一次进京的周彬无疑是居于全面的劣势。
在实行试卷誊录制以前的科考中，即使没有请托和舞弊的现象，即使主考官对考生一个也不认得，一个人名都没有听说过，不同笔迹、卷面的试卷给主考官造成的第一印象还是大为不同，这种不同有时候甚至会超越文章在质量上面的差异。
武周时期刑律名臣周兴的后代周彬，在刑法律令方面当然是家学渊源，虽然周兴被流放岭南并且死于路上，却也没有妨碍这种家传。从小修习的周彬熟悉唐律、唐律疏义和历朝的律令，就是对最新的大周刑统也很有心得，可是在书法上面就差强人意了，虽然写字还算中规中矩，卷面也不至于太潦草，倒是不会恶着了主考官，但是靠着卷面和书法来打动主考官则是想都不要想。
不过在试卷糊名制和誊录制下，所有的考生在这方面就被完全拉平了，周彬从中固然是占不到什么便宜，却也不会吃亏，而要是和可以靠名声与书法取胜的考生比起来，周彬显然是受益的。
只是可惜自晚唐以来中原失序，科举中的明法科经常不开，几年甚至十几年都难得有一次明法科的制举，周彬指望不上通过自己最擅长的领域上进，于是不得不退而求其次来参加进士科的考试——进士科比起明法科当然是名声更大、地位更高、前途更广的，不能说是次席，但进士科却不是周彬最擅长的，所以本来可能在明法科独占鳌头的周彬，就只能在进士科里面混了一个十五分之一了，这一届进士科的鳌头可是归了马适。
当然现在周彬一点都不为此而感到遗憾，能够锝中进士，仕途就已经打开了，而得以在广政殿上获皇上召见，以周彬对这个年轻皇帝的粗浅认识，自己是很有机会面陈所长的，这样倒是和在明法科上独占鳌头区别不大。
三月初六前后那一段时间里面，周彬是在东京待考的，所以皇帝派出近臣到京师的各个祠庙道观祷雨这种大动作，周彬不可能不知道，而三月十二的那一场大雨他也赶上了。
不过和普通士民百姓的热议不同，娴熟律令关注人事的周彬并不认为这两件事情有什么严格的相关性，他倒是更注重皇帝趁此机会革新积弊的作为。
放宽窃盗律的处罚标准，对百姓触犯盐酒之禁的标准也有提高，久处民间的周彬并不觉得这有违刑律的本意。严刑对待犯法之徒这一条没有改就可以，放宽触犯刑律的标准反而可以更精确打击对象，还能够疏解民困，无疑是一大善政，不管这种善政是不是为了驱除旱情而颁布的，这样的皇帝比只会郊祭、告庙的要实干得多。
而把地方民政和一般捕盗从节度使及其下属镇将那里重新归于县令、县尉等地方官员，把死刑的判决权从节度使的手里交给地方司法官员，把死刑的复核权重新上移到刑部，这样加强司法官员地位的举措，则更是周彬这种从小修习律令的秋官之后所乐见。
皇帝可真会抓机会，只是这么小小的一场春旱，居然也能利用起来办了不少事情，这样的皇帝别看年轻，却既会打仗又懂治政，在他的治下步入法律之途，应该会比先祖更有作为吧。
周彬杂处在其他十多个进士席次，虚望着郭炜座前的台阶，胸中的功名之心滚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