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事果然关系我清源军的生死存亡！若是少主一时糊涂，竟欲结吴越以抗上邦，我怕是十多年前的福州故事就会在泉州再来一次了……到了那个时候，吾辈都将不免！”
想通了其中的关节，陈洪进当下也不避讳，很坦率地就把话给说开了。反正在场的包括自己在内也就是三个人而已，其中一个是自己的长子，一家人之间当然是没有什么需要避的；另一个是十多年的老兄弟，地位始终和自己差不多，如果清源军出了问题前景也会和自家差不多，而且军中将领除了自家的亲信以外也就是他家的亲信，两个人又是同为留从效的托孤重臣，自己要想有什么特别的举措，只要能够争得他的合作，那么九成九可以保证成功了。
“是啊……少主可以一时糊涂，我等可不能糊涂！先主既然托孤于你我二人，我们就绝不能有负重托，断不能让少主将清源军的基业轻易葬送。”
张汉思虽然除了年龄和资历以外，论打仗、论处理军政和论御众的能力都比不上陈洪进，却也是个明白人，这些事情不点就透的。
“…………”
陈文显朝两边看了看，却是不再说话，现在已经进入两位大帅深入交换意见的时刻，作为冲锋陷阵的小将就不适合再插嘴了。
密切监视留绍鎡的动向，并且将情况及时地汇报给自己的父亲知道，这才是陈文显的任务，只要不是什么令人措手不及的突发状况，最后的决断权肯定是归于统军司的。现在作完了相关情况的汇报，陈文显的任务就算是完成了，只要留绍鎡那边没有什么凌厉的手段，他就可以不用承担决断的职责。而很显然的就是，留绍鎡手里就只有节度使府衙的那么一点卫队力量，目前完全处在自己亲兵指挥的监控之下，根本就翻不起什么大浪来。
至于留绍鎡的生父留从愿，目前远在漳州不说，人比张汉思还要老迈，又根本没有真正的军中资历，完全是凭着留从效长兄的身份才做的漳州刺史，掌控军队的能力极其有限，很难对泉州的事态构成影响。而且根据自己的监控状况，不管是不是来不及，留绍鎡总归是没有去联络留从愿的，那么无论漳州的态度怎样，对泉州都是鞭长莫及的，等到留从愿得信反应过来，这边什么大事都可以搞定了。
“少主想要召越人以叛上邦，我只恐那是引狼入室。福州前车之覆依然在目，少主若是一意孤行，只怕清源军自此不存于世间了，漳、泉二州一旦入于吴越，我等岂有幸理？更何况也羞于九泉之下见到先主。”
随着陈洪进将话题往下推进，转眼之间，留绍鎡的罪状就快要落实了——嗯，谋叛。虽然清源军是半独立的藩镇，但是在名义上终究是属于南唐的，想要联络吴越以抗衡南唐？那当然就是谋叛了。
虽然留绍鎡和吴越使者说了些啥大家其实都不知道，但是这一点都不重要，瞒着托孤重臣密会外邦使者，那肯定就是有异谋的啊，这异谋还能是什么？显然只可能是谋叛了。
不管别人信不信，反正陈洪进是信了。
其实张汉思也信了：“先主将少主托付于我等，却不是让我们去助少主谋叛的！吴越的狼子野心那样明显，少主还是太年轻了，经事还是太少，识不破这样的浅陋伎俩，但这却是骗不过我们。清源军的基业不容有失，统军使身负先主的重托，值此危难之际，汉思还望统军使挺身而出，矫正少主的荒唐举动。”
看到老兄弟把自己抬得这么高，还要把自己推到前台来，陈洪进连声逊谢：“岂敢岂敢！先主是托孤于兄长和我二人，弟怎敢擅专。弟虽然忝居统军司正使之位，却怎么及得上兄长在军中威望素著，当年先主与兄长共同起兵讨逆，弟只不过一马前卒耳！今日又逢危难，正要兄长出面一展所长，弟唯兄长马首是瞻。”
…………
显德九年的三月，清源军节度使留从效病故，幼子留绍鎡掌节度使留务，统军使陈洪进与统军副使张汉思主军。
当月，吴越派遣使者聘问于清源军，不日，节度留后留绍鎡夤夜召吴越使者密会，双方进行了一番亲切友好的交谈。
也就是在此后的第二天，在清源军统军司的府衙正堂上，清源军统军使陈洪进和统军副使张汉思就清源军当前的复杂局势深入地交换了意见，相互间达成了广泛的共识，统军司亲军指挥使陈文显作为启动这次会谈的关键性人物旁听了整个过程。
当日晡时，统军司传骑四出，军中各指挥使受召赶赴统军司会商军务，泉州右军散兵马使陈文颢亦得以超阶列席，同样超阶列席的还有在节度使府衙担任牙将的张汉思诸子。
当夜，清源军节度留后留绍鎡欲召集将吏宣布叛唐，以其地入吴越，清源军一众将校吏士坚执不从，留绍鎡竟欲以刀兵相迫，牙队为之哗然，竞相鼓噪莫衷一是。
关键时刻，清源军统军使陈洪进奋起而呼，统军副使张汉思继之而起，将校吏士群起响应，牙队当场反正，执留绍鎡。清源军节度留后留绍鎡勾结吴越使者谋叛之事就此无疾而终。
事后，清源军上下公推清源军统军副使张汉思为清源军节度留后，推清源军统军使陈洪进为清源军节度副使，并遣使奉表金陵，请命于李弘冀，且执留绍鎡送于唐。
泉州的一场兵变就这样悄然地过去了，其间竟然不见一丝血色，那遍布泉州街头的鲜红只不过是刺桐落花而已，比起东京曾经遭遇的多场劫难，泉州的百姓无疑是幸运的。
即使是其中的不幸者如留家，病故的留从效仍然被李弘冀追赠太尉、灵州大都督，生前富贵死后哀荣一样不缺；留绍鎡虽然被执送金陵，也不过是和兄长留绍錤一样的寓居，就算是丢了节度留后这种尊位有些不快意，却也没有什么性命之忧，比起更多失位即家破人亡的一时豪强可要好上了许多；就连漳州刺史留从愿都得以善终，只是要郁郁弃官而已。
这样的仁慈政变，除了是因为陈洪进、张汉思等人几乎一切尽在掌握的原因以外，是不是还有一点个人特质在其中起作用呢？只要可以完全控制住局面，未曾殃及百姓的宫廷政变在各地历来也有不少，但是失势者都能够寿终正寝，在这样一个乱世当中却是罕见之极的。
显德九年的春季，除开一场蔓延整个东亚大半岛东部的旱灾，其波及面从契丹的牧场、捺钵地一直到吴越的水田，让各方都只能暂息兵马全力备荒以外，也就是清源军的这场政变值得一提了。当然，蜀主孟昶立伪命秦王孟玄箉为伪命皇太子，在蜀地也算是一件大事，不过出了蜀地就再没有什么人对此有所关注——蜀地偏安，于天下大势影响甚微，这是从诸葛亮北伐失败以后形成的共识，休说只是确定一个偏安之主的继承人，就是换一个偏安之主又能怎样？
和清源军的政变、蜀国定太子比起来，天下的有识之士更关注郭炜在东京的举动，无论是他为了禳灾而在几项法令上面的变动，还是他就要收进宫的新妃子，前者关系到中朝的风气走向，后者则涉及到天子的血脉播衍、国本的巩固，以及燕地和中原的关系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