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朝皇帝想要那些种子看个新鲜，蒲诃散自然是一口答应，反正那又不是很贵重的东西，更不是占婆一国独有的特产——在南洋地区受到印度文明强烈影响的那些国家，基本都会种棉花，所以棉花确实不是什么稀有特产，稻米当然就更不是了，蒲诃散作为这个时代的人，是没有种质资源这个概念的。i
郭炜自然不同，他很清楚占城稻的价值何在。
说起来占城稻并不好吃，产量也不算高，因为它的后代就是中国南部流行的早稻嘛占城稻最大的好处就是其生长期短，早熟，有了它，一年两熟的北界就可以向北大幅度推进了，要知道现在岭南的一年两熟田都不占主流呢。
当然，要想尽快实现江南地区的一年两熟，需要做的事情不仅仅是引入占城稻。在郭炜的印象当中，历史是宋朝中期以后才逐步引种占城稻的，而且一开始只能在江南地区实现稻麦轮种，说明此时的占城稻仅仅相当于早熟的中稻而已。
稻麦轮种的确是一年两熟，但是水稻和小麦同属于禾本科植物，像这样连续种植，土壤肥力的消耗是相当巨大的，而且很容易在田地里累积禾本科的病虫害——尽管稻、麦交替已经比连续的水稻或者小麦种植要更克制病虫害。而且种水稻用水田，种小麦用旱地，如此轮替在一定程度也能抑制病虫害的累积，还能在一定程度培肥，然而一年两次的田土改造相当耗费人力。
更为郭炜所青睐的一年两熟制，在中原地区是豆麦轮种，在江南地区则是两季水稻加越冬的油菜或者红花草，准确地说其实算三熟了。i这种轮作制度，因为红花草是豆科植物，油菜花科植物，对土壤肥力的需求与禾本科植物有些区别，而且豆科植物都可以通过根瘤给土壤补氮，因而可以在一般农家肥的基础连续种植而不出现土壤肥力严重损耗、田地板结的现象。
中原地区的豆麦轮种，在《齐民要术》里面就有记载，只要田地规模和劳动力都能够达到要求，农夫们几乎都知道怎么做，根本就无需郭炜去提倡推广了，就算是中原北界年积温无霜期内每日平均温度之和就是年积温不够一年两熟的地区，百姓们都见缝插针地在搞两年三熟制——只要朝廷能够维持地方安定，种地这种事情当真不需要朝廷来督促教导，华夏民族的种田天赋真不是虚的。
不过在江南和岭南搞双季稻模式，那却是郭炜可以卖弄一下的地方了。
郭炜不是农家出身，而且他也不是江南人，但是备不住他穿越前在帝都拐到的老婆是江南妹子啊……所以他是见过江南怎么种水稻的，尽管要他去干肯定不会，但是动动嘴指导一下诀窍还是很利索的。
首先第一条，得让占城稻慢慢适应比占城更凉爽的气候，从而可以提早播种，从早熟的中稻变成真正的早稻。
要实现这一点，需要的是时间，即便有人工选择诱导进化的促进，后世的那种早稻恐怕都不是郭炜有生之年能够看得到的，除非现在就发展出杂交水稻育种技术来，不过没有基因理论而单靠一般育种经验，这并不容易做到。
所以在此之前，郭炜顶多只能让岭南地区实现完美的双季稻种植模式，江南地区恐怕还有一段时间要用稻麦轮种来过渡。i
其次，就是育秧和移栽的技术了。
好像现在种植水稻和小麦是一样的直播方式，这一点在无需紧凑地抢生长期的种植模式下当然没有什么问题，所以也不会有人去琢磨用专门的秧田育秧，然后再分片移栽——那样多费一道手续，既劳心又劳力，却没有什么利益可得，谁会吃饱了撑的去干这事啊？
但是有了双季稻的种植需求以后就不一样了。除了岭南的南部个别地区，因为年积温的限制，可以说不管怎么育种，早稻和晚稻的生长期就不可能完全错开，在早稻收割之前，晚稻就必须完成播种，否则赶不成熟就要被严霜打成绝收了。于是在专门的秧田密集播种育秧，再到收割完早稻之后进行移栽，这样的种植方式就有了需求，然而如果没有郭炜来到这个世界，这样的种植方式还需要劳动人民模索许多年。
现在就好了，只要郭炜动一动嘴皮子把原理说出来，自然就会有真正的种田能手去实现它！然后就是州县的亲民官真正履行其劝课农桑之责的时候了。大力甚至强行地推广双季稻轮作，增加耕地的复种指数，对于朝廷来说当然是千好万好，为了鼓励民间都这么干，就算暂时不征收新增加的那一季粮食的赋税，那都是值得的——即便没有给朝廷增收，当地粮食产量的增加总是实打实的，哪怕是不能实现翻倍而只增加了五成呢，官府动用府库资金总可以多买到粮食？
对于农家来说，采用这样的种植制度，每年需要投入到农田里面的时间和劳动力几乎翻倍，收成则将会增加五成多一点，合计起来看似不怎么划算，但是考虑到新增加的收成暂时不需要缴纳官税，而增加的劳动力劳动时间其实还是原先那些人，只不过让他们的农闲时间更少了而已，在商品经济和工业都不够发达的时代，这个代价并不怎么重，因为闲下来的大多数农夫也变不成农民工。
郭炜很高兴，蒲诃散应承给朝廷占城稻和南洋棉花的种子，本身只是一桩小事，这些贡品即便花钱去买也用不了几贯钱，而且真要是向岭南推广的话，这么点种子完全不够。郭炜高兴的是占城的这个态度，蒲诃散表现出来的态度已经说明了一点，那就是占城应该不会阻挠大周商人从占城大量购买占城稻种。
心情大好的情形下，郭炜对蒲诃散更是百般关照，充分体现了天朝皇帝对藩邦使者的宽仁气度，随后更制授波美税杨布印茶为检校司空兼御史大夫、怀远军节度使、琳州管内观察处置使，封占城国王，就连蒲诃散都捞了个检校工部尚，回赐的时候，在原定的额度之外，郭炜又给对方增加了两面琉璃镜和一座计时钟。
送走了蒲诃散，高丽使者还没有到，接着来朝贡的却是三佛齐的使者。
三佛齐的贡使最近差不多是年年都来，这一次又不像占城贡使那样带了那么多的贡品，所以广州方面倒是没有大张旗鼓地驰报，只是作为例行通报比使者稍微早一点到达东京。
其实占城在最近几年贡使也来得不少，虽然不像三佛齐这样年年都来，但是这一次贡品如此之厚还是有些不同寻常。不过既然蒲诃散一直都没有提过什么特别的事情，郭炜即使心中有所疑惑也是不会主动问出来的。
三佛齐今年的贡品也就是水晶和火油等寻常物而已，其使团真正的使命大概是到广州进行贸易？不过年年这样走动一番，两国的关系倒也算很亲近了，如今大周已经在岭南站稳了脚跟，郭炜估计着南洋海贸的利益将会越来越显著，在南洋航线有占城、三佛齐这样的好国家，郭炜肯定是不会拒绝的。
随意地打发走三佛齐使者，高丽的使者也终于进京了。
和南洋的这几个国家不同，高丽与中国的渊源更深，其实距离也更近，然而高丽的使者从显德十年之后，这是第一次入朝，其间间隔几乎长达九年整，可谓是稀客了。
南北不同国家之间有这样的差别，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郭炜也曾经想过。要说朝廷的待遇，给高丽国王的封赠是明显高于占城、三佛齐等南洋国家的，回赐也不会太薄，认真想起来，大概还是对方没有什么中原稀缺的货品除了高品质的铜矿之外，然而贡使总不可能运几船铜矿来进贡？以前高丽可是用铜矿直接来换中原的瓷器绢帛的。
当然，郭炜也想到了交通和贸易航线热度的综合原因，虽然同样是海路相通，或许直线距离高丽距离登州比占城、三佛齐距离广州还要近，但是登州在海贸商业的地位怎么可能和广州相比？前一次的高丽使者还在海碰到大风，整个船队淹死七十多个人，官员就死剩下正使时赞一个漂到大陆，所以高丽遣使入贡的积极性不高也很正常。
或许等到大周领有辽东，甚至跨过鸭绿江和高丽接壤，那之后高丽的入贡就可以保持每年一次的频度？还别说，郭炜想想明朝时的情况，觉得真是有这种可能，这个时代的中国北方海路可不是那么安全的，冬天有冰凌，夏秋有台风，又没有天气预报，就算是定远军驻扎沙门岛熟悉了那么多年，也把握不住多变的台风季节。
不过眼下郭炜就不需要深究那么多了，这一次高丽的贡使来得还是满隆重的，好生接见一番联络联络才是正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