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五老爷是1931年过完元宵节就从家里南下广州的，那一年黄埔军校刚开始对黄河南北和边疆地区招生，直到3月6号才正式入学，是和王老板（王满堂）的大伯父王金禄一块去的。而我后来问到那个莲花双鱼的玉牌，就是他和王金禄打赌时赢的，因为王家人的手底下都不干净（盗墓传家），对于那面玉牌王金禄也没放在心上。那时候他们都是十几岁的愣头青，有可能是出于保家卫国，有可能是像现在这样只是要谋个前程，现在我们是无法揣测了……但是，正是他们入学后不久，整个国家就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了。先是发生了撼动大半个中国的严重水灾（其时洛阳亦受百年难遇之水患），接着日本人就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他们去接受教育的目的就发生了根本的转变，因为他们必须肩负起保家卫国的匹夫责任。据小爷回忆五老爷晚年神智不清的叙说，那时候他们很多同学都已经无心上课了，强烈要求到前线去参加救国战斗。从这个时代大背景下，我相信那是真的，国难当头，有点良心的青年都会这样。
然而令他们气愤的是，当时《大公报》刊出东北军负责人的言论，使他们变得热血沸腾，这位30岁的高帅富反复强调“我方官民，悉不准备抵抗”和“余窥透日军拟在满洲有某种行动后，即下令部下倘遇日军进攻，军警不得抗拒，须将军械子弹入库房。当日军进攻消息传来时，立时又下令收缴军械，不得作报复行动，故当日军开枪与机关枪并用炮轰击北大营与其他各处时，我们军队并无有组织之报复行为”的言语。这也是我后来学习中国历史的过程中所遇到谜团之一，那么后来少帅一反常态，发动的“西安事变”就叫人看不懂了，虽然我也是玩“三国杀”的高手。
在这个背景下，五老爷他们的校长—－－蒋中正就面临一个十份不妙的处境，一方面是外忧，即1929年苏联斯大林下令八万苏联红军，强占中国东北104个县市及九一八事变两个月内，日本即占领整个东三省地区。另一方面是国内军阀割据势力如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之流有很大的不稳定因素。11月7日，我党于江西瑞金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这在蒋大总统心里始终也是一块心病，加上半壁河山的水灾，我想对于“蒋家王朝”来说必然是极大的考验。五老爷他们本来在这个时期，最有希望干出一番作为的人，却因为一件事的发生而彻底改变，使他失去了前途、爱情、还有希望、还有爱国热情……
他们在学校认识了一个贵州籍的同学，叫齐椿子（其实是齐得胜的父亲），因为住一个宿舍且很谈得来，所以就成了好朋友。开始开课学习、训练后，齐椿子就收到家里的消息，说是乡里恶霸霸占了他们家二十亩地，齐家老父亲气不过快要离世，就叫齐椿子回去省亲。齐椿子就告假还乡探望，还没走到家门口父亲就辞世了，悲痛欲绝的齐椿子就带领族人去那恶霸家理论，结果被人家动用县太爷的关系，倒把齐椿子给丢进监牢里了。齐椿子有个妹妹叫齐喜梅，就去牢里看望哥哥，齐椿子就告诉妹妹说：“咱家里是没人能救我了，我有几个好朋友在广州，你去找他们看看能不能想办法把我弄出来”。这齐喜梅也是天生有本事，一个十几岁的女孩子硬是把父亲的丧事给操办了，就一个人南下来到广州。在广州找到黄埔军校并不难，这奇女子历经千辛万苦终于找到了五老爷他们，告诉了齐椿子一家的遭遇。直听得他们是义愤填膺，满腔怒火，王金禄当场就表示要去贵州营救齐椿子，被我五老爷劝住了。五老爷的方案是先通知校方，看学校能不能利用广州的政治资源对贵州施加影响，从而放了齐椿子。然而那时候洪水和日本人已经闹得人心惶惶了，而且地方上并不买中央的帐，所以这事到最后，也没能在广州找到合适的办法。出于年轻人的义气、也有可能是打抱不平……五老爷和王金禄就随着齐家小姑娘回到了贵州。
那正是：
千里奔波诉衷肠，
广州识得汝心伤。
冲冠一怒不为他，
只为义气云飞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