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不事张扬，但右丞相、三路宣抚大使石越亲临冀州的消息，还是很快在中军行营诸军中宣扬开来。对于无所事事，每日只是『操』练部队，绝不与辽军交战的中军行营诸军将士来说，这几乎是他们这一个多月来最重要的事件，每个人都心里面兴奋的猜测，不少人将此视为大战即将开始的一个信号。
然而，石越九月十五日抵达冀州之后一两日间的所作所为，却又不象是来督战的，更似来犒军的，甚而很象是来给韩拖古烈送行的。十五日晚进驻冀州之后，石越就再没有离开冀州一步，而是坐镇冀州，连续召见中军行营王厚以下的致果校尉以上将领，从阜城、东光、武邑、北望镇，宋军的高级将领，走马灯似的，往返冀州之间。但无论是召见哪一位将领，是亲信如唐康、王厚，还是一个素不相识的营都指挥使，石越都只是提问、倾听，绝不发表意见。
与此同时，追随石越而来的宣台谟臣们，何去非与高世亮分道前往各处劳军——自从宋辽在深冀间相持以来，宋军这边算是过上了好日子。其时宋朝虽然号称繁华富裕，肉价其实也不算很贵，如陕西长安地区猪肉不过三四十文一斤，开封也不过一百一二十文一斤左右，然而以整个社会来说，即使是收入还算不错的禁军，除非他没有家小，否则也不可能每顿都吃上肉食，更不用说大鱼大肉。而自熙宁以来，虽然宋军一直实行募兵制不变，但禁军募兵的对象，却也始终在缓慢却坚定的改变着。尽管大量招募来自中产之家的“良家子”一直是个社会『性』的难题，而世代从军的禁兵仍然不可避免是宋朝禁军的主要来源，但减少招募无赖子的数量，增加有一定家业的下户男子的比例，也一直是石越与司马光努力的目标。而他们的努力，在一二十年后，在西军，已经有一定的成效，其中原因，大半倒是因为外部环境的变化，一则自熙宁西讨之后，大量禁军裁汰屯田，还有许多负伤的禁军拿着丰厚的抚恤金离开西军，由宋廷另行安置，这就使得世代从军的兵源大量减少；此外则是因为相对来说，当时陕西路相较河北路贫困，而西军声誉又要好过河朔禁军，兼之在持之不懈的努力下，当时歧视从军的风气也有相当改善，陕西路下户中男子投军的意愿也更高。因此，在熙宁西讨十余年后，西军中由下户出身的禁军，已然接近五成。而另一方面，西军中世代从军的禁军，较之河朔禁军中同样出身的禁军，也要淳朴许多。所以，对以西军为主的中军行营诸军来说，这一个多月的生活，除了不能喝酒，便真的是如在天堂一般。而他们竟然也因此生出一种淳朴的感激之情来。因为他们相信这并非是他们应得的东西，在享受了这一切后，他们便会感到不安，期望能够有所行动来报答这一切。
这样的一种心情，若在河朔禁军来说，就只会觉得可笑。同样的待遇，若是施之于某些河朔禁军，大概换来的回报，只是当停止这种待遇之后的怨言以及随时可能因此而爆发的兵变。
但对于这些淳朴的西军士兵来说，这却是切切实实的感情。若和他们讲什么保家卫国，有时候便如同对牛弹琴。在他们的心里面，会自然而然的将陕西当成家，面对西夏时，他们能理解这一切，并产生一种同仇敌忾来。但要他们将河北这个陌生的地方当成“家”，那却是极困难的。那对他们来说，只是一种虚无缥缈的概念，因为在这个时代，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一辈子都不曾听说过“河北”，当他们到了此处，其实和到了外国，也并无区别。因为他们也想象不到“外国”是什么样的，在他们心里，外国大概是就是西夏那边的，而西夏与河北又有何区别？西夏人的话他们听不懂，河北人的话，他们同样也是听不懂。
对他们来说，与其在一个陌生的地方说什么“保家卫国”，不如直接告诉他们要“忠君护主”，至少后者的概念，在他们心里还是根深蒂固的，易于理解。虽然同样也难有共鸣。
他们最真实的感情，都表现在最普通的事情上。诸如有恩必报、乡里之情、袍泽之谊，以及上司、同伴的感染……倘若他们的长官在战场高喊着“忠烈祠见！”并且奋不畏死，他们就算心里面并不真正清楚“忠烈祠”是个什么东西，也会血脉贲张、义无反顾的跟着大喊“忠烈祠见！”然后为此而战死沙场。
只有受过一定教育的武官们，以及极少数的普通士兵，才会有可能自觉意识到他们是为了另一些事情而战斗。尽管很可能每个人的动机都很复杂，往往都是高尚的与自私的动机混和在一起。对于绝大多数的武官来说，他们战斗，既是为了保护百姓，也是为了效忠宋室，但同样也是为了升官发财。旁人很难知道，在某个时刻，他们心里的哪一种动机会突然占到上风……
有过抚陕平夏之经历的石越，虽然十余年来身处庙堂之高，却倒还并没有忘记尊重该尊重的现实。何去非与高世亮所到之处，必要杀猪宰羊、问疾给『药』，宋军的生活，令黄河北岸的武强城的辽军都感到羡慕。其实就算对于契丹的宫卫骑军来说，他们的饮食，平时在辽国时，也不可能保证天天有肉食吃，只能说是以『乳』制品与小麦类制品为主，南侵之后，初时还可以常常宰杀劫掠的牛羊牲畜，大口吃肉，大碗喝酒，但自从八月中旬以后，每日就只能煮点肉汤，啃啃『乳』酪，连酒都要限量供应。进入九月以后，辽人最爱喝的酒『露』，除了军中贵人，普通士兵便完全喝不到了，只能勉强保证『女乃』酒的供应。
何去非与高世亮四处劳军，而石越与宣台另外两个谟臣——折可适与范翔的举动，更看不出马上要开战的迹象。九月十六日，石越先是在冀州大宴，包括当日前来冀州参见石越的宋军将领王厚等人在内，所有文武官员，一律参加，为韩拖古烈饯行。宴会之上，除了石越外，人人赋诗，虽然许多人的诗中多含讥讽之意，但折可适与王厚的送别诗却是中正平和，一派祥和之气。十七日，石越又遣折可适与范翔亲自护送韩拖古烈与韩敌猎至武邑上船，临别依依，几乎令人疑心宋辽之间，已经停战。
但局势的变化，的确出人意料。
九月十八日清晨，在神卫第十营、第二十营近两百门火炮的掩护下，武邑的龙卫军在种师中的统率下，突然强行渡河，攻打武强。
战火重新点燃。
不过，辽军似乎早有准备。此时驻守武强的辽军不过三四千人，在神卫第十营渡河之后，几十门火炮刚刚架好发炮，辽军便在武强城内四处放火，随即弃城北走。种师中下午便已夺回武强城，却直到深夜才算勉强扑灭城中的大火。
同一天，姚麟亦率云翼军自信都北上，收复了被辽军放弃的深州城。
尽管深州与武强城都已经残破不堪，但为了谨慎起见，姚麟与种师中都没有进一步的行动，而是选择了在两处扎寨过夜。
九月十八日的战局发展，已经令当天已经抵达武邑督战的石越与王厚略感意外。辽军没有趁宋军立足未稳之时发动攻势，这让二人的心中，都隐隐生出一种不祥的感觉。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更是真正的出乎预想。
石越最终采纳的是何畏之所献的双头蛇战术，宋军的反击以种师中与姚麟为先锋，分头并进，互相支援，而王厚则率威远军与雄武一军为中军，随后策应。宋军步步为营，互通声气，不给辽军可乘之机，纵然辽军有诱敌之意，亦无计可施。
但这个万全之策，却象是一拳打在了空气中。
当十九日姚麟与种师中率军北进，打算向武强以北的辽军大营挑战之时，才发觉在十八日晚上，辽军已经兵分两路，从容北撤。并且可以断定，辽军是由韩宝率领所部主力，北撤安平；而萧岚则率一部分辽军，北撤饶阳。
宋军原本张开大嘴，『露』出獠牙，想要一口咬住辽军的蛇尾，没想到一口下去，却咬了个空。辽军仿佛突然之间，完全没有了与宋军在深州决战之意，不仅没有对宋军半渡而击之，反而一击即走，果断的退到了滹沱河以北。
这比宋军诸将事先所设想的更狠更绝。
辽军的意图是十分明显的。
这一切绝不可能是巧合。若非早有预谋，就算早已架好浮桥，一夜之间，辽军数万人马，也断难从滹沱河南撤得干干净净。而若说是宋军的进攻正好赶上了辽军的撤军，就未免更加令人难以置信。因此，辽军几乎是摆明了在引诱宋军追击。
只不过，宋军本以为深州是双方默契的决战战场，而事实却是辽军不再接受这个战场。
但事已至此，宋军也不可能再犹豫不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