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御苑。
所谓的“南御苑”，便是汴京有名的四苑之一：玉津园。
苏轼有诗云：“承平苑囿杂耕桑，六圣勤民计虑长。碧水东流还旧派，紫檀南峙表连冈。不逢迟日莺花乱，空想疏林雪月光。千亩何时耕帝藉，斜阳寐历锁空庄。”这一首诗，道出了玉津园在四苑中地位——这座规模宏大的园林，从惠民河引水入园，再放水入惠民河下游，水利条件极好，因此玉津园中的青城，也是宋朝皇帝藉田之所。这里“柳笼阴于四岸，莲飘香于十里。屈曲沟畎，高低稻畦，越卒执来，吴牛行泥，霜早刈速，春寒种迟，舂红粳而花绽，簸素粒而雪飞”，园中不仅千亭百榭，树木成荫，芳花满园，而且使用的军卒，都来自吴越地区，穿着也是南方人的打扮，说话亦是南方人的口音，竟完完全全是一副江南乡村的景色，出现在了汴京城南。
除了青城藉田外，玉津园同时还是皇帝接见契丹朝贡使者，赐宴射猎之所。并且，这里也是皇家动物园之所在，“养象所”之内，喂养了几十头大象，以及其他的种种珍禽异兽。单单是给那几十头象种植茭草的土地，就多达十五顷。这种规模，却不是汴京动物园可以相提并论的。只不过，玉津园虽有佳景，却极少向普通百姓开放，以至于宋人写诗说：“君王未到玉津游，万树红芳相倚愁。金锁不开春寂寂，落花飞出粉墙头。”又有人作诗抱怨说：“长闭园门人不入，禁渠流出雨残花。”
不过这一切到了熙宁十年的时候，便已悄然发生了变化。虽然玉津园依然极少对百姓开放，但是皇帝却特许司农寺的官员们，进入青城，进行研究试验稻种等工作——他们虽然不懂得杂交，却从能经验中知道要选择优良的种子，可以有更好的收成。至熙宁十一年，虽然玉津园依然不开放，但是皇帝又将一部分珍禽异兽卖给商人，直接促成了汴京动物园的创立。
这些小小的变化，虽然在当时看来微不足道，但从长远来看，却是意义深远。
不过，此时的皇帝赵顼，并没有想到这些。
按照惯例对契丹使者赐宴、射猎之后，赵顼将户部尚书司马光单独叫到了他小憩的“莲榭”。
户部尚书是一个事务比较繁忙的职位。而同时还领导着《资治通鉴》书局的司马光，一方面要应付这个庞大帝国的繁琐事务，绞尽脑汁地同时维护着国家的财政与普通民众的利益——这几乎是一件能让人发狂的工作；与此同时，他还要挤出大量的时间，来编撰《资治通鉴》。而以司马光近乎偏执的严谨性格，他对自己的这两件工作，都是不会容许自己有任何轻忽之处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司马光的气色居然相当不错，实在不能说不是一件令人惊叹的事情。
有好事者曾经对这此事进行过观察，得出的结论却各不相同。养生家认为这是因为司马光有规律的生活与健康的生活习惯所致；唯心论者则认为这是司马光能有机会一展所长，精神自然奋发；而人才论者则归功于司马光领导下的两个好团队——户部与《资治通鉴》书局的作风出奇地一致，都表现出同样的严谨、条理、重视细节、不惧繁琐。
也有人比较过户部与工部——在宋廷兵吏户工刑礼六部中，兵、户、工三部是最有活力的，但是兵部的职权虽然有所增强，但始终受到枢府的种种限制，因此作为相当有限，所以真正引人注目的是户部与工部，拿这两部来比较，就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了——工部尚书苏辙十分开明，又有唐棣、蔡卞这样两个非常年轻的员外郎，其低层官吏，绝大部分都是学院派进士或者学院派出身，几乎每个人都通晓格物学，因此工部可以说是现在宋廷最为积极进取的机构，也是六部九寺中技术官员最多的机构。有人夸张的说，只要有足够的钱，大宋没什么能阻止工部那帮狂生。但若公正的评价，工部大部分官吏在只地方上干过一任甚至一任也没有做过，地方行政经验不够丰富，却是他们最大的缺陷，因此工部也是被门下后省批驳得最多的机构。
而户部在这一点上，远胜于工部。在司马光的领导下，户部渐次起用了一大批老成持重的官吏，同时也吸收了一些有学院背景的新进士，因此户部的风格表现出稳重而不失积极，严谨而不太古板的特点。而且户部的绝大部分官吏，都有极其丰富的地方行政经验，对各路的情弊心知肚明，于是更懂得何者应当纠正，何者只能暂时回避，处置更显得轻重得宜。也因此，使得司马光在朝野中威望日隆。人们当然不会知道，这其实是宋朝的幸运，因为司马光还没有十几年潜居洛阳对政治不发一言的压抑经历，自然也没有机会变成“司马牛”。此时的司马光，在保守与稳健中，依然还有他开明的一面。
“爱卿。”赵顼的目光在司马光身上游移，忽然间泛起奇怪的想法：刚刚他赐司马光座，却被司马光坚决拒绝，于是他马上知道无论他怎么样，司马光是绝对不会坐的。司马光站在那里，能让他感觉到，他就是君主，司马光就是臣子！君臣之别清清楚楚。虽然皇帝也清楚的知道：司马光这样的人，服从的其实并不是他赵顼，他服从的只是他的信仰。司马光会随时拒绝自己不合理的诏命，不惜以生命抗争，但是却永远都会承认自己是君主，而他是臣子。
——其实很多的士大夫，都是如此。
他们并不服从某个具体的君主，在君主的意志之上，有更多让他们信服的东西存在，他们毫不犹豫地为了那些东西与君主抗争，不惜生命。他们也有自己的意志，并会为此坚持。但是无论如何，他们也会让你感觉到，君就是君，臣就是臣。
既便他们指着你的鼻子痛骂，他们的口沫溅到你的脸上，他们失望得恨不得不要活在这个世界……他们依然会认为，你就是皇帝，他就是臣子。
而石越不是这样的。
若同样的事情发生在石越身上，石越虽然也会委婉地谢绝，但只要皇帝坚持，那么石越一定会坐下。而他坐下的时候，你会有一种隐隐的感觉，与众不同的感觉。不知道是什么，但绝对与众不同……
——这一切，以前赵顼只是隐隐约约感觉，但在此刻，他的心中，忽然间无比清晰。他明白了那种感觉——当石越在自己面前的时候，无论他是跪着、站着、坐着，无论他是微笑、平静、严肃，无论他是奉承、沉默、进谏……他都是平等的。
这一瞬间，赵顼对自己突然冒出来的想法感到无比的诧异。
他不明白自己为什么有这么荒唐的想法。
但是他就是有这样的感觉。
石越与他所有的大臣都不同，哪怕他向自己低头，在石越的心里，也一定认为他与自己是平等的！
皇帝被自己的想法吓了一跳。
“怎么可能？”他使劲的摇了摇头，试着把这种怪异的想法从自己的脑海中驱除出去。君君臣臣，皇帝与臣子，怎么可能是平等的？赵顼笑了起来，他在嘲笑着自己的胡思乱想。
司马光被皇帝奇怪的表情吓了一跳，“陛下？”
“喔？”赵顼回过神来，自失地一笑，开始他的召见：“卿可知朕召见卿，是为了何事？”
“臣愚昧。”司马光心中是明白的，但是这三个字却自然而然的月兑口而出，仿佛是一道必不可少的程序一样。
“朕是有一件大事，想问问卿的意见。”赵顼温声说道。
司马光微微垂首，认真地听着。
“是关于石越的任命……”
“恕臣愚昧。”司马光抬起头，目光闪烁着，“陛下，石越不是陕西路安抚使么？”
“这……”赵顼一时语塞。停了一下，才吱唔道：“朝中有人以为石越不宜再任陕西路安抚使。”
“陛下！”司马光朗声问道：“可是因为石越才不足以胜任么？”
“非也。”
“可是因为石越德不足以担当么？”
“非也。”
“那是朝廷有胜过石越的人选？”
“非也。”
“陛下。”司马光再次将头微垂，目光投向皇帝龙袍的下摆，沉声道：“臣待罪服侍陛下有年，陛下之志，臣固知之。陛下锐意开拓进取，欲承太祖、太宗之遗志，以臣之愚，是以为操之过急。若陛下能暂缓此心，不以武功为念，则是大宋之幸。臣自当竭心竭力，以微末之学，为陛下拾遗补缺，不敢有丝毫懈怠。若是如此，则臣以为，安抚使之职可罢废。以石越之才，当留于陛下左右。”
赵顼一时无语，心中隐隐有点后悔来听司马光的意见。
司马光没有理会皇帝的感受，微微顿了一下，继续说道：“若陛下之志不可变，则臣以为，惟知人善用，方能遂陛下之志，否则必有元嘉之遗恨。”
听到这句话，赵顼的后悔立时抛到了九霄云外。
“陕西接连大胜，朝中大臣皆有轻夏国之心。然则臣敢问陛下，夏国果真不堪一击么？当仁宗朝时，国家内有名臣，外有名将，以范韩之材，亦不过缨城自守耳。臣闻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夏国虽无复元昊之盛，然亦其举国皆兵，岂可轻视？其近岁虽遭数挫，然根本未动，若果真轻易之，则臣以为必有骄兵之败！”
“朕固知之。”
“既如此，陛下便不当问石越当居何职！”司马光毫不客气的指斥道：“石越安抚陕西，虽屡用兵，然皆得大胜。陕西诸将，服其调遣；西夏君臣，惧其威名。朝廷无意西事则罢，若有意于西事，则陕西舍石越而谁？若是朝廷轻易换人，继任者必有胜石越之心，此人之常情。其若以为‘石越能为之，吾亦必能为之’，则大事去矣！此等殷鉴，史不绝书。陛下焉能不惧？臣虽愚，亦知舍近而求远，舍必胜而行险，非智者所为。以陛下之明，当知取舍。”
司马光纯粹站在国家的立场来分析，赵顼在心里也不得不承认，石越的确是陕西安抚使的最佳人选。但是，若单为此事，赵顼不问司马光，也能知道。
他苦笑道：“卿之所言，朕亦知之。”
司马光心里十分明白皇帝疑虑的是什么，但是皇帝不好意思说，他自然更不方便说，略想了一下，司马光欠身道：“陛下可知魏武三诏令？”
“那是偏激之辞。”
所谓“魏武三诏令”，是指魏武帝曹操在建安十五年、十九年、二十二年分别颁布的三份惊世骇俗的求才令，在这三份诏令中，曹操指出“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并且公开询问天下有没有“盗嫂受金，未遇无知者”；有没有“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之人，他要一并笼络，而成其霸业。
曹操的这种取才标准，自然不可能得到赵顼的认同，至少是不可能得到他公开的认同。
但更让赵顼奇怪的是，身为儒家门徒的司马光，居然会举出魏武三诏令的例子来！
他看了司马光一眼。
但司马光并不在意皇帝的误会，“确是偏激之辞，不足为法。然臣以为，德才兼备之士自古不易得，故魏武帝舍德而取才，是其知天下之事，固难两全，不得不有所取舍尔。自古以来，才智过人之士，皆难免招人疑忌。陛下若欲进取，亦不能不有所取舍。”
赵顼听到这里，才恍然大悟。原来司马光要说的，并不是什么“魏武三诏令”，他说了这么多，实是想说“才智过人之士，皆难免招人疑忌”这句和“魏武三诏令”八杆子打不着的话。
“朕是想保全石越。”赵顼迟疑半晌，终于半吞半吐的点明了自己的担心。
“陛下果真欲保全石越，只须……”
***
西夏。兴庆府。
这个曾经兴盛一时的军事强国的都城，空气中都弥漫着一股紧张的味道。官员们穿棱往来，交头接耳，有些人在选择，有些人则在观望，很多人都敏感地觉察到变化即将到来。
局势看起来非常不妙。
朝廷派遣密使向吐蕃请求和亲，被董毡断然拒绝。不仅如此，董毡还大肆宣扬，恶毒地嘲弄西夏。这件事情让西夏颜面扫地，若是换在以前，这就是战争的开始。但在此时，除了加深西夏的窘况以外，兴庆府没有人敢提出“报复”二字。
自谅诈以后，西夏对吐蕃就没打过胜仗，何况现在？这种自取其辱的事情，连梁乙埋都知道不必去做。
惟一让西夏人稍稍安心的是，与辽国的谈判，进行得非常顺利。
但是这种顺利，在一些人看来，却完全没有任何实质性的东西。夏国冒着触怒宋朝的威险，出兵威胁杨遵勖的后方，而西夏军队攻占的土地与人民，西夏国一点也得不到，并且，西夏军队还不被允许进入愿意投降的城镇——因为辽国担心西夏军队劫掠；也不得攻击忠于辽主的部落……如果改成更直白的表叙方式，则意味着西夏将出兵替辽主打一场自己得不到任何实质性好处的战争。他们得到的，只是许诺。
最核心的许诺只有一样：如若夏国遭到宋朝侵略，辽国会出兵帮助。
但是，包括夏主秉常在内，也有一部分西夏将领在怀疑辽国是否会兑现自己的诺言。其实，绝大部分的西夏将领都只相信抢劫，而不会相信承诺。对他们而言，战争等于抢劫，诺言毫无意义。人们不过是在努力地骗自己相信这样一个事实：夏国与辽国结盟了。如此而已！
对于西夏国而言，这有点象一个溺水的人，拼命地要抓住每一根稻草。
也许，这份协议真正的作用，并非军事上的，而是政治上的。
得到了辽国这样强大的国家的保护承诺，梁乙埋的地位，至少在表面上，是再次稳固下来了。
所以，当五月份，萧佑丹满意的回国之时，国相梁乙埋亲自送出百里，临别之时，还拉着萧佑丹的手，赌咒发誓，许诺一定会出兵夹击杨遵勖。
但是兴庆府空气中的紧张味道，却并没消失。
人们还在等待。
虽然只是一丝希望，但是西夏的君臣们，还是希望出使大宋的李乾义，能够带回好消息。
同是在五月。
当梁乙埋与萧佑丹道别的时候，李乾义一行，终于回到了西夏，进入了仁多瀚的辖区。仁多瀚留李乾义休息了一个晚上，次日便选派了一千骑兵，在仁多保忠的率领下，护送着李乾义，前往兴庆府向夏主复命。
李乾义到达兴庆府的那一天，是五月十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