汴京是流言的天堂。
石学士夫人韩氏被削去诰命，很快便引起了从爱说是非的官员内眷到四处奔走钻营的官吏的注意，然后更慢慢扩散到民间，因为没有正式公布原由，这种神秘感，反而更引起了人们猜测的兴趣。各种流言不胫而走——当各种各样的猜测过多的时候，有时候真相反而成了最不可信的一种猜测，被埋没在五花八门的流言当中，人们只有在事后真相揭开时，才会拍着胸脯说：“这个我当时早就猜到了……”而对绝大多数的官员来说，在这种时候，谨慎地减少出入石府的数量，则不失为明哲之举。
不过，真正吸引官员们目光的，则是第二天在琼林苑的大宴。
枢密使文彦博告病，并且从消息灵通的人士口中，还传出这样的消息，皇帝已经下诏召有“小阎王”之称的小王将军与慕容谦将军回京，准备分别授予益州路经略使副之职，统率大军，去平定西南夷的叛乱。
那些不太熟悉王厚与慕容谦的官员，在宴会中悄悄地相互打听着二人的功绩与背景——尤其是一向不为汴京官场所熟知的慕容谦。有操守节气的官员，关心的是二人的能力能否替帝国平定西南的叛乱；一头扎进党派之争的官员，则关心二人的立场；汲汲于自己名利的官员，也要获得更多的信息，以判断这两个人是否有可能成为新贵，对自己的前途将有什么样的价值……大多数的官员，都是出于两种以上的原因，来关心着这个任命。而人们知道慕容谦与石越的关系后，有些人则不免要变得更加迷惑不解，感叹汴京的风云越来越让人看不懂，慨叹帝心之难测——怎么会一面如此重地处罚石夫人，一面却准备重用慕容谦？也有一些自作聪明者，便以为这是一种御下之术；还有一些人，则更加疑心着石夫人是不是重重地得罪了什么重要的宫中嫔妃……
琼林苑的花丛之中，流言便如蝴蝶一般，处处飞舞着。
而对于大辽国的驻宋使拖古烈来说，这样大规模的社交场合，亦是他收集情报的好地方。宋朝皇帝的脸色极差，在各国使臣面前只露了不到一刻钟的面，便只留下礼部尚书王珪与鸿胪寺卿李陶作陪，悄无声息地众人面前消失了。拖古烈注意到宋朝皇帝离席之时，脚步虚浮，他一向很留意宋朝皇帝的健康状态——这显然是极为重要的情报——但他知道赵顼的身体并不是很好，因此亦没有太放在心上。而且，这正是一个好机会，当皇帝离开之后，官员们才不那么拘谨，青壮派的官员们，借着酒兴，开始先行走动，不再固守于自己的席位，他们以同年、同乡、同党为特征，自然而然地分开了群落。这时候琼林苑正是花开的季节，来自天下各路军州，甚至是海外的奇花异葩，争相斗艳，自然亦会引起许多才华横溢的诗人的诗兴，因为这一日琼林苑全部开放给官员们与各国使者游园，更有许多的官员干脆便离席而去，三三两两结伴去苑中赏花，诗词唱和。
与萧佑丹不同，拖古烈今日的穿着打扮，与一般宋朝士大夫毫无不同，他说着一口道地的汴京话，穿梭于大宋的公卿之间，倾听着他们吟诗作赋，得心应手地品评着诗词的高下，往往以一句妙语，赢得满座赞叹。他巧妙地拉近自己与宋朝士大夫们的距离，让他们不将自己视为“外人”，然后才有机会不动声色地听他们谈论各种看似无关紧要的流言耳语，大部分的中下层的官员们对于朝廷的人事、政策，总有各种各样的看法，他们亦不以为自己所知道的东西会是什么军国机密，觉得自己说的只是众所周知的事情，于是亦放心大胆地在拖古烈面前高谈阔论。即使一些对辽国抱有极重的敌意的官员，也不怎么排斥拖古烈——的确，要区分拖古烈与一个普通的宋朝士大夫的区别，实在是太难了，而他又是一个极能获得人们好感的人。也有人有时候会故意在拖古烈面前炫耀着宋朝的国威，比如河北某州的一个官员怎么样有才干，大宋又做了什么了不起的事情……拖古烈总是耐心地倾听着，偶尔不卑不亢地回答几句，即不让他们太失望，也肯不让他们太满意。而且因为他对儒家经典、汉赋唐诗，乃至宋朝的学者的著作都十分熟悉，常常巧妙地引经据典来回答，让那些存心想诘难他的人，也不能不在心里佩服他的才智与学问。
但对于韩拖古烈来说，这一切都只是为了自己的职责，为了那个将自己从微贱中提拔重用的雄才大略的大辽皇帝，亦是为了大辽朝的存亡延续。对于自己的国家，拖古烈内心有着极深的忧患意识。没有人比他更清楚南朝的潜力——无论南朝现在面临怎么样的危机，他都清楚，南朝已非昔日之南朝。这是一种感觉，一种如果你不在南朝生活，便无法体会到的感觉。忠烈、先贤二祠，白水潭学院，朱仙镇讲武学堂，每天练习弓箭的小学生，汴京城墙上的火炮，熙宁蕃坊，还有汴河上每日熙熙攘攘的船只，汴京街道上越来越多的太平车……每一样东西，都让他感觉到南朝的力量——那是一种平静下面的巨大潜力。
这个世界上有一种人，能够敏锐地感觉到时代的变化，而拖古烈便恰恰是这样的智者。但这样的智慧，对他个人而言，却不全是好事。他感觉到时代在变化，却不知道自己的国家应当如何跟上这种变化，如何应对这种变化，这只能让他产生极大的挫折感与焦虑感。
拖古烈所能做的，只能是尽自己的力量，来帮助自己的祖国。
他深信大辽皇帝选择的道路是正确的。大辽现在的道路，是契丹人唯一的选择。做为一个辽国人，做为一个辽国士人，拖古烈对一件事看得清清楚楚：游牧民族是没有前途的。所有的游牧民族，都注定是没有前途的民族。这是有人类以来，就亘古不变的一条铁律。任何不肯改变的游牧民族，都注定会在极短的时间内灭亡，其中绝大部分，甚至不会在历史上留下丝毫的印迹——能够有机会做出选择汉化与否的游牧民族，都已经是极少数的幸运者。拖古烈不会被历史的表象所欺骗，汉化也是注定要灭亡的，但是游牧民族灭亡，却从来都不会是因为汉化——这是只要做一个简单的横向比较，就可以得出的结论，不肯汉化的游牧民族，在同样的条件下，永远比愿意主动汉化的要死得快，而且是快得多。
大辽的先祖们具备超凡的智慧，他们意识到不汉化就无法生存；但又担心汉化后又失去赖以立足的竞争优势，所以创建了南北面官制度。但是，仅仅在太祖皇帝死后，太宗皇帝一亲政，其理想便是成为中原的皇帝。他统率大军南下，击溃汉人军队，在开封称帝，留下大辽国永远的荣耀，也留下大辽国永远的教训。从此以后，大辽的历代皇帝，都自居于中国的正统；也是从此以后，大辽的历代皇帝，都对汉人心存敬畏。
辽太宗在某种程度上，是被中原、河北的义军给击溃的。他离开汴京的时候，留下了一句名言：“吾不知中国之民难治如此！”
这是一句被刻在大辽历代皇帝心中的名言。
从此以后，大辽国就再也没有过野心要真正地兼并中国。与南朝和平共存，保持军事上的相对优势，实际上成为了大辽一百余年来最核心的政策。
契丹铁骑可以将阻卜人、女直人，将一切游牧民族毫不留情地践踏在脚下，可以无所顾忌地剥削他们，奴役他们，轻视他们。但是自太宗皇帝北还之后，契丹人就再也不曾真正轻视过汉人。
并且，契丹人、奚人都在自觉不自觉地改变。
或者说汉化。
当今的大辽皇帝选择了一条正确的道路。也许要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但拖古烈深信，对大辽来说，对契丹族与奚族来说，这都是惟一正确的道路。
惟有农耕，方能带来更多的、更稳定的粮食供应。
惟有将游牧改成畜牧，方能繁衍更多的牛马羊。
惟有如此，方能养活更多的人口，过上更富足的生活；惟有如此，才会有更多的人力与物力、以及时间——惟有如此，大辽国才会有前途。
真正的前途。
破坏者只能暴虐一时，建设者才会拥有未来。
这一定会付出代价。也许是非常惨重的代价，但是拖古烈坚信，除此别无他途。为了未来，你不能惧怕眼前的牺牲。
但是辽国人也是矛盾的。纵如卫王这样的智者，甚至是拖古烈本人，也认为“北方的朔风，才能锤炼出英勇强壮的战士来”——他们都为自己民族的传统感到由衷的骄傲；而且眼前的代价如果过于沉重，则会遮蔽人们更为长远的目光……不仅仅是那些坚持祖制的反对者，连卫王、拖古烈本人，也并非那么一无反顾的。党项人为了正确的道路，已经代出了惨重的代价——他们失去了最重要的国土。大辽远比他们幸运，经过内战的锤炼，国内主明臣贤，政治清明，兵强马壮……
但是一个想要汉化的辽国，一个正在汉化的大辽，反而却要迫不得已与南朝开战，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巨大的讽刺。
太宗皇帝失败的阴影，在一百多年后，始终笼罩在辽国君臣的心中。
这次，他们将面对一个更为强大的南朝。
信念坚定如拖古烈，都不由在心里要有犹疑，更何况他人？
大辽国也在一个巨大的三岔路口，一念之间，就可以决定一个国家，三个民族的命运，永远无法回头的命运。
至此时，拖古烈才深深地明白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是一种怎样的心情！
“凌牙门也有这么漂亮的荷花么？”一池绽放的荷花旁边，两个绯衣贵客毫无风度地坐在池边的大石头上，远离着人群，一面说着闲话。他们都是皇帝面前的新贵，在高丽，在南海，他们都是炙手可热、翻云覆雨的人物，但是在汴京的官场，他们却只是普通的中下级官员，他们与汴京的官场，似乎一直相互排斥着。这种排斥，几乎是天然的。在这里，他们很难找到同伴，没有几个人与他们有共同语言。尽管大宋已经开拓海疆十余年，但海洋依然不是大宋关注的焦点。那里只是遥远的域外，是被放逐的地方。而他们的功绩，亦受不到应有的尊重，他们被汴京官员背地里称为“夷官”。
“有。凌牙门的睡莲，不逊于琼林苑的荷花。但天下最好的荷花，应当是在杭州。”薛奕心不在焉的应道。他今天本来还幻想找机会与皇帝搭上话，当面陈叙他的设想，但是，九重之上，咫尺即是天涯，皇帝与他的距离实在是太遥远了。他不由感到一阵沮丧——他好不容易见到文彦博，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让文彦博对他海船水军的新设想产生那么一丁点的兴趣，没有想到，文彦博却忽然告病。种种谣言显示，文彦博在密院呆不久了。原本他也曾寄望于石越再次进入中枢，或者退而求其次，盼着唐康得月兑此劫，回来重掌沿海制置司。但是，从各种流言，他能猜到的，是唐康即使化险为夷，也很难再在中枢呆下去……这么些年来，薛奕从汴京官场学到的唯一一件事就是，汴京的谣言往往比政事堂的公文，更能揭示事情的真相。
秦观久久凝视着池中的荷花，他似乎并没有太留意薛奕的回答，而是在出神。半晌，忽然没头没脑地说道：“高丽有两种不同的议论，一种议论说，朝廷允许他们出海的商船太少了；另一种议论却说，高丽国物产应有尽有，贸易有害无益，为了造船，不得不让许多劳力去深山中砍伐良木，浪费国力……”
“短视。”薛奕淡淡地回道。
秦观没有理会薛奕的评价，继续说道：“我在想，解决高丽的麻烦，也许应当全面允许他们的商船分享我们的航线与贸易，这样高丽于大宋的依赖，将更深更长久……”
“少游一点也不考虑南边那些海商么？”一个声音在二人背后响起。二人连忙起身回头，笑道：“蔡元长怎的如此神出鬼没？”
蔡京笑着在二人中间坐了，道：“我看你们才是神出鬼没，躲到这个地方来了。”
“叶祖洽拉了一帮人在那里吟诗作赋，我实在没什么诗兴，便和世显躲这里来了。”秦观笑着也坐了下来。
薛奕却笑道：“少游是石门有名的才子，他是怕我一介武夫为难，救我一命。”又道：“元长知道我的，我要有元长一半的本事，亦不至于躲到这里来。”
秦观知道薛奕是说蔡京长袖善舞，当下笑笑，岔开话题，问道：“文太傅到底是怎么了？”
蔡京笑了笑，回顾了一下四周，见并无旁人，方低声道：“被都堂的那一位排挤了。听说文公是昨天和那一位一道面圣回府后，气出的病来。宫里有人传，帝心生厌，密院要换主了。我看不日之间，文公便要自请出外了。”
薛奕听得更是意兴索然，不由叹了口气。却听蔡京笑道：“薛侯果真要想成事业，吕府、马府、韩府，你总要走一家的门子。”
“罢了。”薛奕摇了摇头，道：“我一介武官，奔走于执政之门，传扬出去多有不便。”
蔡京笑了笑，不再多说，转向秦观，问道：“方才子游说的是当真的么？”
“我想来想去，并无其余良策。”秦观点点头，道：“眼前看是吃了亏，长远来看，却是得利的。鼓励高丽出海，我大宋才是真正把握了高丽的命脉。”
蔡京默然一会，低声道：“若出此策，是雪上加霜。大宋的海商岂会答应？少游可知道，朝廷的海船水军，实际是由这些海商们养着。况且这些人在东南势力不小，不可小觑。”
“若能用我之策，便让高丽人分一杯羹，又何伤大雅？”薛奕摇头道，“元长与少游可见过宝云斋的掌柜？二位若听他说一说，便知道大宋的海外贸易，其实还只是一个起点。踢开面前的绊脚石，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
“学士怎么说？”蔡京试探着问道。他知道薛奕已经拜见过石越几次了。
薛奕木然摇头，沉默不语。
“薛侯且耐心等等。”蔡京安慰道，一半却似乎是在暗示什么，“眼下朝廷关心的是，说到底还是西南的局势。千头万绪的一团乱麻，想理清了，总得要有个下手的地方。西南之事一日不定，朝廷就腾不出手来关心你的海船水军。再怎么说，注辇国也是在万里海域之外，与我大宋往日无冤近日无仇的，前些年还有注辇国的使者来进贡过……”说到这里，他顿了顿，又道：“使者今日早晨已经出发了，小阎王和慕容谦分任益州经略使副。皇上到时候一定会召对，询问军事方略……”说罢，瞥了薛奕一眼。
薛奕只在心里暗暗苦笑，他哪里又有本事能结交上王厚与慕容谦？
蔡京又与薛奕、秦观闲聊了几句，便告辞离去。对于薛奕与秦观的态度，他是十分不以为然的。汴京的官场的确十分疏远他们，但是这并非是没办法弥补的。一个契丹人拖古烈，尚能与汴京的士大夫们打得火热，何况薛奕与秦观，两个人都是石越门下有名的高足？秦观不必多说，他随手填一小词，随口占一绝句，哪里还会有叶沮洽等人的风头？便是薛奕，其实也是会写诗的，他在南海的几首诗流传回来，也颇受称赞。说到底，二人还是太骄傲了，少年得志，在域外又都是呼风唤雨的人物，自以为做的都是经邦济国的大事，打心眼里便看不起汴京那些风花雪月的官员们。他们只恨不得能和两府大臣天天谋划着国家大事，却浑然忘记了自己的身份，不过是个平平常常的五六品官而已。新官制以后，这种级别的官员，汴京城里多如牛羊。
所谓的权力中心，在蔡京看来，绝不仅仅是指两府与学士院。
在外面的时候，你必须表现出吏材来——无论是石越，还是司马光、文彦博，甚至是吕惠卿、冯京，都不是你用“德行”就可以唬弄的人，没有值得称道的政绩，你入不了他们的眼。想出人头地，当然也可以贿赂内臣贵戚请托，“至宝丹”参政，还有吕惠卿、冯京那里，也并非无隙可钻，但是蔡京是个极精明的人，他知道这样做不值得——门下后省的给事中与御史台的御史们就不必多提，靠这样的手段晋身，在石越、司马光、文彦博那里，无异于判了死刑。如果他的政治野心仅止于五品六品，倒也无可无不可，但若真想有所作为，只要这些人还能发挥着政治影响力，这就是非常不智的。
要想升官，就要模准上司的喜好，投其所好。两府诸公看重的是政绩，那就好好做出些政绩来给他们看。
但是，仅有这样是不够的。木秀于林，风必催之。同侪的关系若不搞好，就不会有士林的“清议”，仅有“德行”不能得到重用，但如果没有清议的赞誉，同样也会成为仕途上的重大缺陷。两府诸公看的是你的政绩，但是汴京的士大夫们，却不会象个考课官一样，凭着你的政绩来决定他的喜恶。
你必须谨慎的融入其中，表现出你另一些方面的才华，才能得到他们的欣赏。诗词歌赋、琴棋书画，乃至品味美食，讲笑话，互相赠送歌伎……只有如此，你才可能成为汴京士大夫们中的一员，而不是成为他们的另类。除非你和石越一样，有机会一开始就得到皇帝的赏识，凭着自己的才干牢牢地在皇帝心目中占据一席之地；或者如王安石一样，用几十年的功夫，不断的积累着自己道德声誉与政治资本。但是，石越那样的奇缘，不是人人可以遇到的；而且，石越在未取得相应的地位之前，照样也结交内侍，与冯京、王安礼等人打得火热；王安石更是得到了韩、吕等世家大族的——没有韩维天天在皇帝面前说他的好话，王安石未必有机会披麻拜相。
所以蔡京有自己的策略。今时不同往日，熙宁初年，皇帝为了励精图治，兼之还没有一批自己了解、信任的大臣，所以才有王安石、吕惠卿、石越等人的崛起。但到了今时今日，皇帝已非昔日稚女敕的皇帝，他对于朝廷与大臣的操控，早已经得心应手。想通过得到皇帝的信任，而骤得大位，复制王、吕、石一样的传奇，几乎已经不可能。
皇帝依然是决定官员命运的最强有力的人。但在熙宁十七年，除非你是韩忠彦，你去逝的父亲是定策两朝的元老重臣韩琦，否则的话，一个太府寺丞，还是不要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为妙。决定自己命运的，是两府诸公，与他身边那些看起来似乎是无关紧要的中低级官员。
蔡京尽可能地塑造一个良好的形象。石党是他立身的根基，自然不用多说，即使是秦观、薛奕、曾布这样的海外官员，他也总是与他们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并且在他们面前以自己人自居，偶尔也会友善地帮帮他们。而石党以外，对于旧党与新党，他也尽量地保持着交往，维持着较好的关系——只要他不公然出入吕惠卿的府邸投送秋波，就算是陈元凤站在他面前，他也能称兄道弟。除此以外，他经常出入白水潭学院，结交一切名士，偶尔也会资助一些贫穷的士子——能够影响到朝野清议（主要是言官与报纸）的力量中，白水潭学院毫无疑问是最重要的一支。
总之，良好的声誉，是绝不能忽视的。
他嘴边带着一种温和亲切的笑容，朝每一个人打着招呼。并非所有在京的官员都有资格参加这次琼林苑的大宴。换言之，在今日的琼林苑，一次不经意的傲慢，就有可能树下难惹的敌人。这是蔡京绝不愿意犯下的错误。
他一面走着，忽然，从左边的道路上传来两个人的低声议论。
“大尹这桩案子，怎的一反常态？”
“舒兄有所不知，这案子牵涉到祥符令……”
蔡京心里一惊，他已经听出来这个“舒兄”，便是御史台大名鼎鼎的舒亶。而“大尹”这两个字，在汴京，除了开封府苏颂外，是不会再有第二个人被如此称呼的。祥符县是隶属于开封府的第一个大县，天子脚下，称得上是“天下第一县”，祥符令也不是寻常县令可比。这二人所说的案子，听起来非同小可。他顿时留了心眼，放轻脚步，闪到一个树丛后面，却听舒亶又道：“蒋安？那僧人和蒋安也有关系？”
“这些和尚道士，出入权贵之门，也是常事。他们作奸犯科，哪一桩后面省得了要牵出几个权贵来？”
声音越来越近，蔡京仔细辨认这个声音，总觉得很熟悉。隐隐约约不是御史台的，便是大理寺的，却记不清楚究竟是何人。
“苏子容自任开封府起，便号称要厉行法禁，说什么京师重地，须用柱后惠文之治，以法弹压，断不能无为而治。说得好生冠冕堂皇，我还以为又要出一个包公了。”舒亶语带讥讽地说道：“想不到，区区一个祥符令，他便视国法于无物了。轻轻松松便将那僧人给放了……”
“蒋安是韩枢副的同乡。”
“一个韩持国，便可以给蒋某人面子，放过一个僧人。陈世儒的案子，他拖而不决，那也不难想象了。”
二人一面说着，却是朝北边转了过去。蔡京待到二人走远，方从隐身处走出来，怔怔地发了一会呆。他已经看出来另一个人的背影——此君是蔡确的同年，如今在开封府做判官。舒亶想对付苏颂，自然是有原因。吕惠卿曾经想过要收买苏颂，他曾经故意对人放出话来，说苏颂是他同乡的前辈，如果肯来拜会他，就可以位至执政。这话自然会传到苏颂耳边，但苏颂只笑不答，并不卖吕惠卿的账。兼之苏颂为开封府，的确也因秉公执法，得罪过不少权贵，舒亶是新党中有名的御史，想借机罗织罪名弹劾他，也不足为怪。但那个开封府判官，也是平素素有直名的，为何要陷害苏颂，他却一时没有想明白。蔡京自然不知道，此君想要对付的，并非是苏颂，而是陈世儒——蔡确的父亲蔡黄裳，曾经是陈世儒的父亲陈执中的下属，因为年老糊涂，被陈执中逼迫致仕，郁郁而终。蔡家与陈家由此而结下世仇。苏颂迟迟不肯判陈世儒夫妇死刑，自然也有他的顾虑，但却免不了便要得罪另一些人。
蔡京心事重重地边走边想，此事表面看起来自然是事不关己，但他的直觉却告诉他，这事没有这么简单。“不要多管闲事。”蔡京一面在心里告诫着自己，一面却又忐忑不安。
“元长，有礼。”
蔡京只顾着想心事，没料到前面来人，慌忙抬头望去，却见是国子监丞吕大临。他慌忙回礼，笑道：“与叔，有礼了。”一面在心里暗暗奇怪。
其时旧党人物，也并非是铁板一块。在另一个时空的历史上，因为新党势大，因此不同政治理想与信念的人物，不得已合成一块，而一起聚集在司马光这面反对党的“赤帜”之下。但实际上，以苏轼为代表的蜀党、以二程为代表的洛党，与势力最大、人数最多，主要由司马光的门人们组成朔党之间，是存在着冲突的。大体来说，其中二程的洛党，与新党理念最为接近，他们也主张对朝政要进行彻底的变革，因此程颢开始时曾经与王安石共事，只是后来无法接受王安石的行事方法，而分道扬镳。但至司马光秉政之时，其时大程已然去逝，程颐还是公然反对尽废新法的举动。后来又是程颐第一个自我反省，以为党争之祸，旧党亦应付责任。而蜀党与朔党的基本立场，则与石党比较接近，都是主张逐步的改良。但相对而言，苏轼较为理想化，而朔党则重视历史的经验，实干的精神较强。
此时历史已然发生极大的改变。但宋廷中的派系，反而变得更加复杂，甚至呈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纠缠不清的状况。旧党中，已经不存在所谓的“蜀党”，这一派的政治势力，以二苏为首，已经隐隐并入了石越一派。而所谓的“洛党”，因为二程植根于白水潭学院培养学生，与新、旧、石三党，竟都有牵扯不清的关系。而真正意义上的旧党，亦即是朔党，因为与石党在政治理念确有相合之场，二者的政治联合，使之因此也成为了朝中三大政治势力之一，而且隐然是势力最大的一派，但同时也很难说得清楚，究竟有多少朔党，其政治光谱其实是在石、旧二党之间偏移不定的。
而这个吕大临，虽然此时不过是小小的国子监丞，但他的身份，却可以折射出熙宁朝中政治派系之间的复杂关系。一方面，他是“程门四子”之一，是所谓的“洛党”；另一方面，他本人是陕西人，他的兄长吕大忠、吕大防、吕大钧都是旧党中极有名望的大臣，吕氏兄弟，也是公认的“关学”大家。在旧党的政治版图中，显然是更偏向朔党的。兼之吕大临以其忠直颇受司马光的赏识，而又以其学问，在白水潭学院颇具人望，因此与石党中的许多人物也牵扯不清。
一直到这个时候为止，吕大临以其人品与学问、才干，兼之身具这种复杂的身份背景，一直被视为汴京城中极为前途的一颗政治新星。许多人都认为，吕大临成为“新贵”，不过是一个时间问题。在蔡京看来，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吕大临对自己一向是不冷不热的。他亲近的石党人物，多半都是所谓的“白水潭派”，象蔡京这种“西湖派”，显然不属于他“青眼”的范畴。
但此时，吕大临却一反常态，主动向蔡京打起了招呼。而且还亲善地和他交谈着。这既令蔡京感到有点受宠若惊，又让他心里非常的奇怪。他全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这样有点“反常”的情况，接下来又不断的出现，一路之上，竟然又有两三个在朔党中素有刚直之名的官员，主动向自己展示善意。
一向极精明，极善于分析汴京各种政治势力光谱的蔡京，也几乎不由得晕了头。一个吕大临的善意，也许还可以说是偶然，但接二连三的出现，却一定不可能没有特别的原因。面对着这种不原由的善意，蔡京心里竟产生了不安的感觉。他极不喜欢这样的状况，哪怕这看起来对自己是好事。幸好，路上依然还是有旧党的官员对自己依然故旧，这让他稍稍安心一点。但很快，他就想到，出现在这样的情况，会不会是那件使吕大临们对自己改变态度的事情，就发现在今天，就发现在琼林苑，而很多人尚还不知道此事的发生？
一想到这里，蔡京背上竟冒出一阵冷汗来。
＊
琼林苑的一处行宫中。
石越静静地站在皇帝的身旁。他怎么也没有想到皇帝的病情会如此严重，连站立久了，都会支撑不住。当他被单独召来之时，见着皇帝的病体，他跪在皇帝面前，哽咽得半晌说不出话来。他对于赵顼，绝不是没有感情的。只不过，这种感情，有时候是致命的，必须谨慎的掩藏起来。年轻的皇帝可能需要一个亦君臣亦朋友的人物，但是这样的人物，随着皇帝的成长，是不可能被允许一直存在的。如果他不懂得分寸，下场只能是凄惨无比。
但不管怎么样，见着赵顼的神情，石越却还是忍不住动了感情——他是知道在另一个时空中，赵顼的寿命的。历史也许已经改变，但未必每一件事都一定会改变。皇帝的病情，让石越突然产生一种不祥的预感。
他哽咽着，一面却叩头赔罪，为自己女儿的行为请罪，以掩饰自己的感情。
赵顼显然也有点动情。
但他也不允许自己表露自己的感情。从治平四年算起，他已经做十八年的皇帝。他已经不再是熙宁初年的那个皇帝。他本来想和石越说说他的女儿，但是，结果赵顼只是和声安慰了一下石越，便迅速地谈起了正事。
他也不允许自己随便浪费精力。尤其是这个时刻。
“朕一定要稳住高丽国这个盟邦。为了北边！”皇帝的声音很轻，但却有一种不容置疑的坚定。“与高丽的那点贸易，是蝇头小利。朝廷也不缺那点钱，开贸易，是为了加深对高丽的控制，不是为了将其变成敌人。”皇帝停了一下，叹了口气，“只是，司马君实是断不肯白给钱给高丽的……文彦博已经……”
石越听懂了皇帝没有说出来的话。
“高丽使者带给朕的奏章，说的都是同一件事，显然高丽国国内也很危险了……”关系到高丽国王的王位，自然不会说假话。现在王运唯一的指望，就是宋朝。
“陛下，臣以为，朝廷不能抛弃王运。”沉吟了好一会，石越才开口说道。
“贸易怎么办？”赵顼注视着石越，“继续下去，王运迟早有一日王位不保，难道真要出动军队替他稳固王位？到了那个时候，江华岛那点驻军只怕不够……但也不能停止贸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