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小戥从人群中走出来，身上镶着闪烁的日光，是如此的年轻。一直隐藏的少年老成突然初露锋芒，站在这群老朽之间如此的与众不同。他的话语之间，更是绰绰逼人。
汤化龙和蔡辅卿等人非常有默契的传递眼色，个个都闭紧了嘴巴。
宋教仁早知道汉口革命党人激进，正面碰上，还是忍不住要惊讶。“谁不想打倒帝国主义？可这事情只能暗地里策划，有谁像你们汉口革命党人这样大张旗鼓叫嚣，唯恐天下人不知的。政治没有永远的敌人，帝国主义列强也有同情革命的派系。”
人民日报发表了许多民族主义宣言式的文章，引起洋人强烈的反感和恐慌。列强政府正对海外同盟会的机构施加压力，中部同盟会总部在上海同样受到洋人的压力。同盟会虽然也痛恨帝国主义，但也相信帝国主义也有同情革命的存在。所以他们希望着，希望能与列强和平相处。
孙中山先生等同盟会党人皆对洋人抱有幻想，武昌起义之后孙中山先生迟迟没有归国，便是为寻求西方列强的支持，他曾回忆自己当时的想法。“乃以此时吾当尽力于革命事业者，不在疆场之上，所得效力为更大也。故决意先从外交方面致力，俟此问题解决而后回国。按当时各国情形：美国政府对于中国则取门户开放、机会均等、领土保全，而对于革命则尚无成见，而美国舆论则大表同情于我。法国则政府、民间之对于革命皆有好意。英国则0民间多表同情，而政府之对中国政策，
则惟日本之马首是瞻。德、俄两国当时之趋势，则多倾向于清政府；而吾党之与彼政府民间皆向少交际，故其政策无法转移。惟日本则与中国最亲切，而其民间志士不独表同情于我，且尚有舍身出力以助革命者。惟其政府之方针实在不可测，按之往事，彼曾一次逐予出境，一次拒我之登陆，则其对于中国之革命事业可知；但以庚子条约之后，彼一国不能在中国单独自由行动。要而言之，列强之与中国最有关系者有六焉：美、法二国，则当表同情革命者也；德、俄二国，
则当反对革命者也；日本则0民间表同情；而其政府反对者也；英国则0民间同情，而其政府未定者也。是故吾之外交关键，可以举足轻重为我成败存亡所系者，厥为英国；倘英国右我，则日本不能为患矣。予于是乃启程赴纽约，觅船渡英。”
可是辛亥革命的复杂程度，远超西方资产民族革命，一百年过去了，也没有个定论。孙中山先生以纯粹的西方式思维思考辛亥革命，才做出了这个注定徒劳无功的选择。
“幻想着洋人的同情，是一个没有自信的革命者，无能的痴心妄想。共和，民主不是靠洋人的同情得来，是同志们的鲜血铸就。”冯小戥与宋教仁怒目而视，这些年轻的革命党人却没有这么多的顾虑，他们锐意进取。在李想的影响下，早对洋人失去幻想。他愤怒的继续说道：“南京条约，马关条约，辛丑条约……还不足以使你们认清帝国主义的真面目？”
宋教仁亦愤怒不已，也不顾当众街上而反唇相机，“你们汉口革命党人连对抗北洋军的实力都没有，又挑起与洋人的战争，是不智，是把中国革命推相绝路。太平天国时期出了一个戈登，今天帝国主义便可以制造第二个戈登。”
宋教仁此言完全是出于爱国心的恐惧，即担心汉口的混乱会招来外国的干涉，甚至已经招来外国的干涉。李想收回汉口租界和关税，外国以此为借口，参与征收中国其余几个港口的关税的程度大大增加。
宋教仁想起昨天午夜收到上海中部同盟会总部的电报，又道：“上海租界英法两国的特派员一夜之间，不仅成为估税员、会计师，而且成了实际上的收税员。不仅如此，按照革命时期定下来的安排，同盟会的收入要存入外国银行，支出时才提取。因为汉口的事情，使同盟会在资金运转上，都被洋人银行为难。”
宋教仁说道后来已是和颜悦色，只想让冯小戥明白洋人的可怕，洋人的枪口不是用信仰和勇气便可以堵住。李鸿章在病榻上上奏朝廷：臣等伏查近数十年内，每有一次构衅，必多一次吃亏。上年事变之来尤为仓促，创深痛剧，薄海惊心。深知洋人厉害的宋教仁，知道李鸿章的遗奏没有一点的夸张。
冯小戥瞪着通红的双眼，一点也没有听进宋教仁苦口婆心的劝戒，张口便要反驳。
卖报纸回来的黄兴，看他们两人堵着满春茶园的门口争论，汤化龙，蔡辅卿也都冷眼旁观。黄兴过来便打断欲开口反驳的冯小戥，低喝道：“堵在茶园门口献宝啊？都给我进去在说。”
黄兴身为同盟会的二把手，此刻也只有他训斥着两人。一行人走进满春茶园，登上三楼临江的雅间。满春茶园三楼的雅间，和洋人高级会所，沙龙一样，在汉口都是有名有姓的大人物才能去的地方。
飞檐下挂着精致的铜铃轻响着的声音依旧悦耳，汉水的江面已经恢复战后的平静，一艘艘风帆不时划过。只在对岸汉阳才能看到当日惨烈的战况，断为半截的古树被烧得漆黑，岸边还留下许多被重炮炸出的深坑。
宋教仁坐在窗边中间的位置，冯小戥也跟了过去，他今天非要论个明白。他坐下便说道：“宋先生，你担心的无非便是洋人的军事力量。你现在完全不用担心，洋人布置在汉口的军舰，全部沉在汉水。洋人失去军事力量的支持，他们拥有的特权甚至对虚弱的中国也不能维持下去。”
军事力量使洋人在华开创的事业成为现实，它在中国国土、河流和沿海水域的不断部署，象征性地，有时实际上，构成了作为形式上正当的外交措施后面的有力支持，这些措施不断地被运用，以维护外国人的条约权利和确保他们人身和财产的安全。炮舰在内河和条约港口以及更大的海军船只在中国沿海的存在，是根据1858年天津条约第52款的一种很带随意性的解释，这一款说：“英国师船，别无他意，或因捕盗驶入中国，无论何口……”
宋教仁一声轻笑，笑冯小戥的傲慢和自大。汉口一场小小的胜利，并没有伤到洋人在华的实力。对于这些年轻的革命者，他愿意给予细心的指导，帮他分析洋人在华的军事实力。
1896年，停泊在中国的英国海军的总吨数达59000吨，
俄国的吨数接近此数，法国28000吨，德国23000吨，美国18000吨。
1908年，“英国皇家分遣舰队”的总吨数达到70000吨；有舰只33艘，其中装甲巡洋舰4艘，二级巡洋舰2艘，其他27艘较小的舰只包括内河的炮舰。
使用或至少是威胁要使用外国炮舰的行动，在19世纪后半期时有发生的“教案”中，是常见的现象。1900年英国的炮舰首次驶至重庆。在20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初期，法国人的海军舰只对长江上游进行开拓性的勘察，以寻求从他们在云南的铁路扩大贸易的路线。德国人在鄱阳湖周围活动，这引起了认为长江流域是其专有禁区的英国人的很大不安。在19世纪末，作为租借地割让的海军战略基地——青岛、旅顺、广州湾、威海卫——使外国巡洋舰和战列舰能够定期到中国水域。
在1903年，美国与英国不同，没有保持一支定期驻于长江关键地点的炮舰舰队。也许是每年一次，亚洲舰队偶尔派出的舰只在航道上来回行驶。美国的长江巡逻队——从1908年至1919年，正式为太平洋舰队第三中队的第二分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有旧式炮舰6至8艘，而当时英国人驾驶着15艘新式炮舰。民国早期的巡逻大部分是例行性的，水兵们最渴望的就是上岸。但是舰只停泊在那里是“为了维持江河的治安”，而且无疑地是出于缔约列强保持它们利益的愿望。
外国士兵和警察卫队，在20世纪初期比在19世纪最后几十年更惹人注目。在几个租界内，城市警察力量和国际民团（“商团”）发展起来了。上海的商团是最大的一支，在1910年有59名军官（主要是英国人）和约1000名士兵（一半为英国人，其余的分属15个国籍的连队）。1898年从中国夺得的租借地以及后来1901年列强强加的辛丑和约，形成了永久性的和更大的军事存在。
根据这一和约，列强可以在北京保持武装分队（“使馆区卫队”），占有从北京至海的铁路沿线的关键地点，并在天津驻军，而把中国军队排除在这个城市之外。驻于威海卫和广州湾的英、法部队为数甚少，但德国在青岛的分队和海军分遣队的总人数有2300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