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时到戌末时分，啸风渐定，只有漫天大雪还在没完没了地下着，落在天井里，房顶上，沙沙作响。袁世凯觉得炕烧得太热，坐起躺下总不安宁，蹙着眉头在灯下来回踱步。
那对绝色姐妹花深知他的心事，也不敢动，她们呆站在旁边想自己心事，由朝鲜到中国，从闵妃又想起跟随闵妃养女陪嫁袁世凯的自己，不觉满心凄楚。
还有一个京城让人闻风丧胆，袁世凯身边第一人形恶犬，赵秉钧也在其列，不过他的眼角不断偷瞄那对绝色姐妹花。
“智庵，”袁世凯倏然回身问道，“湖北一事，真是让人头疼。”
袁世凯被罢官回乡，善耆乘势夺取北京警权。3月23日赵秉钧被撤职，满清亲贵控制了北京警权，他闲居天津，时常来往彰德与袁世凯互通声气，暗中运动，以待时机。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11月13日清廷被迫起用袁世凯组阁，16日赵秉钧任袁内阁民政部大臣，当时八旗兵在北京城内扬言杀汉人，赵秉钧将八旗兵谴回城外汛地，迅速恢复了秩序。赵秉钧还是深得袁世凯信任的。
赵秉钧被他问得一怔，赶紧收回目光，忙赔笑道：“李疯子天高皇帝远，什么事情做不来？洋人们谁都不怕，就怕这疯子。大人安心等着吧，东郊民巷很快就会有信使过来刺探的。至于段军统……”赵秉钧沉吟道，“恐怕还是收拾不了李疯子，北军在湖北毕竟是孤军深入，李疯子又有主场优势……”
“你不必往下说，”袁世凯止住了赵秉钧，湖北局势他了如指掌，“这事儿明明白白，要治他失职之罪。”
“父亲要治谁的罪？”袁克定一掀布门帘进来，笑道，“父亲要办段军统，此时万万不可，湖北战局不会影响和议大计，何必与小人争一日之短长？真要办了段军统，不是让天下人都知道咱们在湖北战场输给李疯子？”
“大公子说得有理。”赵秉钧也赔笑道，“何必与李疯子争一时之长短，这不是给李疯子涨脸？――论理，一句话的事情，不可在哪里和他捣腾。”
“难道在湖北就不能办他？”袁世凯听了有些懊丧，一坐回炕沿上说道，“看看＜人民日报＞铺天盖地的吹嘘，咱们能任由李疯子这样气焰嚣张？”
袁克定听至此，也大动肝火，思量半晌方道：“父亲，这事，洋人比咱们心急，汉口牵扯各国利益巨大，先看看洋人怎么着把。就在这风潮狂乱，不知局势如何发展的时候，东郊民巷对段军统已经失去信心，害怕汉口再次落入李疯子手中，又无能为力的他们，派出伦敦太晤士报北京访员、巴黎迭霸日报访员、德国哥伦日报访员，以非官方的名义来锡拉胡同晋见父亲……”
袁世凯又惊又喜，笑道，“方才智庵还说东郊民巷该有信使来，不想还真是有，这大的雪，倒难为他们模黑走路。有请！快快有请！”
湖北狂飙再起。
各帝国主义国家之舆论，或示失望于清廷，或寄期望于袁世凯，而大率以揭出中国革命党人之弱点，进言资本家以夺取对中国之控制，乘机渔利为主旨。
通关海关总税务司，夺取中国的关税保管权，是帝国主义乘中国革命之机扩充利权的一个重要事件。
武昌起义后，武昌革命当局并没有马上过问当地海关的事。但是李想却以雷霆手段收复汉口租界，同时牢牢把持汉口海关。但是时间非常短暂，李想很快就被排挤出汉口，汉口租界、海关又回到洋人手里。
第一个以正当手段，接触海关问题并与海关当局发生交锋的革命政权是湖南军政府。它一成立即照会长沙关英籍税务司伟克非要求接管海关。伟克非一面表示拒绝，一面向驻北京英籍海关代理总税务司安格联请示办法。安格联已经在筹划海关应付革命的对策，10月15日他已指示汉口税务司不要“让税款跑到革命党的库里”。
23日他向清政府税务处帮办大臣胡惟德表示，应“采取某种方针确保关税不致为革命党用作军费，并留供偿还外债”。
这就为他们处理已革命口岸的关税规定了基本原则。伟克非根据这一原则，与湖南军政府展开交涉。军政府这时提出将关税收入存贮于政府的大汉银行，暂时冻结，军政府及税务司都不动用。这已从原来要接管海关的立场向后退了一步，但伟克非仍不接受。他声称革命政府的银行靠不住，军政府还没有得到列强的承认。他暗示，如不听他的话，海关工作人员将实行集体罢工。这期间，帝国主义各国的炮舰不断在长沙江面出现，实际上起了对军政府进行恫吓的作用。
在此情况下，湖南军政府在11月初的短短几天内节节退让：第1步，同意税款存贮于英汇丰银行；第2步，同意以总税务司的名义存贮；第3步，同意在总税务司不擅行支取的条件下，自己也不去动用。
这样，就放弃了控制和使用长沙海关税收之权，而把关税保管权交给了总税务司，而且它还同意岳州海关的税收也照此处理。长沙关开了一个先例，安格联等决定把这套办法推广到正在纷纷发生革命的其它通商口岸。
特别是上海一转向革命，英国公使朱尔典立即电令英驻沪总领事，规定“叛党政府”不得触动海关收入。
在英国使领馆官员与中国海关洋员互相协调、共同对付中国革命时，中国革命者却缺乏统一，各自为政。各地革命当局对海关和关税问题的态度各不相同，处理办法也彼此歧异，但结果却大致如一，在很短时间内，几乎都步入了长沙的后辙。在广州，粤海关英籍税务司梅乐和还为总税务司争得了动支关税之权。列强的做法使革命者不能使用关税，因而得到了清政府的赞同。
11月20日，清政府给朱尔典的照会中宣布：关于已爆发革命的各地的海关收入，已札饬海关总税务司，应将其全部用于偿付外债及庚子赔款。但帝国主义并不以夺取革命地区的关税为满足，它们要把全国的关税一网打尽。11月19日，安格联与朱尔典经过磋商后，照会清政府要求把包括已月兑离清政府和仍由清政府控制的所有口岸的税款全部置于总税务司的管理之下，以备偿付外债及赔款。清政府不敢违拗，11月27日表示同意。根据这一精神，安格联很快定出4条办法，一方面要将所有关税一概交由各该关税务司转寄上海汇丰银行，存于总税务司帐下；另一方面要求各国公使选派“外国银行委员会”商定各项外债偿还的先后次序，以便总税务可照顺序按期付还。
这4条办法经清政府审核批准后，外务部于12月2日照会朱尔典转交各国公使。
各国公使就如何施行这些办法向上海各有关的外国银行总董征询意见，各董事开会做出了6条决议，然后由各国公使分别报告请示本国政府。得到各国政府批准后，北京外交团开会对这6条决议和安格联所拟4条办法进行了讨论并作出决定。
朱尔典代表外交团将其决定照会清外务部。接着由安格联综合各方面意见制定出关于中国关税的八条办法，其主要内容是：1a成立各国驻沪银行委员会，以决定各项外债偿还的先后顺序；2海关总税务司应向该委员会说明海关净存税款情况；3海a关总税务司应作出安排，使各收税处所将其净存税款每周汇交上海一次；4海关总税务司应做出安排，将集中到上海的a净存税款于每周尽可能平均地分存于汇丰、德华、俄亚3银行，作偿还有关外债及赔款之用，等等。外交团及清政府都批准了这些办法，并分别于1月30日及2月3日向上海9家外国银行及海关总税务司安格联发出指示，将这些办法立即付诸实施。
八条办法既是前此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洋员共同串通以夺取中国关税保管权的种种活动的总结，又是以后多年帝国主义控制中国关税的依据。
从此，中国关税从征入到付出的全过程都月兑离了中国人之手，而归于总税务司，3家外国在华银行和各国驻沪银行委员会分别管理、受授，最后流入外国债券持有人手中。而且它把外交团对中国关税的干预合法化了。这是列强乘中国革命之际套在中国身上的一个新枷锁。
想得洋人的贪得无厌，袁世凯也觉得头疼。
三个洋大人，趾高气昂。
英国绅士胡子一翘一翘的，开口既说道：“此次革命军系救中国之危亡，因见满政府腐败，致国势积弱，故起而革除之以保全主权。革命进行之目的，力图联络，以增长民族之势力，并非意存分离。现在独立各省，其共同不戴满之心已决，势不至推翻不止。满政府既政乱民离，决不能保全。英国君主立宪，以其君为民所信仰，满清君主既不为民所信仰，自不能与英国并论。”
德国板着一张脸机械化的说道：“中国将来政体改为共和，抑仍君主立宪，与德毫无关系。此其中之利害，中国人宜自审度，无劳外人代计。彼其人民大多数之程度已达共和，或其改为共和后于政治及经济各方面有长足之进步乎。在中国必已筹之至熟。此皆关于中国内政，吾德从未思及干预。但愿乱事速定，其主权者无论何一方面，与德继续睦谊，则德之所深愿也。”
袁世凯眉头不易察觉的轻轻一挑：“各方还是要坚决保持中立？”
“正是！”三个洋大人异口同声。
袁世凯哑然失笑：“日本头山满、河野广中、杉田定一、根津一，小川平吉等，则组织日本善邻同志会发表宣言，赞成中国革命。有曰：吾人本善邻之谊，照其国利民福热诚，以祷革命军速贯彻其目的，且望列国善鉴时局之情形，无出于干涉政体谬举。
无如日本野心家对于中国革命，认为有机可乘，主张出兵干涉者大有人在。十月初六日其陆相石本新六，奏可令饬名古屋第三师团，在步兵第三十三标及五十一标内，选拔步兵一营，机关枪队一队（兵员数七百五十人）编成混成一支队，由宇品乘桦太丸出发，于三十日抵秦皇岛上陆，由守备司令阿部少将指挥，分配于北京、天津、山海关等处。汉口方面亦调到陆军五百人，借口保护租界同时并派兵一万三千名由奉天（今辽宁）之大连湾柳树屯登陆。当时外交界怀疑日本派兵或为实行干涉之初步，惟北京外交团原有一致行动之协议，不得单独干涉，美德特加注视。英国虽与同盟，亦与美德密切联络，而民军行动又系毫无可借口处，故卒归无事。当时沙俄窥伺满蒙，风云原极险恶，呼伦所辖全境已被进占，俄蒙私约由是成议……”
列强对华之举动，种种庄庄，被袁世凯一一道来，三位洋大人脸色难看至极。这就是他们所谓的中立，但是，袁世凯正有求于他们，自然忍气吞声。到了这个节骨眼上，他们还这样扭扭捏捏，他袁干脆扯开天窗，和他们说亮话。
“东三省总督赵尔巽函寄探报一、王小堂现住沈阳南满车站大星旅馆及沈阳馆等处，招集多人，并有炸弹军火多件，意图暴动。一、王小堂等声称，由日商处借银十余万并接济军火炸弹。每日在租界使用老头票极为挥霍，以致下流社会趋附甚多。一、悦来馆、大星旅馆、沈阳馆等处，皆为匪徒聚集之所，每有日人协助料理一切。一、日人川崎等三人自称系关东都督府人员，为该匪等谋主，现赴大连请示，即行暴动。一、日兵改装分驻城内各居留商号公所，拟暴动时即起而干涉。一、蓝天蔚现更姓名，在大连沈阳馆用伪札招兵。一、庄河、复州潘四、顾人宜等匪党，潜匿貔子窝、夹心子等处隙地，用重价在日商手内购买日人打获俄枪及日本枪多件。一、复州余匪顾人宜住日本第六大队内，现有日本人四人在其庄复党内为之谋主。一、初五日夜内，有日本兵官率领兵士二十余人，荷枪入城，并在军械局附近等处察视，以致民心颇为疑惑。一、日人商定，一闻暴动，即以大队入城干涉。一、今日，初六日，王小堂、柳大年等已发手枪二十余支、大枪一百七十余支，今晚开饭同坐者有八九十人。一、凡匪党皆由南满铁道发给全线免票。以上皆确实报告。日人有本重雄、田代秀作、山根增二郎、小林十郎等四人，在省城钟楼及翰墨轩胡同等处，抛掷炸弹三枚。幸军警立时追获有本、田代二名，并搜出炸弹二枚。”
英国绅士无辜的说道：“讯据有本供称：此项炸弹系王国柱即王小堂所购。”
袁世凯冷冷道：“近来辽阳、凤凰、庄复等处乱起，拟从省城扰乱秩序，使我不暇外顾，便可得手。并定于十四日，省外同时起事。日人中有东乡善树资助饷械。又有江崎瑞穗、矢野新之助，以及大原、滨田、川崎、宫崎等，均与王国柱勾结。查王国柱匿迹日本车站，招兵购械，已非一日。叠与日领商请协拿，辄以无据推诿。省外匪扰，又复阻我运兵，以政府特别命令为词，故意延宕，致军队均步行前进，困难万分。兹据该日人有本等所供，实系有意破坏治安，冀收渔利。供证确凿，决非谣言可比。拟请严重交涉，由日使速电日领，立将王国柱拿获交办，以遏乱萌。仍须严加约束该国人，不得助饷售械，与匪勾结。如再有似此举动之事，该领应负其责。并望通告各国公使，以伐其谋。是所切盼。”
袁世凯和小东洋的恩怨，这要从朝鲜说起，三个洋大人都心知肚明，但是他们只是非官方的代表，这事可不敢应承。他们来此，就是想知道袁世凯有没有在湖北继续打下去的意图，可不是听他发这些牢骚的，高小东洋黑状的。只是谈话到了这个地步，已经严重偏离他们最初的意图，他们竟然问不下去了。
他们只能例行公事的说道：“文明各国一致认为：凡在中国行事必须协商，不得独行干预。如各国人违犯中立，定必阻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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