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百七、岳阳老人传（五）
篆书，广义包括隶书以前的所有书体以及延属，如甲骨文、金文石鼓文、六国古文、小篆、缪篆、叠篆等等；狭义主要指大篆和小篆。篆书变体，极为繁多。
小篆又称秦篆，是秦统一后经过丞相李斯整理的一种通行书体。秦统一前由于长期地域割据，“言语异声，文字异形”，书写形式很不一致，一字多形现象十分严重。如“羊”就有二十多种写法，给发展经济和文化交流带来极大不便。故在统一货币、车轨和度量衡制度的同时，又着力推行“书同行”政策。《说文解字?叙》记“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斯作《苍天颉篇》，车府令赵高作《爱历篇》，太史令胡毋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也。”可见小篆系由籀文大篆沿革演变而成。李斯在籀文的基础上删繁就简，废除异体，而创秦篆，统一了全国的文字。这种书体更趋简化，线条园匀，字呈竖势。是我国汉字的一大进步，也是汉字发展史上一次重要的里程碑。为后来楷、隶、行、草诸书的变革开辟了广阔的道路。小篆有的是铸造在铁器上，有的刻在石碣、石碑上，从目前所见的实料看，秦篆一般铸造刻在铁器及度量衡器、符印、货币、诏板上。字有大有小，章法自然，结字端庄，分行布白工整，为小篆的精华和代表。其传世代表作有《秦山刻石》残部，仅存10字。另有《泰山》、《琅琊台》二石真迹拓片存世，《会稽》、《峄山》后人摹刻本传世，据传上述刻石皆为李斯所书。
泰山记得石也称封泰山碑，秦王政28年（公元前219年）始皇东巡泰山而立，丞相李斯所书。石高4尺，四面环刻文字，三面为始皇诏，一面为二世诏，内容主要是“颂秦德”。字体小篆，原残石现存岱庙。其传世拓本较多，其特点是笔画圆润，挺遒流畅，笔笔如铁线；结体端庄严谨；字形稍长，造型健美；分行布白体势工整，为小篆之代表。唐李嗣真云：“李斯小篆之精，古今绝妙。秦望诸山及皇帝玉玺，犹夫千均强弩，万石洪钟，岂徒学者之宗匠。亦是传国之贵宝。”
峄山刻石俗称峄山碑，为秦始皇28年（公元前219年）登峄山（山东邹县）所立，传为丞相李斯所书，小篆。内容前为始皇诏，144字，自“皇帝曰”以下为二世诏，计79字，字略小。二世诏刻于公元前209年。其石久佚。现所见均为后摹写，虽多失秦篆古厚的笔势，但其笔画清劲，圆转宛通，对研究篆书艺术的演变有重要价值。秦诏版为秦始皇26年（公元前221年）所作，记秦始皇的颁布诏内容。其笔画劲遒，书风随意自由，大小相同，随势生姿；字间行间，时疏时密，虽不齐整，前后成趣。
唐代是我国书法艺术发展中的重要历史时期，一方面楷书经魏晋六朝的不断演变，法度已臻成熟，体势亦趋完备，气骨刚健、端庄平正的优美楷书为世人立极，以晋人之理而立法，从而表现出一种理性的时代风格；另一方面在草书的书写上，特别是狂草（大草），于理法中溶入性情，以类乎于颠狂的即兴创作，从而又表现出一种极其浪漫的风格。在规矩法度森严的楷书中当首推欧阳洵的楷法，其骨力的刚健、笔法的精到、结构的森严，堪为后人立法，历代书家，莫不受其影响。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唐人楷法，作为学书的基础，迄今仍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行书之称始于西晋卫恒《四体绝书》。张怀在《书断》中是这样阐述行书产生原因的：‘行书者。后汉刘德升所造也。既正书之小伪。务从简易，相间流行。帮谓之行书。"在东汉晚期已有行书了。从行书的产生。形成和历代演变的发展过程来看行书并没有开成独立的"行法"。这是与篆、隶、草、楷的最大区别。行书无法却有体。最大特点是用连笔和省笔。却不用或少用草化符号。较多地保留正体字的可识性结构。从而达到既能简易快速书写又能通俗易懂的实用目的。便于文字信息的流通交换。另外，行书具有紧粘其他书体的特点。所以孙过庭《书谱》说："趋势变适时。行书为要"。行书萌发于两汉,成行于魏晋。至东晋产生了以二王为代表的具有高度艺术典范性的行书风格。南北朝至初唐书坛，是笼罩在二王行书风格艺术氛围之中的。唐朝中期至宋颜真卿行书开一代新风。此后宋代的苏东坡、黄庭坚、米芾、蔡襄均受其影响。元至明中叶。无论是赵孟还是祝允明、文徵明、董其昌均在晋唐书风中占据一席之地。明代晚期限至清朝是行书发展的飞跃阶段。其特点：一是出现了带群体性质的具个性化的行草书家。二是在碑学思潮影响下出现了用北碑笔法写行书的风格。前者是一种"尚势"书风。后者是民间碑书体风格。行书是楷书的快写，相传始于汉未。它不及楷书的工整，也没有草书的草案。行书中带有楷书或接近于楷书的叫做"行楷"；带有草书或接近于草书的叫"行草"。
草书以雄浑奔放的气概、纵横捭阖的笔姿和恣肆浪漫的势态而为世人看重。唐吕总《续书评》云：‘张旭草书，立性颠逸，超绝古今。‘宋苏轼《东坡题跋》载：‘长史草书，颓然天放，略有点画处，而意态自足，号为神逸。‘宋米芾《海岳书评》石：‘张旭如神纠腾霄，夏云出岫，逸势奇状，莫可穷测。‘明项穆《书法雅言》：‘其真书绝有绳墨，草宇奇幻百出不逾规矩，乃伯英之亚，怀素岂能及哉。‘清刘熙载《艺概》云：‘韩昌黎谓张旭书‘变动犹鬼神，不可端倪。‘此语似奇而常。夫鬼神之道，亦不外屈信阖辟而已。‘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古诗四帖》集中体现了张旭草书的风格特点。通篇布局大开大合，大收大放，在强烈的跌宕起伏中，突现了雄肆宏伟的势态。此帖行文酣畅淋漓，似‘赤骥白？，一驾千里‘颇有咄咄逼人之势。其字形变幻无常，缥渺无定，时而若狂风大作，万马奔腾；时而似低昂迥翔，翻转奔逐，充满着‘忽魂悸以魄动，恍惊起而长嗟‘的变化，这是艺术家豁达潇洒、真诚率意的品格特征的直接映现。
在用笔上，此帖圆转自如，含蓄而奔放，随着感情的渲泄，笔致似有节奏地忽重忽轻，线条或凝炼浑厚，或飘洒纵逸，浓墨处混融而富有‘屋漏痕‘般的质感，枯笔处涩凝而极具‘锥划沙‘般的张力，点画与线条的合谐组合，构成了一幅自然生动、雄伟壮阔的画卷。可以这说《古诗四帖》不啻是狂草书法艺术中的一件撼人心魂的经典作品，而且也是浪漫主义艺术风格中的一曲荡气回肠的交章。
中华汉字，各具特长，正与中华武术相得益彰，岳阳老人在潜心钻研书法和武功的同时，并积极的将二者结合，这与清君的《书剑三十六式》有异曲同工之妙，但是岳阳老人要比清君早了一个世纪，甚至说还要长。
所以说英雄所见略同，殊途同归，不管哪一家哪一派的武功，都是自然规律的体现，如果不能做到天地人合一，再好的招式也是一个花架子，不堪一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