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一九七九年初，胡大海看到当时社会上所发生的明显变化，感觉到有做买卖赚钱的机会了。他首先想到的是应当充分利用自家地处市中心的热闹街道上的有利条件。看见家门口路过的行人来来往往，母亲经营的凉茶、酸嘢摊每天都有不少人来光顾，虽说只是小本生意，但做的还很不错呢。他家的房子是祖上传下来的两层楼房，上下两层都有两间房。下层的一间房屋让母亲摆凉茶酸嘢摊档占用了，另一间是用来方便进出家中后院的通道，两旁堆放着许多大件杂物之类的东西。
这天休息日，胡大海心血来潮，卷起衣袖劲头十足地干起活来，把空闲的那间房子里堆放的杂物统统清空搬进后院里，然后把天花板到地面都打扫得干干净净。晚上，他和妻子陈丽梅商量着用这间空房来开办一个日用杂货铺，并说明天就去进货来卖。
陈丽梅比胡大海小五岁，是一个残疾人，她的左腿脚有些支撑不住整个身体的重量，走起路来高低不平。一直以来，她在街道办的一家福利厂里当一名勤杂工。
“你也没经过居委会的批准同意，就要先拿钱出来去进货，可万一到时候人家不让开张就麻烦了哟。”老实而善良的陈丽梅心里有些忐忑不安，担心地问道：“这么干，能行吗？”
“前怕狼后怕虎，成不了大事。”胡大海坐在屋里一支烟接着一支烟地抽着，思前想后地考虑了一晚上，最后还是下定决心了。他大手一挥，斩钉截铁地说道：“别管它，先干起来再说。”
妻子陈丽梅的担心并不是空穴来风。就在杂货店开张营业的那天下午，居委会姓李的女主任果然反剪着双手、黑着一副脸面，上门来兴师问罪了。她责问胡大海到底是经过那一级组织的同意，竟敢如此胆大包天地擅自开店卖货。见胡大海只是嗯嗯啊啊地应付着她，就是不肯关门，李主任气得拍起桌子来。她大声地勒令他马上关门，还嚷嚷着不关门就有他的好戏看。迫于居委会的权力干涉，他只好乖乖地先关了店铺。事情弄得如此糟糕，逼得胡大海如热锅上的蚂蚁团团乱转。可他仍不死心，绕尽脑汁，最终还是想出一个可行的办法：以妻子陈丽梅是残疾人的身份，挂靠在街道福利工厂的名义之下来注册开办这杂货店，其性质是属于街道集体所有制的，只是经营管理权归陈丽梅个人承包。作为交换条件，街道福利工厂不但不给陈丽梅发工资，还得反过来每月交承包管理费。就这样折腾了一番之后，胡大海家的杂货店总算是堂堂正正地开了门。
从此，每天下了班后，胡大海便急急忙忙地踏着三轮车赶回家给妻子帮忙，不是去跑进货，就是替**子卖货，一会儿都不闲着。就这样，夫妻俩起早模黑地干，一心一意地把生意做下去。日子一长，杂货店里的生意也渐渐有了起色。
一年之后，胡大海把经营店铺所赚来的钱又全部投资进去，加大了经营资本，在自家杂货店旁边又租赁了邻居家的面门，扩大了经营范围和地盘，改挂起了“昆鹏糖烟酒商店”的牌子。门面一扩大，售卖的货也更多，妻子一个人实在是照顾不过来。正缺人手，陈丽梅的远房侄女唐秋燕十六、七岁，从乡下来城里投奔胡大海家，便留在店里帮工干活。尽管如此，由于每天开店时间太长了，只有两个人还是忙不过来。胡大海静下心来一合计，自己在单位里风里来雨里去的干活，挣的也就是那一点死工资，还不如回来和妻子把商店经营好划得来嘛。
一九八一年初，眼看着自家店里的生意越来越红火，胡大海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终于下决心辞去公职自己当老板了。为了方便店里的经营，他把这两家门面中间的墙壁打掉，使之合二为一，经过重新装修，又改挂出“昆鹏日用百货经销商店”的新招牌。
一九八一年以后，中央电视台播放节目的时间变得越来越长，内容也越来越丰富多彩了。每天晚上在黄金时间里，开始热播那些引进的美国、日本以及香港电视剧，如：《大西洋底来的人》、《加里森敢死队》，《血疑》、《排球女将》、《霍元甲》、《上海滩》等，这些都是轰动一时、万人空巷争看的电视剧，极大地吸引着当时国内人们的眼球。而此时在城市里，普通老百姓家里基本上是没有电视机的，人们只能到本单位去观看属于公家所有的电视机。一些单位礼堂或饭堂里通常会固定有一台十八或二十吋的黑白电视机，有专人按时负责开机和关机。在这种情况下，每天晚上往往是许多人围绕着一台电视机观看，平时少说也有几十人，有时多达上百人甚至于二、三百人。进入八十年代初，电视机这种稀有量少的进口商品，首先进入了社会上有一定权势、或有一官半职的人家。不久后，国内建厂引进国外生产线，开始生产黑白电视机。至此，电视机才开始作为一种昂贵的大众消费品，逐渐地走进了普通百姓之家。
有一天，胡大海在外面与在生意上往来的朋友们喝酒。闲谈中，他从一个朋友口中获知这样一条信息：北方某省有一家“红光”电视机厂大批量生产黑白电视机，但因其产品投放市场的时间不长，其品牌还不为各地市场所熟知，因此其市场销售渠道极不通畅，厂家正为大量积压着的电视机发愁呢。说者本无心，听者有意。在酒桌上随便闲聊而得到这个情况，使他若有所思。这时，他的脑子飞快地转动起来，越琢磨越觉得有门儿：自己现有店面，如果能够搞来一批电视机出售的话，说不定还能挣上大钱呢。于是，胡大海在立即做出了一个非常大胆的决定。当晚，在酒桌上与朋友们分手后，他就直奔火车站买了一张特快车票。翌日下午，他便提着简易的行李包，从容地登上北去的列车。
三天之后，胡大海风尘仆仆地来到某省“红光”电视机厂销售科。他毛遂自荐地提出为该厂代销十四寸黑白电视机，还不忘说起南疆市的市场上如何缺货的情况。最后，他主动向厂家许诺，保证在三个月内付清所有的电视机款。厂里供销科科长姓洪，五十出头的样子，头发花白，身材高大魁梧。他凭着多年与人打交道的经验和眼光，感觉胡大海不仅能说会道，还是一个有能力、有办法的人。洪科长又将他的相貌端详了一番，心里已认定此人是可以信赖的，便低下头来仔细翻看着他前来联系和洽谈业务的有关手续。胡大海见状，赶忙趁热打铁，不失时机地与他套着近乎，还自吹自擂自己是商店经理。由于当时该企业的销售渠道过于死板、单一，以至于大量生产出来的电视机堆满了厂里所有的仓库。洪科长发现他的商店是集体所有制企业的营业执照，便放下心来，终于拍板同意了胡大海提出代销电视机的合作要求。当天下午，双方签下了一纸黑白电视机的代销合同。就这样，没给厂家一分钱，得到了电视机的代销权。之后，胡大海自己掏钱到火车站办理了有关托运手续。前后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厂里给的一百台黑白电视机被他分批托运回了南疆市。
胡大海真可谓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的全不费功夫”。尽管事情的开头异常顺利，可这一笔买卖的生意经，其实真不是这么容易高声朗读的。半个多月过去了，店面里摆出来的电视机却仅售出三台，销售出人意料的冷落，把一直处于兴奋状态的胡大海愁得满脸皱纹，唉声叹气，开始暗自抱怨起自己先前的轻率和鲁莽了。
当时的情况是，市面上的国营商店大都只出售仅有的几个国内知名品牌的黑白电视机，但因其价格相当昂贵，而当时人们的生活收入水平又普遍很低，零售的日销量并不是很大。一台十四寸黑白电视机的价格，大都在三百五十元至四百五十元之间，而这毕竟不是大多数老百姓家庭能够很轻松、一次性就可甩出来的数目。
这一天，街坊邻居的一位老头儿来到胡大海商店里买东西。宋老伯已六十好几了，但身板硬朗，能吃能睡，精气神十足。他原是市建筑公司的一名老工人，早些年已经退休了，如今正在家里养老呢。他先是买香烟、散装白酒、食盐等东西，然后来到摆放着电视机的柜台前，站在那儿左瞧右瞅看了很久，不时地伸出那满是老茧的手模一下那台电视机的外壳。心里涌出的一种强烈渴望，竟会使他一时爱不释手。
“呵，好东西呀。”宋老伯不禁自言自语地说道。
“宋伯，怎么样？”胡大海接待完店里的其他顾客有了空闲，走过来招呼着他，说道：“你老也抱一台回去看看？”
胡大海从裤袋里掏出一盒进口的良友牌香烟，递了一支给宋老伯，还替他点上火。这时候，两人就坐在店里的木板凳上随意地闲聊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