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四十一章清王朝的最后时日（二）
保皇党和民主党人的一些人对刘飞扬的不满在停战谈判之初就已爆发，并公推代表康有为和载泽质问刘飞扬：“从前洪杨**，十三省沦陷，而胡林翼、曾国藩都能讨平，现在南方**党，并无多大实力，黎元洪（前为湖北新军第三十一师长）、程德全（湖南巡抚）都是朝庭官吏，公然叛逆，若不讨伐，成何体统?”
刘飞扬当时极为巧妙地回答：“你要我讨伐黎、程，我可以办得到的，你要我讨伐张謇等人，我是办不倒的；他们都是老百姓的代表。假如你们不满意，我只有向皇上辞职。”
在武汉起义之前，支持**的力量主要局限于华侨社会、激进知识分子、极少数资产者、会党和部分受策反的军队。
在**党人的军事力量并不强大，政治基础比较薄弱的前提下，他们通过自己坚持不懈、艰苦卓绝的努力还是取得了政治事业的阶段性成功后——立宪派人士最后的转向具有很大的助推作用。
在立宪派群体中，除了不少人对现实不满外，还有众多立宪派人士恐惧这场民族内耗战争继续扩大。东北、外蒙、西藏、新疆的形势一步步告急，西方列强在尽力捕捉这一千载难逢的扩张机遇，这一切进一步刺激了他们的危机意识。同时，社会的剧烈动荡也影响到了实业界人士的身家性命和经济利益，而纷纷欲消弭战争，想得到和平。
张謇表现得十分明显，湖北新军起事之后，他力促朝廷大员锡良等官员派军援助湖北前线，但随着局势的发展，他转而致电刘飞扬，说：“今则兵祸已开，郡县瓦解。环顾世界，默察人心，舍共和无可为和平之结果，趋势然也。”主张“与其殄生灵以锋镝交争之惨，毋宁纳民族于共和主义之中”。
5天之后，张謇与伍廷芳等联名致电政启，希望他能抛弃个人利益，顾全大局，急流勇退：“旬日之内，望风离异者六七省。大势所在，非共和无以免生灵之涂炭，保满汉之和平。……立宪政体断难相容于此后之中国。”
在致另一位友人的信函中也说：“现在时机紧迫，生灵涂炭，非速筹和平解决之计，必致俱伤，欲和平解决，非共和无善策。此乃东南一致之公论，非下走一人之私言。”
可见，绅商立宪派最终倾向**，更重要的是他们出于现实主义的考虑。
清庭曾于1907年6月14日发布上谕，派张謇、汤寿潜等人分任各省宣慰使，“迅速分赴各属抚慰劝导，宣布朝廷实行改革政治宗旨”，想利用立宪派人士以求“内外相维，上下一心，共救危亡”。但随着局势的发展，他们决定同王朝决裂。
而此时的社会结构中，最庞大的无疑是农民群体，他们对**党人的起义推动作用更加不能忽视。在和平年代，农民满足于现存秩序和现状。在新政期间，新政所需的巨额经费大大加重了他们的负担，继太平天国运动，他们对当局的不满情绪再次高涨。无论对于**党的共和主义，还是对于立宪派的君宪主义，都因为距离其生活太远而几乎是漠不关心，也无力关注，也就很难说他们对**党的共和主义有深刻的认识和认同。而**党的排满宣传，影响最为广大的恰恰是这个最为弱势的群体。
大**期间，在武汉地区传唱着“湖北翻了天，犯人全出监，红衣满街走，‘长毛’在眼前”的歌谣。从这则歌谣中我们可以窥见广大人民群众对**起义的理解程度。
政府官员本是既得利益者和既有体制的维护者。但是，新政期间推行的中央集权政策以及官制改革，促使满汉矛盾、中央与地方的矛盾空前尖锐。同时极权政治的不透明性也给东风社离间满人内部提供了很好的空间。
东风社曾计划让国民党刺杀政启，事不成功。但京城内流传的说法并不是国民党如何云云，反而怀疑是清廷的内部斗争所致，“有谓系溥伦贝子谋篡位者；有谓庆王因与肃王有隙，故为此以害之者；又有谓(炸弹)系载洵、载涛两贝勒，自英国带回者，以包药之纸，有伦敦字样也。东风社很成功地利用了这样的猜测和不满。
在这个骤变的时期，几乎每个群体都有自己的政治诉求，而这些政治诉求又都不是以现有政府的必须存在为前提。清王朝就成了各方矛盾的焦点，它推行的新政又没能立即解决这一系列问题。哪怕一个偶然的事件就能让各个群体不自觉成为政治上的联盟，尽管这种同盟必将是短暂的、松散的。
武汉起义，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被谣言激发的一场兵变。虽然，这样的说法未必是在贬低大**的时代意义，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考虑——正因为偶然事件就足以导致帝国覆亡，才证明了清王朝统治本身的脆弱性。
这种脆弱性在清庭应对武汉起义的时候得到了很好的证明。其实，在武汉起义发生之前，清庭就已经陷入了应对危机之中。
1907年4月10日，**党人在武汉的起义计划就暴露了。不过，从后来的处置看，湖广总督岑春煊并不想扩大事态，有两条线索可为佐证：其一，在逮捕彭楚藩、刘复基与杨洪胜三人后，尽管进行了简短的严刑逼供，但迅即当夜就将他们处决；如果地方政府欲顺藤模瓜，按常理应该继续套取被捕**党人的口供；其二，在事发的第二天，即4月11日，岑春煊即向朝庭报告案件经过，并为有关人员邀功请赏，大有巨*过后复归太平的意思。
岑春煊甚至采纳了很多拥护朝庭的新军军官的建议，准备销毁缴获的花名册，对军队中的**党人不予深究。
但是“清庭正在捕杀**党人”这一则传言还是将事态再次引入白热化。
瑞瀓的处理办法与1907年1月19日的上谕精神是一致的，朝庭反复向下属强调：“如搜获逆党名册，立即销毁，毋得稍事牵连，致滋扰累。”
其次，当彭、刘、杨三位**党人被捕，并于当晚遇害后，这时，传言已演变为“清庭正在按有无长辫捉拿**党人”，因为遭难的彭、刘、杨三位**党人皆曾剪去长辫。而在1907年10月10日清晨，另一位**党人同样已经剪辫的第三十一师排长张廷辅被捕。尽管这是彭、刘、杨被处决后仅有的一次逮捕行为，但更加证实了传言的真实性。其实关于辫子的存废问题已经纳入了资政院的开会议决之中。
最后，甚至有人说官员们正在编制所有汉族士兵的花名册，将以**党罪名逮捕并惩罚所有湖北新军的汉族士兵。
而在当时朝庭公署的往还电文中，充斥着“人心浮动”的说法。在各种真假消息的刺激之下，京师已经是“人心惶惶，米价飞涨”，人们纷纷到银行挤兑套现，以致“市面买卖非现银不可”。
清王朝统治已经摇摇欲坠。
第二百四十一章清王朝的最后时日（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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