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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还在16世纪初第一批欧洲航海家访问中国的时候，虽然对它的面积、人口和财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或许已经看出这是一个闭关自守的国家。那时对奥斯曼帝国当然还不能这样，它当时正处在扩张的中间阶段，由于离基督教世界的后院较近，因此对后者更具有威胁性。从更大的历史和地理背景来看，大概可以这样，事实上穆斯林国家在16世纪就形成了世界事务中发展最迅速的力量。不仅奥斯曼的土耳其人在向西推进，而且波斯的萨非王朝也正经历着国力和文化的复兴，特别是在伊斯迈尔一世（1500―1524年在位）和阿拔斯一世（1587―1629年在位）时代；一系列强大的穆斯林汗国仍然控制着经喀什噶尔和吐鲁番到中国的古代丝绸之路，这与诸如博尔努、索科托和廷巴克图等一系列西非伊斯兰国家不同；爪哇的印度教帝国在16世纪早期就被穆斯林势力推翻了；而喀布尔国王巴布尔则从西北部通过征服者的道路侵入印度，于1526年建立莫卧儿帝国。虽然最初对印度的统治并不稳固，但后来巴布尔的孙子阿克巴（1556―1605年在位）顺利地巩固了这个帝国，他开创了西起俾路支东到孟加拉的北印度帝国。在整个17世纪，阿克巴的继任者们继续往南向信印度教的马拉特人推进，这正好是荷兰人、英国人和法国人从海上侵入印度半岛的时候，然而后者的规模要得多。在穆斯林发展的这些非宗教的成功之外，还需加上非洲和印度穆斯林信徒的大量增加，与之较起来，基督教传教团的劝教活动就显得黯然失色了。
但对近代早期欧洲来，最重大的穆斯林挑战，当然是奥斯曼土耳其人，或者更确切地，是他们难以对付的军队和那个时代最好的围城训练。还在16世纪初以前，他们的领地已从克里米亚（在那里他们窜犯了热那亚人的商业据点）和爱琴海（在那里他们夷平了威尼斯帝国）延伸到利凡特。至1516年，奥斯曼军队夺取了大马士革，次年入侵埃及，他们用土耳其火枪摧毁了马穆鲁克军队。这样，他们在封锁了印度通往西方的香料之路以后，溯尼罗河而上并通过红海推进到印度洋，在那里遇上了葡萄牙人的入侵。如果这也烦扰了伊利亚船员的话，那么同土耳其军队给东欧和南欧的王公和人民造成的恐怖较起来，简直算不了什么。土耳其人已经占有了保加利亚和塞尔维亚，并在瓦拉几亚和整个黑海沿岸有决定性影响；但在向南攻击埃及和阿拉伯以后，在苏里曼时期（1520―1566年）对欧洲的压力重新开始。这些年基督教世界最强大的东方堡垒匈牙利再也不能阻止土耳其的优势军队了，它在1526年莫哈战役之后受到蹂躏，而1526年恰好是巴布尔在巴尼伯德获得胜利的一年，通过这一胜利他建立了莫卧儿帝国。是否整个欧洲不久都要走北印度的道路呢?因为在1529年土耳其人已包围了维也纳，在有些人看来这似乎是完全可能的。事实上，那时阵线已在匈牙利北部稳定下来，神圣罗马帝国从而得以保存；但以后土耳其人仍构成经常的危险并施加从来不能完全忽视的军事压力。甚至到了1683年，他们再度包围了维也纳。
奥斯曼海军的扩张在很多方面几乎同样令人惊恐。土耳其人像中国的忽必烈汗一样，发展海军只是为了攻下四面环海的敌人要塞，君士坦丁堡就是这种情况，穆罕默德苏丹曾用大战船和几百艘船对其进行封锁，协助1453年的攻城。此后强大的战船队曾被用于横穿黑海的战役，用于往南向叙利亚和埃及推进，以及为控制爱琴群岛、罗得岛、克里特岛和塞浦路斯岛而同威尼斯发生的一系列冲突。在16世纪的最初几十年中，威尼斯、热那亚和哈布斯堡的战船队都避免与奥斯曼的海上势力接近；但到该世纪中叶，穆斯林的海军在整个北非沿海都很活跃，他们常常袭击意大利、西班牙和巴利阿里群岛，并且最后于1570―1571年攻占塞浦路斯，直到勒班陀战斗发生才受阻止步。
当然奥斯曼帝国不仅仅是一部军事机器、一个从事征讨的上层人物集团（像中国的满人）。奥斯曼人在罗马帝国还大的一块地区和许多臣属民族中，确立了法定宗教信仰、文化和语言的统一。1500年以前的几个世纪中，伊斯兰世界在文化和技术上都领先于欧洲，其城市很大，照明设备好，并有排水系统，而且其中很多城市还有大学、图书馆和极其壮丽的清真寺。在数学、制图学、医学以及科学和工业的许多其他方面（磨坊、铸炮、灯塔、马匹繁殖），穆斯林都享有领先地位。奥斯曼从巴尔干基督教青年中招募未来土耳其兵的制度，造就了一支虔诚的、统一的军队。对其他种族的宽容使许多天才的希腊人、犹太人和非犹太人为苏丹效命，一名匈牙利人就是穆罕默德围攻君士坦丁堡的主要铸炮人。在像苏里曼一世这样的成功领袖的领导下，一个强大的官僚阶层管理着1400万居民，而这时西班牙人只有500万人，英格兰仅仅250万居民。君士坦丁堡在其全盛时期拥有50万以上人口（1600年），任何欧洲城市都大。
然而奥斯曼土耳其人也开始踉踉跄跄，转向内战，最后失去支配世界的机会，虽然这种明显的衰落明王朝极其类似的衰落晚了100年。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证明这一过程是早期土耳其胜利的必然结果：奥斯曼军队虽然管理良好，或许可以维持一条很长的边界，但如果不付出大量人力和金钱的代价，很难继续扩张；而且奥斯曼帝国主义与后来的西班牙、荷兰和英国帝国主义不同，没有顺便带来许多经济利益。到16世纪下半叶，奥斯曼帝国已有迹象表明，它在战略上战线拉得过长：一支庞大的陆军驻扎在中欧，在地中海有一支耗资巨大的海军在作战，一些部队在北非、爱琴群岛、塞浦路斯和红海作战，而坚守克里米亚以防正在兴起的俄国势力则需要援军。由于先以伊拉克而后以波斯为基地的什叶派，向当时占主导地位的逊尼派在行为与教义两方面发起挑战而使**发生分裂，即使在近东也没有一个平静的侧翼。有时局势像当时德意志的宗教斗争一样严重，苏丹只有靠用武力压服什叶派异端，才能维持其统治。然而在边界那边阿拨斯大王统治下的波斯什叶派王国，已完全准备好与欧洲国家联合反对奥斯曼人，就像法国曾与“异教”的土耳其人联合反对神圣罗马帝国一样。奥斯曼帝国与这一系列敌人作战，需要杰出的领袖来维持其发展，遗憾的是1566年以后，相继有13个无能的苏丹进行统治。
但外部敌人和个人的弱点并不能完全明问题。整个制度像中国明朝的制度一样，越来越多地受到**集权和对创见、异端和商业的极端保守态度的影响。一个愚蠢的苏丹可以使奥斯曼帝国陷于瘫痪，而一个教皇或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对全欧洲却永远做不到这一点。由于缺乏来自上面的明确指令，官僚体系的各个分支变得麻木僵化，它们对一切变故持保守态度，从而窒息了新鲜事物。由于1550年以后没有扩张领土和随之而来的战利品，不满的军队转而进行内部劫掠。商人和企业家（差不多都是外国人）早先曾受到鼓励，现在发现自己遭到不曾预料到的征税和对财产的非法没收。越来越高的苛捐杂税使商业凋敝，城镇人口减少。也许农民受害最大，他们的土地和牲畜被士兵劫掠。随着局势的恶化，文职官员也开始掠夺，他们索取贿赂和没收货物储备。由于战争花费巨大，而且在同波斯的战争期间丧失了亚洲的贸易，政府更加拼命地搜罗新的财源，这必然会给那些营私舞弊的收税人更大的权力。
对什叶派宗教挑战的强烈反响，明显地反映和预示着官方将对各种形式的自由思想采取强硬态度。印刷业遭到禁止，因为它或许会传播危险的见解。经济观念仍很原始：进口西方商品是允许的，但出口被禁止；行会竭力阻止创新，阻止“资本主义”生产者兴起的行为受到支持；宗教对商人的抨击加强了。由于轻视欧洲人的思想和实践，土耳其人拒绝采用抑制瘟疫的新方法，因此他们的人口遭受恶性传染病的影响较大。在一次令人震惊的蒙昧主义的行动中，一支土耳其军队于1580年捣毁了一个国家天文台，他们声称是这个天文台引起了一场瘟疫。军队实际上成了保守主义的堡垒。尽管土耳其士兵注意到欧洲军队的新式武器，而且有时深受其苦，但他们自己现代化的步伐很慢。他们没有用较轻的铸铁炮去取代笨重的大炮。勒班陀失败以后，他们没有建造更大的欧洲型舰船。在南部的穆斯林舰队仅仅奉命停泊在红海和波斯湾较平静的水域，这就排除了建造葡萄牙型远洋船的必要性。也许技术上的原因是一个因素，但文化和技术上的保守性也起了一定的作用（对起来，北非伊斯兰教各国非正规的海盗船却很快采用了装配大炮的快速帆船型战船）。
上述对保守主义的评论同样、甚至在更大程度上适用于莫卧儿帝国。尽管这个帝国的绝对版图正处于顶峰，并且有几位皇帝具有军事天才；尽管其宫殿富丽堂皇，其奢侈品的生产技术很高；尽管它甚至有一个复杂的银行和信贷，但这个帝国在骨子里还是羸弱的。一个东征西讨的穆斯林上层处在主要信奉印度教的广大赤贫农民群众的顶端。在城镇内部有非常多的商人和活跃的市场，印度教实业家对制造业、商业和信贷业的态度，本可以使他们成为韦伯清教伦理的优秀典范。在变成英帝国主义的牺牲品以前，在企业家社会正准备经济“起飞”的图景下，在印度生活中还有一幅较为阴暗的图画，它显现出许多固有的阻滞因素。绝对严格的印度教戒律妨碍了现代化：啮齿动物和昆虫不许杀害，因此大量粮食受到损失；处理垃圾和粪便的社会习俗造成总是不卫生的环境，成为淋巴腺鼠疫的滋生地；种姓制度扼杀了创新精神，逐渐灌输了教义，并限制了市场；而婆罗门祭司对印度地方统治者的影响明这种蒙昧主义还起着极大作用。这里存在着对任何激进变革的最根深蒂固的社会障碍。后来许多英国人最初（在印度）进行抢劫，而后试图根据功利主义原则统治印度，最后却怀着这样一种心情离开：这个国家对他们仍然神秘莫测。这是不足为怪的。
但莫卧儿王朝的统治不能同印度文官行政管理相。富丽堂皇的王宫是穷奢极欲、挥霍浪费的中心，其挥霍的规模连凡尔赛宫的太阳王或许也认为有些过分。数以千计的仆从和食客，奢华的衣服、珠宝、嫔妃和珍异兽，大批的卫士，这一切只有建立一整套的掠夺机器才能支付。收税官吏要向他们的主子缴纳固定数目的款项，就得无情地掠夺农民和商人；无论收成和商业状况如何，钱款都必须收进。除了起义以外，没有宪法或其他东西可以阻止这种劫掠，所以当时税收以“吃人”著称就不怪了。因为每年的贡赋如此庞大，人民几乎一无所获。交通很少改善，没有对付饥荒、洪水和瘟疫的救援机构，而这些灾害当然是经常发生的。所有这些，相对来，明王朝显得宽厚多了，几乎就算是进步了。看来莫卧儿帝国必定要衰落，因为它在南部要抗击马拉特人，北部要抗击阿富汗人，最后还要对付东印度公司，它越来越难以支撑下去。实际上它衰落的内因大大多于外因。
三两个特例：日本和俄国
到16世纪时，还有另外两个国家虽然在版图和人口方面都明王朝、奥斯曼帝国和莫卧儿王朝差得很远，但已展现出政治统一和经济发展的迹象。在远东，日本在其巨大邻国开始衰落的时候，正向前迈进。地理位置给了日本人最好的战略财富（就像它给予英国人的一样），因为岛国地位可使它免遭陆上入侵，而中国就不具备这点。然而日本列岛和亚洲大陆间的距离绝不是不可逾越，而且大量日本文化和宗教都是从那个古老文明的国家借鉴来的。但当中国已由一个统一的官僚体系治理的时候，日本的政权还掌握在以氏族为基础的封建地主手中，天皇却无足轻重。14世纪存在过的中央集权统治被氏族间的频繁争斗取而代之，这种争斗有如苏格兰氏族间的斗争。这并不是大商人的理想环境，但也没有阻碍大量的经济活动。在海上同在陆上一样，企业家要同军阀和军事冒险家竞争，军阀和军事冒险家们都要从东亚的海上贸易中抽取利润。日本海盗沿着中国和朝鲜海岸进行掠夺。与此同时，其他日本人则欢迎与从西方来的葡萄牙和荷兰访问者交换货物。基督教传教团和欧洲货物渗透到日本社会，这在日本在冷漠的、自给自足的明帝国容易得多。
这种虽动乱但还活跃的场面很快就因越来越多地使用进口的西方武器而改变了。像发生在世界其他地方的情形一样，政权转到了那些掌握大量资源，可以招募一支佩带滑膛枪、最重要的是带大炮的军人和集团手中。结果是在大军阀丰臣秀吉控制下的政权巩固起来。丰臣秀吉的雄心导致他两次试图征服朝鲜。当两次征讨失败以后，丰臣秀吉于1598年死去，内乱再次威胁日本。但几年之中全部政权又集中到德川家康和德川氏的其他将军手中。这次中央集权的军事统治不会被动摇了。
在许多方面，德川幕府时代的日本具有上一世纪在西方产生的“新君主制”的特点。重大的区别是幕府放弃海外扩张，实际是放弃同外部世界的一切实质上的联系。1636年，远洋船舶的建造停止了，而日本公民则禁止在公海航行。同欧洲人的贸易仅限于停靠长崎港出岛的特许荷兰船。甚至还在这以前，实际上所有基督教徒（外国的和本地的）都根据幕府的命令被残忍地屠杀了。这些严厉措施背后的主要动机显然是德川氏决心实现没有争议的控制，因而外国人和基督徒被看成是潜在的颠覆分子。但其他封建贵族也同样被看成颠覆势力，所以要求他们每年在都城住半年，而且在他们被允许住在自己庄园的6个月期间，他们的家属得留在江户（东京），实际上是被当作人质。
这种强制性的统一本身并没有抑制经济的发展，而且，也没有阻碍取得杰出的艺术成就。全国性的和平有利于商业，城镇和总人口都在增长，现金支付的发展使商人和银行家的重要性提高。然而，后者从未被容许获得意大利、尼德兰以及英国商人和银行家所取得的社会和政治的突出地位，而日本人显然还不能了解和采用别人发明的技术和工业发展的成就。像明王朝一样，德川幕府故意选择了与世隔绝的道路，只有个别例外。这也许并没有阻碍日本本国的经济活动，但它损害了日本国的相对实力。由于轻视经商、被禁止旅行或者除庆典之外炫耀自己的武器，依附于主子的武士们过着刻板沉闷的生活。整个军事制度僵化了200年，所以当分舰队司令培里［5］的著名“黑船队”于1853年来到的时候，惊惶失措的日本政府别无他法，只得同意美国人加煤和获得其他便利的请求。
在政治统一和发展时期之初，俄国看来在某些方面同日本相似。它在地理上远离西方，这部分是因为交通不便，部分是因为周期性地与立陶宛、波兰、瑞典和奥斯曼帝国的军事冲突中断了已经存在的那些道路，但俄罗斯王室还是深受欧洲文明的影响，并且不仅仅是受俄国东正教的影响。其次，是从西方找到了俄国对付亚洲平原骑兵攻击的最后解决方法，这就是滑膛枪和大炮。莫斯科用这些新式武器现在可自立为一个“火药帝国”，从而进行扩张。由于瑞典人和波兰人也拥有这种武器，向西攻击是困难的，但利用这种军事优势向南部和东部的游牧部落和汗国进行殖民扩张就变得容易得多。例如至1556年，俄**队已到达里海。伴随这种军事扩张而来的常常是探险家和拓荒者，他们不断向乌拉尔山脉以东推进，通过西伯利亚，并在1638年前实际上抵达了太平洋海岸，而且探险者和拓荒者的活动常使军事扩张黯然失色。尽管有来之不易的对蒙古骑兵的军事优势，俄罗斯帝国的发展并非轻而易举或不可避免。被征服的民族越多，内部纷争和叛乱的可能性就越大。国内贵族也经常不安分，甚至在伊凡雷帝清洗了他们的很多人以后也是如此。克里米亚的鞑靼汗国仍然是一个强敌，它的军队于1571年洗劫了莫斯科，并且直到18世纪仍保持独立。来自西方的挑战更具威胁性，例如波兰人在1608到1613年之间曾占领莫斯科。
俄国更深一层的弱点是，尽管它从西方有所借鉴，但在技术上仍然是落后的，在经济上仍是不发达国家。气候严寒、距离遥远和交通不便是部分原因，严重的社会弊端也起了作用，其中有：沙皇的军事**主义、东正教对教育的垄断、官吏们贪赃枉法和缺乏预见性，以及农奴制度――这种制度使农业处于封建和停滞状态。但尽管有这些相对落后性，尽管有种种挫折，俄国还是继续进行扩张，把用于强制俄国人顺从的军事力量和独裁统治强加给新的领土。在从西方借鉴足够多的军事实力使现存制度获得维护的同时，任何西方社会和政治“现代化”的可能性都受到颠覆的抵制，例如，住在俄国的外国人被同本地人隔离开来，以免受到颠覆性影响。沙皇帝国与本章提到的其他**国家不同，它得以生存延续，总有一天会成长为世界强国。但是在1500年，甚至迟至1650年，许多法国人、荷兰人和英国人未必清楚这一点，他们对俄国统治者的了解可能并不对传中的普雷斯特·约翰［6］了解的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