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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欧洲的迹”
在定居于欧亚大陆西部的分散的、相对来缺乏经验的民族中，发生了一场不可阻挡的经济发展和技术创新。这一过程使其在世界事务中稳固地成为商业和军事先驱，这是什么原因呢?这个问题引起学者和其他评论家们的注意已达几个世纪之久。以下段落能做的仅仅是对有关知识作一综述。但不管这个综述是多么粗略，它还是具有揭示渗透全书论据的主要线索的功能，即：有一种主要由经济和技术进步所引起和驱动的机制，虽然这种发展总是同其他可变因素，例如社会结构、地理和偶然事件发生交互作用；要理解世界政治的进程就必须把注意力集中到物质和长期起作用的因素，而不是人物的更换或外交和政治的短期变化；实力是一种相对的事物，只有通过各个国家和社会之间的经常较才能加以描述和衡量。
当你观看16世纪世界“实力中心”的地图时，欧洲有一个特征会立刻引起注意，这就是政治上的分裂。这并不是像中国在一个帝国崩溃之后和在其后继王朝得以重新收紧中央集权政权的绳索以前的一个短时期内出现的偶发或短命的事态。欧洲在政治上总是四分五裂，尽管罗马帝国做过最大的努力，他们的征服也未能超过莱茵河和多瑙河以北多少；在罗马陷落后的1000年里，主要政治权力单位同基督教信仰和文化的稳步扩张较起来，都是既而又局限在个别地方。像西方查理大帝时期或东方基辅罗斯时期那样政权的偶然集中，只是暂时的事情，会因统治者的更换、国内起义或外部入侵而随即结束。
欧洲政治上的这种多样性主要是它的地理状况造成的。这里没有骑兵帝国可以把它的快速动力强加其上的大平原；这里也没有像恒河、尼罗河、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黄河和长江周围那样广阔而肥沃的流域可以为勤劳而易于征服的农民群众提供粮食。欧洲的地形更为支离破碎，众多的山脉和大森林把分散在各地的人口中心隔离开来；欧洲的气候从北到南和从西到东有很大变化，这导致很多重要后果。首先，它使统一控制变得很困难，甚至强有力的、坚决果断的军阀也难以做到，这就减少了大陆遭受像蒙古游牧部落那样的外部势力蹂躏的可能性。相反，这种多样化的地形促进了分散政权的发展和继续存在，地区王国、边境贵族领地、高地氏族和低地城镇联盟构成了欧洲的政治地图，罗马陷落后任何时期绘制的地图，看起来都像一块用杂色布片补缀起来的被单，这块被单的图案每个世纪都可能不同，但从来没有一种单一的颜色可以用来标明一个统一的帝国。
欧洲不同的气候条件造成了适于交换的不同产品，最后，随着市场关系的发展，这些产品沿着河流或通过林间道从一个村落区运送到另一个村落区。这种贸易的最主要特点或许是它主要由大宗货物组成――木材、粮食、酒类、羊毛、鲱鱼等等，它们是为了满足欧洲15世纪日益增长的人口的需要，而不是东方商队贸易运输的奢侈品。这里地理又起了关键的作用，因为这些商品用水上运输要经济得多，而欧洲又有许多可通航的河流。周围环海对至关重要的造船工业是又一种刺激，而到中世纪末期时，繁荣的海上贸易就在波罗的海、北海、地中海和黑海之间进行。虽然这种贸易部分地被战争中断，并受局部地区的灾害，例如歉收和瘟疫的影响，但总的来它还是在继续发展，促进着欧洲的繁荣，丰富其食物并导致建立新的财富中心，如汉莎诸城镇或意大利城邦。定期的远距离商品交易必然会促进国际范围内的汇票、信贷制度和银行业的发展。商业信贷、还有保险单的存在本身就表明经济形势基本上是可预见的，而这以前世界任何地方的私商几乎都没有享有过这种条件。
此外，因为许多贸易都是经过北海和斯开湾波涛汹涌的海面运输来进行，而且也因为远洋渔业已成为营养和财富的一个重要来源，促使造船工业建造坚固（即使速度还慢，且嫌粗糙）的船舶，以便能运载大量货物并能利用风向航行。虽然在一个时期船只加大了帆、桅杆和尾舵，因而变得更加灵巧，但北海的“船”和后来取代它们的船舶，可能没有像定期往返于东地中海和印度洋沿岸的轻型船那样给人以深刻印象，但在下面我们将看到，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它们将具有特别的优势。
这种分散的、主要是不受压抑的贸易，以及由商人、港口和市场发展形成的政治和社会后果，具有重大意义。首先，是没有办法完全压制这种经济发展。这并不是市场势力的兴起没有使许多当权人物担心。封建主们怀疑城市是异端的中心和农奴的避难所，经常试图削减其特权。像其他地方一样，商人常遭抢劫，他们的商品被盗，财产被占。罗马教皇对高利贷的看法，对赢利的中间人和放债人的厌恶，在许多方面与孔子学发生了共鸣。但基本事实是，在欧洲不存在一个可以有效地阻止这种或那种贸易发展的统一政权；没有一个中央政府由于它改变了发展的进程而造成某一特定工业的兴起或衰落，曾经严重阻碍莫卧儿帝国经济的税收官对商人和企业家进行的全面的掠夺也没有发生。举一个特别明显的例子，在基督教改革时代欧洲政治分裂的环境下，要使每个人都承认教皇1494年把海外世界划分为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势力范围，是不可想像的，甚至更难想像禁止海外贸易的命令（如中国明朝和幕府时代的日本所颁布的）会取得什么效果。
事实是，即使别人在掠夺和驱逐商人的时候，欧洲总有一些王公和地方贵族愿意容忍商人及其行为方式，而且如文献所载，受压迫的犹太商人、破了产的佛兰芒纺织工人和受迫害的胡格诺教徒，迁移时都随身带着他们的专门技艺。一个莱茵兰的男爵因对商旅过度征税而发现，商路改到别的地方，他的收益不翼而飞了。一位赖债的君主，在面临下一次战争威胁并急需资金去装备他的陆军和舰队时，很难再借到一笔贷款。银行家、军火商人和手工工匠都是社会的重要成员，而不是敲边鼓的。大部分欧洲政权逐渐地、不平衡地与市场经济形成了一种共生的关系，为市场经济提供了国内秩序和非独断专行的法律制度（甚至也对外国人提供），并以税收形式得到日益增长的商业利润的一部分。在亚当·斯密创造出准确词句以前很久，西欧某些社会的统治者就已默认，“为了把一个国家从最低级的野蛮状态发展到最大限度的繁盛，除了和平、轻税和宽容公正的政府以外，就不再需要什么了……”有时那些较少洞察力的领导者，如西班牙卡斯蒂利亚的君主或法国一个偶尔上台的波旁国王，企图杀掉下金蛋的鹅，但结果便是财富减少，以及随之而来的军事实力的衰退。
可能导致政权中央集权化的唯一因素，是一个国家的火器技术取得非常重大的突破，以致所有敌人都被压垮或慑服。在15世纪欧洲经济和技术发展速度加快的同时，大陆的人口从黑死病的打击下刚刚恢复过来，意大利文艺复兴正在欣欣向荣，这种情况是不可能发生的。如前所述，正是在从1450年至1600年这一相当长的时期内，“火药帝国”在其他地方确立起来。俄罗斯、德川时期的日本和莫卧儿的印度提供了很好的例子，它们明大国领袖一旦掌握了火器和大炮，就能迫使所有的对手臣服，这样的一些领袖的确能使大国改变形象。
此外，因为新的作战技术较多地发生在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的欧洲，而不是在别的地方，一项这样的突破可能帮助某一个国家压倒其竞争对手，这并非难以置信。已有迹象明军事实力在日益集中。在意大利，使用弩手队（必要时由矛兵保护）结束了骑士以及随其出征的训练不良的封建民兵时代；但同样清楚的是，只有像威尼斯和米兰这样较富裕的国家才能养得起由有名的雇佣兵队长指挥的新式军队。其次，到大约1500年，法国和英国的国王已经在国内获得大炮垄断权，因而如有必要，能够粉碎特别强大的臣属，即便后者躲到城堡高墙后面也在所难免。但是这种趋势是否最终会导致更大的、横跨欧洲的超国家的垄断呢?这必定是1550年前后许多人提出的一个问题，因为他们当时看到在皇帝查理五世统治下发生了领土和军队的广泛集中。
对哈布斯堡称霸欧洲这一特别企图及其失败的详细论述将在下一章进行。但这里将它不可能把统一强加给整个欧洲大陆的较一般性原因，做一简单明。多个经济和军事实力中心的存在再次成为基本原因。没有一个意大利城邦可以在不受他国为维持均势而进行干预的情况下加强自己；没有一个“新君主政体”可以在不刺激竞争对手寻求补偿的情况下扩大自己的领地。到宗教改革顺利地、确实地进行时，在传统的均势竞争之外又增加了宗教对抗，这就使政治集权的前景变得更加渺茫。然而，真正的解释要深一步，毕竟竞争者和交战集团之间存在着恶感这一简单的事实，在日本、印度和其他地方都能见到，但并没有妨碍最终的统一。欧洲的不同之处在于，每一支竞争力量都可以接触新的军事技术，所以没有一个政权具有决定性的优势。例如，瑞士军队和其他雇佣兵都准备为任何能够付款的人效力。没有独一无二的生产弩机的中心或生产炮的中心，不管是早期的铜炮或晚期较便宜的铸铁炮。这些武器可以在接近森林地带矿床的地方，如中欧、马拉加、米兰、列日，后来在瑞典生产。同样，造船技术在从波罗的海到黑海各个港口的传播，使一个国家极难垄断海上实力，这必然有助于防止征服和消灭坐落在海那边的武器生产竞争中心。
那么，如果欧洲分散的国家体系是集权化的巨大障碍，那就不是同义语的重复了。因为存在着许多竞争的政治实体，它们大多具有或能够购买维护自己独立的军事手段，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在称霸大陆方面取得突破。虽然欧洲国家间这种相互竞争的作用，似乎可以明缺乏统一的“火药帝国”的原因，但乍看起来不能明欧洲稳步兴起而占全球领先地位的原因。如果把1500年新君主国家掌握的军队，用来同苏丹的庞大军队和明帝国的众多军队作战，究竟是否会显得太弱了呢?在16世纪早期甚至17世纪，在某些方面是这样的；但在这后一时期，军事实力的均势迅速地朝着有利于西方的方向变化。为解释这种变化，必须再次明欧洲权力的分散。首先在城邦和随后在较大王国之间进行的原始形式的军备竞赛产生了什么，最重要的是将要产生什么。这或许在某种程度上有社会经济根源。既然意大利交战的军队不再由封建骑士及其侍从组成，而是由商人支付和特定城市的行政长官监督的长矛兵、弩手和（侧翼）骑兵组成，因此该城市会几乎不可避免地要求实现所付金钱的价值，尽管雇佣兵队长们耍尽花招，以免自己成为冗员；换句话，城市需要能迅速取胜的那种武器和战术，以使军费降下来。同样，既然法国15世纪末期的君主有了一支自己直接控制和支付的“全国性”军队，他们就急于看到这支力量产生决定性的结果。
根据同样的理由，这种自由市场制度不仅迫使大量雇佣兵队长为签订合同而进行竞争，也促进手工工匠和发明者改进他们的产品，以争取新的订货。虽然武器的这种螺旋上升在15世纪早期的弩机和盔甲片生产中已经可以见到，但在以后50年该原则又扩大到火药武器的实验。这里回顾一下以下事实是重要的：当最初使用大炮时，西方和亚洲在大炮的设计和效力方面都没有多大差别。发射石球和产生轰然巨响的巨大炮管显然看起来很了不起，并曾起过作用，就是土耳其人曾用于轰击君士坦丁堡城墙的那种炮。然而，似乎只有欧洲才存在不断在技术上进行改进的动力：在火药粒方面，在用铜和锡合金铸造得多（但火力同样强大）的大炮方面，在炮管和炮弹的形状及结构方面，在炮架和炮车方面。这一切极大地提高了大炮的火力和机动性，给了这种武器的所有者摧毁最坚固堡垒的手段，用强大铜炮装备起来的法军1494年入侵意大利时，意大利城邦惊恐地领教了它们的威力。所以毫不怪，发明家和有学问的人都被怂恿去设计某种能抵消这种大炮威力的东西（同样令人惊的是，这一时期列奥那多［7］的笔记里就有一种机关枪、原始坦克和蒸汽动力炮的草图）。
这并不是其他文明没有改进他们早期的、构造简单的武器。它们经常通过模仿欧洲样式或服欧洲来访者（如在中国的耶稣会会员）出让他们的专长，来进行改进。但因为明朝政府享有大炮的垄断权，而且俄国、日本和莫卧儿印度不久也取得了这种垄断权，既然它们的政权已经确立起来，改进这种垄断权的诱因就要得多。中国人和日本人转向闭关自守以后，就忽视了发展武器生产。伊斯兰兵因固守传统的作战方式，对大炮的兴趣较冷淡，直到后来为时已晚，难以赶上欧洲的领先地位。面对不太发达的民族，俄国和莫卧儿军队的指挥官们没有改进武器的迫切需要，因为他们已经拥有压倒敌人的军队。正像在一般经济领域一样，欧洲在军事技术这个特别领域受到繁荣武器贸易的刺激，取得了对其他文明和实力中心的决定性领先地位。
这种武器螺旋上升的两个进一步后果需要在这里提一下，一个后果是确保了欧洲政治的多元化，另一个后果是它最终获得了海上霸权。第一个后果很简单，可以简单叙述。在1494年法国入侵后的1/4世纪以内，甚至在此之前，意大利人就已发现，城墙以内突起的土木工事可以大大地减少大炮轰击的效果；当炮弹射进坚实的土堆时便失去对外墙的那种破坏作用。如果在各种这类土木工事前面再有一条深壕（后来又有一系列构造复杂的设防棱堡，滑膛枪和大炮可以从这里发射交叉火力），它们就会形成围城步兵几乎不可逾越的障碍。这就恢复了意大利城邦的安全，或者至少是那些未落入外国征服者之手的，以及那些拥有建造和守卫这种综合防御体系所需要的人力资源的城邦之安全。这也给了那些参与防御土耳其人的军队一种优越性，如马耳他和匈牙利北部的基督教守卫部队很快发现的那样。首先它阻碍了欧洲一个傲慢强国对叛乱者和竞争者的轻易征服，这就像伴随尼德兰起义的持久包围战所证实的那样。如果敌人有可以退守的坚固设防基地，在开阔战场获得的胜利就不能成为决定性的。德川幕府或印度的阿克巴通过火药所取得的权威，在西方没有被模仿，西方的特点仍旧是政治的多元化及伴随发生的、你死我活的武器竞赛。
海上“火药革命”的影响甚至更为广泛。以前，北欧、伊斯兰世界和远东在中世纪末期的造船和海军装备上实力相当。如果郑和的远航和土耳其舰队在黑海和东地中海的迅速发展或许对1400年和1450年前后的观察家有什么暗示的话，那就是海运发展的未来在于这两个强国。人们猜测，在有关制图学、天文学以及罗盘、星象仪等仪器的运用这三方面他们很少区别。区别在于持续不变的组织。或者如琼斯教授所：“假定其他航海家，例如波利尼西亚人都能航行很远的距离，但欧洲在合理地组织航行和在一个航程内开发资源的能力，却伊利亚人给人留下更深刻的印象。”葡萄牙人对地理资料进行系统搜集，热那亚商行多次想为大西洋探险提供资金，这种探险最终可能弥补失去黑海贸易的损失，以及再往北依次发展纽芬兰的鳕鱼渔场，这一切都明一种向外发展的持续意愿，这在这个时期的其他社会是不易见到的。
但是，最重要的“合理化”措施，也许是船上武器装备的不断改善。在海战极力模仿陆战的时代，在帆船上安装大炮是非常自然的发展。正像中世纪的城堡沿城墙和堡垒配置弓箭手以击退包围的军队一样，热那亚、威尼斯和阿拉贡的大商船也以弩机武装起来，守在船头船尾的“堡垒”中，以保卫自己免受地中海穆斯林海盗的侵犯。这会造成船员的严重伤亡，尽管这不一定真能拯救和平的商人，如果进攻者果真下了决心的话。
然而，一旦水手们领略到陆上大炮设计方面所取得的进步（即，新的铜炮要得多，威力却要大一些，对炮手的危险要笨重的锻铁炮），就会很快将这种武器装在船上，尽管中国和西方的军舰上已经装上了石弩、投石机和其他类型的投掷器械。即使大炮已变得不那么容易爆炸，对船员已不那么危险，它们仍然存在很大的问题：假如使用威力较大的火药，后坐力就会很大，如果大炮未加固定，就会被反作用力弹回甲板，而且这种武器仍然很重，如果船舷上（特别是在炮台上）装的炮很多，足可使船失去平衡。这时，欧洲坚固的、船壳略呈圆形的三桅全天候帆船所固有的优越性显示出来，它们使在地中海、波罗的海和黑海等内海航行的窄条划桨单层平底帆船、阿拉伯人的独桅三角帆船、甚至中国人的平底帆船都相形见绌。它们可以在任何情况下用更大的舷炮开火，而使船保持稳定，当然事故还是不时发生；但人们很快认识到，把这种武器安置在船舰中部而不是炮台上，可以提供安全得多的炮床时，这种轻快帆船和大帆船的潜在威力就变得很强大。相形之下，轻便船受到双重劣势的不利影响，携带炮火的能力，更容易受到炮弹的损伤。
有必要强调“潜在威力”一词，因为带炮远洋帆船的演进是一种缓慢而不平衡的发展。建造过许多混合型的舰船，有些装有多根桅杆、多门大炮和多排的桨。16世纪在英吉利海峡仍能见到单层平底大帆船型的船只，此外，有大量证据明，在地中海和黑海也在继续使用这种船。在很多情况下这种船航速较快，在近海操作较灵便，因而较容易用来与沿海陆地运输相衔接，对土耳其人来，这些船要优于那些只能作短程航行而不能远海航行的船。
同样，我们不能设想，第一批葡萄牙船一绕过好望角就立即开始了没有争议的西方制海权时代。历史学家提到的“瓦斯科·达·伽马时代”和“哥伦布时代”（即1500年以后300年或400年的欧洲霸权），是一个非常缓慢的过程。葡萄牙探险家在15世纪90年代以前或许已经抵达印度海岸，但他们的船舶仍然很少（经常只有300吨），而且并非所有船都配有很好的武器装备，当然不能同一个世纪后航行于这些水域的强大的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商船相。事实上葡萄牙人不能长期渗入红海，也不能频繁涉足中国，只是偶尔到过那里；而在16世纪末期，他们的一些东非停靠站就在一次阿拉伯的反攻中失落了。
如果设想非欧洲的强国一见到西方的扩张主义就像一沓纸牌一样倒塌了，那也是错误的。墨西哥、秘鲁和新世界其他不太发达的社会在西班牙探险家登陆时，的确发生过这种情况。既然中国政府曾自动地忽视海上贸易，如果商业落入蛮人之手，它不会真正关心；甚至葡萄牙人1557年在厦门建立半官方商站，似乎也没有搅扰北京的平静，虽然这个商站对地方丝商和纵容它的行政官员们必定有利可图。日本人方面要率直得多。当葡萄牙人1640年派遣一个使团去日本抗议其驱逐外国人时，几乎所有团员都被杀害；里斯本却无法对其进行惩罚。最后，奥斯曼的海军实力坚守着东地中海，而奥斯曼的陆军实力仍然对中欧构成重大威胁。实际上，在16世纪，“对大多数欧洲政治家来，丢失匈牙利在东方建立工厂的重要性要大得多，而对维也纳的威胁要他们自己在亚丁、果阿和马六甲进行的挑衅重要得多；只有那些濒临大西洋的政府像它们后来的历史学家一样，可以忽视这一事实”。
无疑，远距离武装帆船的发展预示了欧洲在世界上地位的重要推进。西方海军强国利用这些舰船使自己处于一种非常有利的地位：控制大西洋商路，慑服所有容易受到海上实力攻击的社会。葡萄牙人同他们的穆斯林敌人在印度洋上的头几次重大冲突，就使这一点清楚无疑。达·伽马和阿布奎基在他们的航海日志和报告中，描述了他们的战舰如何冲杀和摧毁在马拉巴尔海岸附近、霍尔木兹海峡和马六甲路上遇到的由阿拉伯独桅三角帆船和其他轻型船组成的庞大舰队，为自己开辟道路。无疑，他们在回忆中有所夸大，但读这些航海日志和报告可以得到这样一种印象，似乎一种天外超人的力量突然袭击了它们不幸的敌人。葡萄牙船员遵循新的战术，即“他们决不能登船，只能同大炮战斗”，他们在海上实际上是不可战胜的。在陆上，如在亚丁、吉达、果阿和其他地方进行的激烈战斗（并偶尔战败）所表明的，情况全然不同。然而，这些西方入侵者的决心如此之大，又如此残忍，到16世纪中叶，他们已经为自己开辟了从几内亚湾到南中国海的一系列要塞。虽然葡萄牙人从未能垄断印度的香料贸易（其中很大一部分继续经传统渠道运到威尼斯），但他们也操纵了这种贸易的相当大一部分，并从他们争夺帝国的早期领先地位中得到很大好处。
当然，征服者在西半球迅速建立的广大陆上帝国内获利的证据更多。西班牙远征军从伊斯帕尼奥拉和古巴的早期居留地出发，向大陆推进，于16世纪20年代征服墨西哥，30年代征服秘鲁。在几十年内，这块领地从南部的拉普拉塔河扩展到北部的里奥格兰德。西班牙大帆船沿着西海岸定期往返，与来自菲律宾群岛的船相衔接，后者载来中国丝绸以交换秘鲁的白银。在“新世界”，西班牙人建立帝国行政机构、建筑教堂并经营牧场和矿山，明确表示要在那里待下去。征服者通过开发这些领土上的自然资源，而且更多的是利用土著劳动力，把源源不断的糖、胭脂红、皮革和其他商品运送回国。最重要的是把波多西矿中的白银运送回国，该矿在100多年的时间里是世界上最大的单一银矿。这一切导致“跨越大西洋贸易的飞速增长，其贸易额在1510年和1550年之间增长了7倍，而在1550年和1610年之间又增长了2倍”。
因此，所有迹象表明，这个帝国主义企图永远待下去。葡萄牙和西班牙探险家的行动与郑和的短暂访问不同，他们象征着承担改变该大陆政治和经济平衡的使命。他们用舰载大炮和带滑膛枪的士兵所作的正是这件事。回顾历史时，有时似乎很难理解：一个像葡萄牙这样人口和资源都很有限的国家，怎么能航行如此之远并取得如此之多。在上述欧洲陆军和海军优势的特殊情况下，这绝非不可能。这一步一经迈出，帝国的丰厚利润以及获取更多利润的愿望更加快了扩张的过程。
“欧洲扩张”史中有些因素以前被忽略了，或仅简单提到。没有对个人作用方面进行考查，然而（如在一切重要努力中）这方面的内容是很丰富的：亨利（航海家）等人的鼓励；造船工匠、武器制造者和学者们的天才；商人的进取精神；最重要的是那些参与远航，沿途经受浩瀚大海、恶劣气候、荒凉地形和残暴敌人可能造成的种种艰难困苦的绝对勇气。由于个人得失、国家荣誉、宗教狂热，或许还有冒险意识等各种动机的结合，人们甘冒一切风险，在许多情况下他们的确冒了风险。对于欧洲征服者强加给他们在非洲、亚洲和美洲的牺牲者的可怕残忍，一般很少叙及。如果这些特点很少提及的话，是因为那时的许多社会都把这样一些个人和集团推上前台：他们为把世界变成自己的囊中物而敢冒一切风险并愿做任何事情。欧洲的船长、船员和探险家们最杰出的地方在于，他们拥有可以用来实现其野心的船舶和火力，他们来自笼罩着竞争、冒险和企业家精神的一种政治环境。
欧洲扩张的好处是广泛而持久的，而最重要的是它们有助于促进已经存在的机制。虽然重点在于获取金、银等贵金属和香料，但不管这些贵重物品多么重要，也不能忽视欧洲海员横跨大西洋以后大量涌进欧洲港口的次要商品的价值。进入纽芬兰渔场带来了用之不竭的食物供应，而且大西洋还提供了照明、润滑和其他用途迫切需要的鲸鱼油和海豹油。糖、靛蓝、烟草、大米、毛皮、木材和像土豆、玉米那样的新植物，都增加了欧洲大陆总的财富和福利，当然，后来还有源源不断的粮食、肉和棉花到来。但要理解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的发现在几十年内对增强大陆西部的繁荣和实力的巨大的、日益增加的重要性，人们无需过早谈论后来19世纪的全球性世界经济。像渔业这种大宗贸易在捕鱼和销售方面都需要雇佣大量人手，这进一步促进了市场经济。而这一切对欧洲造船工业造成了最大的刺激，把大量手工工匠、供应厂商、商人和承保人等都吸引到伦敦、布里斯托尔、安特卫普、阿姆斯特丹及其他许多港口周围。其直接效果是使很大一部分西欧居民、而不仅是少数上层代表人物，对海外贸易成果发生了一种持续的物质兴趣。
如果在这一个商品单子上再加上俄国向大陆发展的贸易，即从俄国运到西欧的毛皮、皮革、木材、麻、盐和粮食，那么学者就有理由把这描绘为一种“现代世界体系”的发端。开始时是许多单独的扩张，它们确定不移地汇合为一个连锁体：几内亚沿岸的黄金和秘鲁的白银被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和意大利人用于支付从东方来的香料和丝绸；俄国的冷杉和木材帮助它从英国采购铁炮；粮食从波罗的海途经阿姆斯特丹运到地中海。这一切造成一种持续的相互作用――欧洲的进一步扩张，带来新的发现，因而带来贸易机会，结果是额外的收获，这又刺激了更大的扩张。这不一定就是一帆风顺的，欧洲的大战或内乱会急剧减少海外活动。但殖民强国几乎从不放弃自己的囊中物，而且在短期内新的扩张浪潮和探险又会开始。如果已经确立起来的帝国主义国家没有开发它们占有的阵地，毕竟还有别的国家想取而代之。
最后，这是为什么这个机制如同以前一样继续起作用的最大原因：欧洲国家已经很尖锐的多重竞争，更发展到大洋彼岸的领域。西班牙和葡萄牙人虽曾极力保住罗马教皇分配给它们的对外部世界的垄断地位，但它们简直就不可能保住，特别是当人们认识到并不存在从欧洲通向中国的东北通道或西北通道以后。还在1560年以前，荷兰人、法国人和英国人的船只已冒险穿越大西洋，稍后进入印度洋和太平洋，英国呢绒业的衰落和尼德兰起义加快了这一过程。在国王和贵族的庇护下，在阿姆斯特丹和伦敦大商人的资助下，以及在宗教改革和反宗教改革造成的一切宗教和民族主义狂热的推动下，新的商业和掠夺性远征从西北欧出发，以获取一份赃物。既然有获得荣耀和财富、打击竞争者和增进本国资源，以及把新的精神变成真诚信仰的前景，还可能有什么相反的论据提出来反对进行这种冒险呢?
这种日益加剧的商业和殖民竞争的较合理方面，是科学和技术知识的平行发展。无疑这一时期的许多进步都是军备竞赛和争夺海外贸易的副产品，但其最终的好处却超越了它们不光彩的起源。改进了的制图学、航海图、望远镜、气压计、海面高度仪和装有平衡架的罗盘等新仪器，以及更好的造船方法，都有助于使海上旅行成为风险较少的旅行方式。新的庄稼和植物不仅带来了更好的营养，也是对植物学和农业科学的一种促进。冶金技术以及实际上整个炼铁工业取得迅速进展，深层采矿技术取得同样进展。天文、医学、物理和工程学也得益于日益加快的经济步伐和科学价值的提高。富于探索精神的理性头脑进行着更多的观察、更多的实验；而印刷业除了印制本国语的圣经和政治论文外，还传播着这些发现。这种知识爆炸的积累性作用，支撑着欧洲技术优势以及随之而来的军事优势的进一步增强。甚至强有力的奥斯曼人，至少是他们前线的战士和海员在16世纪末以前都感受到这方面的某种影响。对其他活力更差的社会来，其影响就更为严重。不管亚洲某些国家是否起飞进入自发的商业和工业革命，它们会完全不受干扰这一点似乎很值得怀疑；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即在较先进的欧洲国家占据了世界强权阶梯的顶上几级以后，其他社会是极难再攀登并超越其上的。
似乎可以这样，这种困难是多方面的，因为向上攀登阶梯不仅需要获取欧洲的装备甚至欧洲的技术，而且要全面借鉴使西方社会不同于其他一切社会的那些一般特征。这意味着有一种市场经济，即便不是亚当·斯密提出的那种程度的市场经济，至少商人和企业家不会经常受到威慑、阻挠和掠夺。这同样意味着要有一种权力中心的多元化，每个中心都应尽可能有自己的经济基础，以免出现一种强加的东方式**制度的集权化前景，而创造出进步的刺激竞争的一切可能前景，尽管会有骚动，偶尔伴有残忍。推而广之，这种削弱经济和政治的僵化会意味着同样削弱文化和思想的正统观念，这是一种探索、争论和实验的自由，是信仰改进的可能性，是关心实际而不是抽象的事物，是一种蔑视达官贵人的信条、宗教教条和传统民俗的理性主义。在多数情况下并不牵扯许多积极因素，而是阻碍经济增长和政治多样化障碍的减少。欧洲的最大优势是它较少被其他文化所羁绊。
虽然不可能对此加以证明，人们会猜想，根据它固有的某种内部逻辑，这种种一般特征是相互关联的，而且都是必然的。欧洲的优势是经济自由放任、政治和军事的多元化以及智力活动自由的一种结合，这些因素在经常的相互作用中产生了“欧洲的迹”。因为这种迹在历史上是独特的，似乎可以合理地假定，只要模仿其全部组成部分，就可以在别的地方产生同样的结果。因为在明代中国、中东和亚洲的穆斯林帝国或上面考查过的任何其他社会都不存在这种关键成分的融合，于是，当欧洲已发展为世界舞台的中心时，它们却似乎仍停滞不前。
注
［1］指穆罕默德。――译者
［2］休达，在摩洛哥最北端，即直布罗陀海峡东南的一个港口，属西班牙。――审校者注
［3］在16世纪90年代的一个短暂时期，有所恢复的中国沿海舰队曾协助高丽人抵御了日本人两次入侵的尝试。但即使明朝海军的这部分残余力量随后也衰落了。
［4］1066年10月14日，诺曼底公爵威廉（征服者）在英国哈斯丁斯登陆，后自立为英国国王。
［5］马修·加尔布雷斯·培里（1794―1858），美国海军准将，1853年率舰队到达日本。1854年2月又率一支舰队到日本神奈川，强迫日本签订《日美和好条约》。
［6］普雷斯特·约翰，传中的一位基督教徒国王和牧师，据曾统治远东或非洲的某一王国。――审校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