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乡的第二年我开始烦了，农村的生活太单调，漫山遍野的庄稼蔬菜，晚上一闭眼睛都是绿色绿色，长的高的是高粱苞米，长的矮的是小麦荞麦，红色的是西红柿，黑色的是芝麻，金黄色的是香瓜，土黄色的是农村的土坯房，白色的是云朵，蓝色的是天空，我常常自己呆坐在地头，两眼发直，什么也不想，在哪里发愣。
秀水告诉李天鹰说：“沈炀是有心事了。”
李天鹰说：“什么心事，不是想家就是想女人了。”
秀水气的用手指戳着他的额头骂：“像你呢，见了漂亮女人就走不动，沈炀不是一般人，他志向大着呢，农村这个小天地装不下他这尊大菩萨。”
还是秀水了解我。
每年一次的工农兵大学生名额下来了，这回双辽公社给了两个名额。
工农兵大学生始于1970年，70年6月27日，中共中央批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关于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决定废除考试制度，“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招收工农兵学员。
到了1973年，教育部第一次提出要在招收工农兵学员的过程中重视文化考试。那年夏天，各省都进行了高校入学统考，可是这一新动向被激进分子视为企图复辟资本主义，引发了反潮流运动。
于是就出现了辽宁省一名叫张铁生的知青考生写的一封抱怨1973年考试不公平的公开信而发动的。
这个张铁生后来被视为反潮流的英雄，并被当成打倒教师权威的典型。
事实上，工农兵大学生因许多地方和单位推荐过程由于靠裙带关系或走歪门邪道而腐败变质。1972到1976年，百分之七十通过推荐上大学的学生是干部子女或者有政治背景。同时，本科学制从四年缩短到两三年。由于在劳动中荒废了学业，以及新生的水平参差不齐，一些教授抱怨说不少工农兵大学生的水平还不如中学生。
所以说“工农兵大学生”是中国教育史里的一大笑柄。
可是工农兵大学生毕竟也是大学生，在教育基本荒废的年代里，是年轻学子进入大学唯一的通道，是一座金色的桥梁，也是农村人摆月兑社员这个身份成为城里人的捷径，以往的工农兵大学生名额一下来就成为全公社有背景的干部子女争夺的目标，一般人想都别想。
也有不知趣的，我就是其中一个，公社不有两个名额吗，我非要争取一个。
我先是和我老爸说了，他毕竟在县一中当校长，有人脉，帮我在县城活动活动总可以吧。
老爸回话说：“让我活动不是不可以，但你别抱多大希望，我的能力毕竟是有限的。”
这等于没说一样。
我亲自去公社争取，知青办的人看着我，像是在看一个毛头小伙子，就差没把我撵出去了。一个没有任何背景的知识青年也想上大学，是不是脑袋被驴踢了，八辈子也轮不到你呀。
知青办的刘主任挺同情我，柔声说：“沈炀，我们知道你的心思了，上大学是一件好事情，尤其是你们知识青年，有知识有文化，你还是双辽公社的才子，在省报上发表过文章，这样吧，我们为你争取争取。”
我知道这是托词，基本上没戏了。
回来的路上天下起大雨，铺天盖地，我也不躲，全身湿透，晕头晕脑回到集体户，一头扎到炕上，我发起高烧来。
李天鹰和秀水慌慌张张来看我并把我送到大队卫生所打了针才有所好转，秀水聪明，看出我的委屈与心事，再三盘问，我才说出缘由，李天鹰笑起来：“沈炀沈炀，你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你不就是想上大学吗，这算个事情吗？你安心养病，这件事我来办。”
李天鹰找到了他父亲李福贵，把事情一说，李福贵开始没表态，李天鹰就急了，说：“老爸，沈炀不光是我的好朋友，还是我的先生，一日为师终生为父，我可以不认你这个爹，我不能不认我这个老师，他要是上不了大学，我开着拖拉机去公社直接撞进去，你看我敢不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