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和黄兴愣了一下，没有想到秦时竹会在当天就提出这个问题，沉默了半天，孙中山说道：“从心底说，兄弟我是总统制的，认为总统应该有实权，应该是行政主导，但当时临时政府北迁，出于对袁世凯的不完全信任，临时参议院通过了《临时约法》，希望能够用责任内阁制束缚住他的野心……只是后来的发展你也看见了，这一纸法律非但没有束缚住他，宋遁初反而为此丢了性命。因此，从我个人的意见而言，我并不反对正式宪法确认总统制为政体。”
黄兴的态度更复杂一些：“兄弟我对于宪政不是太懂，隐约也琢磨出一些道理，就是当权者一定要有制约，没有制约，只能是无法无天，至于责任内阁制还是总统制，我倒没有特别的偏好。”
秦时竹知道现在也不能让孙、黄表什么态度，只是说：“鉴于宪法的根本性作用以及政体变动的影响，我觉得此事一定要慎重，我个人是总统制的，但这并不意味我要大权独揽，我完全可以退出竞选，让别人来当总统嘛。换而言之，现在确立了总统制，今后不管谁当总统都是一样的，不存在倾向谁、照顾谁或者偏爱谁的逻辑。”
“复生的意思我们是明白的，我们回去后会认真商议，国民党也会进行认真商议的。”“这段时间以来，我一直在思考这一问题，宪法决定着国家根本性的将来，不得不慎重考虑，我打算组建一个宪法起草委员会，邀请海内民宿担任委员，共同搭建一个理想的立国基础。考虑到代表的广泛性，委员初定为7人。原本沈家本先生自然为领袖人选，可是前不久刚刚去世，目前初步定了5人，分别为：伍廷芳、梁启超、杨度、严复和章太炎。还打算再另外聘请俩人，贵党方面。我打算邀请孙先生和王宠惠先生出任委员，同时在聘请若干法律专家作为起草小组成员，他们主要担负技术责任，但没有委员会表决权。”议会中以人民、国民和进步三党议员人数占据绝大多数，这五人中，伍廷芳和梁启超可代表进步党，严复和章太炎可代表人民党背景，杨度算是无党派背景，秦时竹再提议国民党背景俩人。可算是最大限度代表各方面。
孙中山听后，点点头：“复生所提的其他六人都可谓称职，伍先生是清末修律的主要担当者。可谓众望所归，梁卓如和杨皙子是名满海内的宪政大家，严君和章君都是领袖人物，王君获得美国的法学博士，在临时政府时期曾出任司法总长，都没有问题，唯独我对于法律并不精通，对宪政也没有研究，不太适合出任委员。还是请另选高明。”
“后天和季老商议后，我们要把名单提交议会审核，正式成立宪法起草委员会地，因此恳请孙先生推荐一人，最好具有国民党背景，这样才能具有更多的包容性……”
孙中山沉吟了半天，问道：“既然执政如此诚恳，非要我推荐一人，那古君应芬如何？他毕业于日本法政大学。对宪政也可谓熟悉……”
“好，那就古先生。”秦时竹说道，“等到宪法委员会成立，宪法草案通过，我们就需要遵照执行。”
“是啊，是啊，这样才符合民主体制嘛！”
大钟当当地敲响了，秦时竹一看，时针已经指向两点。连忙说道：“实在不好意思。一时谈得兴起，忘记了时间。还是恳请两位早点休息啊。”
孙中山风趣地说道：“刚才复生说要秉烛夜谈，我们真是实现了这一愿望啊！”
三人地夜谈。时间虽然不长。但是为随后召开地四巨头会议奠定了坚实地基础。
孙中山和黄兴等人地表态。通过舆论界早已传遍了京城。各大政治势力无一不拍手称好。很多人原本担心孙、黄东归后会与秦时竹在执掌中央这个问题上起冲突。这可不是闹着玩地事情。就算秦时竹没有心思争。他手下那20多万国防军闹将起来。民国永无宁日。再者。国民党虽然是名义上地第一大党。但议会毕竟是人民党和进步党联盟占据优势。无论从哪个角度出发。国民党都处以劣势地位。最后。在舆论界和民众看来。秦时竹立了这么多功劳。好不容易推翻了袁世凯。如果总统轻而易举地让什么事也办不成地孙中山得到了。在他们心中也是忿忿不平地。中国自古都有成王败寇地舆论。都有论功行赏地传统。民主共和地时代。依然如此。
国民党内地稳健派也对孙、黄地举动表示赞赏。留守在北京地国民党议员。几乎是清一色地稳健派（激进派早就跟随孙中山去日本。眼下还没有回来呢）。在他们看来。拥护秦时竹出任最高首脑。是当前最可行也是最适合地。国民党要想分享权力。可以继续努力。机会有地是。只要政治体制稳定下来。各大政党能够通过正常地途径上台、下台。不愁没有国民党地机会。
胡汉民自然是不悦地。但他在党内地地位远远没有决定左右地地步。清晨他在宾馆看到报纸。只能气哼哼地出气。孙黄一夜未归。还不知道和秦时竹谈了些什么。他本来想利用晚上地机会再劝说孙中山地。没想到孙中山急着和秦时竹展开会谈。压根没给他这个机会。他此刻愤愤地想。孙先生大概已经当面和秦时竹说过他不当总统了吧？秦时竹该笑得心花怒放了吧？由于心情不爽。气得他连早饭都不愿意吃。醒了以后一直坐在窗边发呆。
“展堂。你在发什么呆呢？”冷不防间。孙中山和黄兴归来了。
“孙先生、克强兄。你们回来了。”胡汉民焦急地问道。“和秦复生谈了些什么？气氛还融洽吧？”
“很好，很好。”孙中山一挥手，高兴地说。“复生是个诚实君子，很多想法都和我当面说了，比起袁世凯当面一味迎合，背后捅刀子地做法是好了不少，我想。关于治国有分歧并不可怕，只要坦诚布公彼此的想法，采用民主的办法解决这些分歧就是符合国家利益的……”
“那先生不参选的消息也告诉了他？”
“这个自然说了。不光如此，我下车的时候就透露给新闻界了，何必对他隐瞒呢？”孙中山笑着对胡汉民说，“展堂，我知道你有不同意见，我也没有强迫你和我意见一致嘛，这样好不好。你要是觉得机会难得，不如你代表我们党去参加竞选？我们为你呐喊助威。”
“我？！”胡汉民一愣，随即说道。“我就算了，我还是有自知之明的，我认为我不是秦复生地对手，竞选不成，反落个笑柄。”
“展堂，既然你认为你不太可能当选，为什么就认定孙先生和我参选就一定能成功呢？”黄兴诚恳地说道，“复生听到我们这样的表态，也很吃惊。连连表示希望我们参与，可见他并不害怕我们参选。不管怎么说，我认为用拿破仑第二这样地称号攻击为革命建立功勋的人是不太妥当的。”
“展堂啊，你是不知道，复生不仅在人望上众望所归，在学识上也远胜于我，别地不说，单说他的人民主义、四个现代化主张都要比我原先提倡的要强，昨天会谈中他还对我的平均地权主张进行了批评。”
“批评？”胡汉民冷笑一声。“他家是大地主，自然不会赞同平均地权，他要是赞同我才奇怪呢。”
孙中山继续说道：“他对我的批评我认为完全是合情合理的，他说：平均地权，在过去从来没有实现过，在今后也没有现实地条件可以实行……退一万步说，即使突然来个沧海桑田实现了，所有农民和地主地地都是一样多，过段时间因为勤惰程度的不同、劳作水平有高下。经营方法有优劣。肯定又会出现新地不平等，到那时。生产困难的农户除了出卖土地别无他的生计可图，岂不是又要形成新地不平等？如果每次出现新的不平等都来一次平均分配，那些积极的人、勤劳的人岂非受了打击，岂非是奖懒罚勤？因为懒惰的人根本不用担心，总会实现平均分配的，所有人都会得过且过，不思进取。我想了一想，却是很有道理，我们要求平均地权是为了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倒不是真的要每家每户的土地整齐划
“先生……”
“复生还说，天下生齿日繁，人口日多，大家都挤在土地里寻食，是不可能有真正前途的，一国地土地总是有限，在一定时期的土地几乎是固定不变，而人口的趋势是增多，那么终有一天土地无法提供给人民生活所必须的财富。那怎么办呢？复生提出了他的阶层分析法，说农民和地主在农业领域的经济利益在根子上是对立的，但是如果跳出这个思路，把众多的农业人口转移到商业、工业上去，就可以解决这个矛盾……目前最关键的问题并不是不合理分配，而是中国太穷，如果中国有美国这么发达地工业，怕是老百姓已经个个安居乐业了吧。因此，他认为，农民和地主有矛盾并不可怕，政府的目的并不是帮助其中一方压倒另一方，而是努力营建更多的实业以容纳人口。一亩地用来耕地恐怕只能养活数口人，若是用来开办织布厂，当能养活数百人……我们不要为眼前的一点点东西你争我夺，而是要着眼于发展，只要物产极大丰富了，大家都有东西，你多一点我少一点又有什么关系呢？一个贫苦农民如果能吃饱饭，是不会对地主每天吃山珍海味忿忿不平的。”
“新鲜，我还是第一次听说这种论调。”
黄兴说道：“我初听也觉得突兀，但仔细想想确实是这么个道理。复生以他家为例，他丈人沈麒昌是大地主、大老板，可是方圆数十里的乡亲，没有说他丈人不好的。为什么？原先沈家只有农田，雇佣的佃农不过数百人，可是后来沈先生办了实业、开了煤矿，雇佣地人成倍增长，目前在北方实业工作地工人怕是不下50万，贫苦少地的民众纷纷得到了实惠，虽然他们仅仅是得到了一家地温饱，沈家聚集了大笔的财富，但没有听说有哪个工人对沈家发财眼红的。这个当中，实业发展起来了，失业人口少了，政府税收增加了，物产丰富了，岂非各方面都有利？”
“这……”胡汉民无言以对。
“今天我和克强一路走过来的时候，就在讨论这个问题。秦复生为什么得到那么多人的拥护，贫苦农民拥护他，商人拥护他，地主、资本家也拥护他、军队更是拥护他，这其中必然有道理，那就是，各方面的利益不一定是均等的，但只要保证每方面都获取一定、合理的利益，谁都不会有意见。大商人一年固然要赚10万20万的，但民众只怕一年能赚200就非常满意了，你不能为了让大商人赚这20万而让民众忍饥挨饿，也不能因为眼红别人赚20万非要拿来平均分配，绝对合理、整齐划一是不可能的，政府在这当中的角色是均衡，是保障这个相对合理。”孙中山意犹未尽地说，“话题再转到参选上来，秦复生竞选，是得到党内一致的认可和同意，可我们党呢？连讨袁护国这样的事情都不能形成一致意见，一盘散沙，我拿什么和别人去竞争？我作为党的领袖，在党内得不到拥护。我和克强为了建立政党，前前后后花费了数十年的功夫，才有目前这来之不易的局面，但是我深深感觉，这个样子和一个合格政党的要求相距还是甚远，国民党的凝聚力，远远不如建党只有几年的人民党，甚至还不如刚刚成立的进步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