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木辛哥刚才已经将地图琢磨了好几遍。虽然对华军的部署不甚了了，但大体上还是能够知道一些情况的，他开口道：“同志们，我刚才想到了一个办法。我认为，利用骑兵机动力进行突击，然后用步兵进行战果扩大的思路是正确的，但是，也存在着明显的问题——虽然西伯利亚铁路绵延数百公里，存在着无数的漏洞与薄弱环节，但真正能我军所利用的，不会太多，而且，越近两军目前的军事分界线则敌人的防守愈加严密，要想出其不意，必然要选择极为隐蔽的道路。方才伏罗希洛夫同志已经说了，我们还要转道中亚，没有太多时间。而且，我们即便下定决心攻击敌人的薄弱环节，鄂木斯克本身就有可能保不住。因此，我的办法就是，通过佯动。迫使敌人认为我们将要主力出动，后方空虚，引诱他们上钩……”
布琼尼眼前一亮，这是个好办法。战术已经定了基调，要想击败敌人，必须利用步兵包围敌军，然后利用骑兵的机动优势分割包围，与其费尽心机地去华军控制地选择其他薄弱环节，还不如直接让鄂木斯克本身变成一个“薄弱环节”，只要华军主力出动，红军的战略机动空间便会增加，进攻的敌人不多，则可以让红军主力进行包围歼灭，如果敌人很多，则可以抄袭后路，进行隔断作战。
“很好，这是个好建议。罗科索夫斯基同志，您有什么建议？”
“我赞同铁木辛哥同志的策略，唯一让我感到担心的是，假如敌人不上钩怎么办？”罗科索夫斯基有些担心，“我们做出战略佯动，中国人不见得一定清楚，况且，情报已经显示，中国军队比较分散，即便他们想来进攻，也不见得会马上动手。这中间的时机把握非常困难。”
“这就只能依我们自己想办法了。”伏罗希洛夫站起身子，踱了好几个圈子，最后才下定决心似地说，“我建议，铁木辛哥同志率领骑兵一师进行袭扰，掩护步兵展开。中国军队当面的统帅，并不是不学无术的草包，我们要考虑他的应变能力。我们越是遮掩的厉害，敌人越是希望能够打探到消息，只有敌人费尽千辛万苦得来的情报显示鄂木斯克兵力空虚，他们才会上钩，倘若我们的意图暴得过于明显，则反而容易引起敌人的怀疑。”
布琼尼点点头：“伏罗希洛夫同志的话充分说明了形势的严峻，我认为，要营造一个假象，必须是逼真的，具体的战术部署，我们就传达到团一级，如果我们能把我们自己的同志都迷惑住，敌人也会上钩的。目前鄂木斯克城里我相信隐藏着中国人的间谍，我们在摆出架势之后就要开始全城搜捕。让他认为一切都是真的，帮助我们把信息传递出去，然后才可以开展下一步的行动。”
众人表示赞同，没有人愿意轻视中国人的战斗力，能从符拉迪沃斯托克打到鄂木斯克，固然有种种的巧合，但其中的强悍战力确实不容小觑。
众人分头商议之后，一个成熟的作战计划便成型了，至于能否取得成功，布琼尼相信，既取决于担任诱敌任务的骑兵1师，也取决于一定的运气。
此时，蔡锷已经返回了设在新界的中路军指挥部。新界是国防军占领之后才改的名字。原本此处名为新尼古拉耶夫斯克，而尼古拉耶夫斯克则是俄罗斯人对庙街的称呼，国防军刚刚占领新尼古拉耶夫斯克的时候，称其为新庙街，后来觉得拗口，再说，中国地名哪有以新旧划分的？经过请示，改成了新界。
一方面，新界至于新庙街，有一定的传承，另一方面，刚刚收回了大批北方领土，地名取之为新界，也是一个象征。
新界与鄂木斯克之间的距离大约在370公里。新界本身在鄂毕河的东岸，战略位置十分重要，一方面是西伯利亚铁路的中继站，另一方面又是鄂毕河的渡汇处。在西伯利亚铁路修建完成后便逐渐发展起来，当然，与赤塔相比，新界还是差那么一点，可是赤塔毕竟太远了，指挥部队不太方便，在蔡锷的调度之下，中路军司令部整体前移，直接压在了新界。
在新界以东，鄂毕河西岸及其前沿地带，则是部队的前哨。在鄂木斯克政权尚存的当口，也是国防军与鄂木斯克政权的缓冲地带，因为彼此并没有签署有关国境划分的协定——事实上也不可能有机会在这一带划分，因此，双方的分界线是以实际控制线为准。考虑到鄂木斯克政权的地位与必要的维系，中路军前出的范围不广，除了掩护新界之外，大多数时候并不会对鄂木斯克政权造成威胁。反过来，高尔察克也认为中国人暂时不会翻脸，因此放心大胆地将部队全部投入到一线用与抵挡红军的进攻。
在新界和鄂木斯克这400公里的范围内，作战兵力是很少的。
但是，红军高速进军的情况改变了这一切，特别是鄂木斯克政权崩溃后。形成了两股反方向的潮流。一股自西向东，大都是为了逃避红军和布尔什维克退下来的白俄，另一股则是自动向西，目的是为了夺取附近的战略要地，一旦红军扑过来，也有提升防御纵深余地。不过，让蔡锷等人担忧的是，继续前出让本来兵力已经分散的国防军兵力更加分散。
在维持兵站据点的问题上，分散是一种必要的妥协，因为西伯利亚铁路沿线实在是太过广袤，而且压根就没有什么人烟。在正常的情况下，站点附近也是要有人员维持的，但和平时代有铁路职员即可，现在正是大战一触即发的当口，必然要留有防守兵力。
作为知名将领，蔡锷难道还看不出分散兵力的害处？之所以维持，全在于这条供应线的生死攸关——敌人未必有能力掐断，但一旦掐断，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松坡兄，这是飞机侦察得到的情报。”孙传芳递过去一份材料后说道，“飞机显示敌人在进行大规模的调度，准备对我军前沿阵地展开攻击。从数个飞行员的侦查情报综合显示，敌人的步兵队伍在散开，骑兵队伍则在对外扩展。”
蔡锷一边听，一边示意参谋在地图上标示敌人的动向，随着红蓝铅笔的勾勒，大体上的箭头态势就开始成形了。
“嗯，三面包抄，扇形展开，有点意思。”蔡锷笑了，“毛子胃口不小，看来想把新界一举拿下啊……”
“有这么点意思，不过，我觉得有几个地方比较奇怪。”孙传芳说道，“侦查结果显示，敌人在各个方向的兵力看不出多寡的区别，似乎是齐头并进，分路突破，这不太符合作战常识；第二点，鄂木斯克到新界之间铁路目前依然是可以凭借的，为什么敌人放着铁路不用，偏要用步兵两条腿跑路？第三点，骑兵作为全军的尖刀，肯定要集中起来使用，像这般分头行进，倒像是斥候手法——可是，谁也没有见过数千人充当的斥候队吧。”
“你的意思是。其中有诈？”蔡锷笑道，“事有反常必为妖，布琼尼这般手法，不太高明啊……”
大本营会议上，蔡锷详细了解了布琼尼等人的情况，虽然他对布琼尼及其手下并不熟悉，但经过穿越组的反复教育，他从来没有将对手看得很轻，相反，他绞尽脑汁从各处搞来有关苏俄内战的资料进行研读。虽然内战中红白两军的对抗激烈有余，战术、战略成分相对较弱，但红军的坚忍不拔，以弱胜强，甚至布琼尼本人的传奇经历都让蔡锷所佩服——这才是值得尊敬的对手。现在对手摆出这番架势来，蔡锷一点都没有看轻对手的意思，反而觉得，这当中透着一些古怪。
到底是什么呢？蔡锷反复看了几次沙盘上的标识，因为情报不多，除了知道骑兵军的主官和主要将领外，其他情况知道的很少，从鄂木斯克逃出来的那些人身上虽然打听到了不少消息，但都是一鳞半爪，拼凑不出完整的景象，更要命的是，这些人的情报还是互相矛盾、无法明确验证的。因此，只能依飞行侦察来判明敌情动向，不过，飞行侦察虽然简便，也足够一目了然，但谁知道对方会不会进行伪装。
在鄂木斯克城里，原来也有军方的谍报人员，但当时收集的情报，主要在于鄂木斯克政权的一点一滴，对突然而来的布琼尼集团，不见得有多少针对性的收获，急切之间，也难以打听到足够的消息。蔡锷决断再三，还是让情报员选择蛰伏，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能出来暴。而在仇视布尔什维克的白俄群体中新近发展的间谍，还没有系统地接受谍报培训，无法派上大用场。因此，除了飞行侦察，最后剩下一个情报获取的途径，便是敌人的电报。
而恰恰是有关截获电报的判读，更让中路军司令部陷入了迷惑。
红军的密码系统虽然比高尔察克政权高明了一些，但在国防军眼里，还是简单地如同儿戏一般。或者说，俄国人似乎从来就没有重视密码。因此，每一份电报，司令部很快就能破译出来，这当中的速度，甚至超过了接受方的译电速度。
通过电报，中路军知道了对手大约总兵力在12-15之间，除了有4个骑兵师以外，还有12个番号的步兵师和集团军司令部，当然，红军的部队体系是很不健全的。同样是一个师，多的有1万5千人，少的不到7000，甚至于装备和制式也不完全统一。从截获的情报看，后勤方面的需求中就列明了7和6.三种不同口径的步枪弹。蔡锷知道，那里混杂着缴获的德国步枪、从高尔察克政权处获得的中国步枪和原先沙皇俄国从日本进口的步枪。只有几个骑兵师，编制看上去还算完整，制式也相对统一，不过，肯定比不上国防军的整体。
每每到这里，蔡锷就由衷地佩服秦时竹。因为士官毕业、新军出身的蔡锷最清楚原先大清的国防情况，那是真正的万国牌，什么样的装备都能从中找到，秦时竹依托辽阳实业大力发展军工，不但军队制式迅速统一，而且还增添了不少的新装备。单就步兵装备而言，国防军的精锐程度是有目共睹的，在全世界也排得上号。逐鹿计划之所以取得目前的成功，就在于背后不断增长的综合国力，而俄国这个庞然大物的崩溃与内乱，就会削弱自己的国防实力。
蔡锷清醒地认识到，无论是意识形态还是地缘政治，布尔什维克将来都是中国可怕的对手，更不用说两国之间的历史恩怨和国土纠纷，能够削弱俄国一份就会让中国将来安全一分。
可恰恰是这种单向透明，让他开始怀疑自己的判断。因为布琼尼不但在军事部署上如此操作，在向俄共中央汇报时，所有的电报内容也是与战场上的调度情况是吻合的。唯一区别的是，电报会列明部队番号与大体位置，比飞行侦察的情况更全面和系统一些——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既然飞行侦察，那就免不了对方的反侦察，弄点伪装或者佯动是再正常不过了。
布琼尼也在电文中列明了不利用铁路发起进攻的苦衷：“敌人拥有空中优势，一旦进行铁路机动，则一旦敌机轰炸，交通很容易被掐断，不似步行作战，队伍可以散开……”
可是，仗真的是这么打？
蔡锷觉得糊涂了。
按理说不应该啊！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