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位哲学家说过，好的婚姻仅给你带来幸福，不好的婚姻则可使你成为哲学家。我并不奢望成为什么哲学家，然而，婚姻的失败，没有使我一蹶不振。虽然曾经痛苦过，但是我发自内心坚信我们的党，是光荣的、伟大的、正确的党。部队党组织为了一个小小的连级干部的婚姻问题，做了三次调查工作。**说过，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我们的党如此认真地对待我和李旭斌的婚姻问题，这么慎重、这么关心我们。是我自己辜负了党的关心和培养，是我的革命意志脆弱不坚定，才造成现在这种不可挽回的结局。是我对不起党！有了这个基本认识后，我不怨天尤人，而是从心灵深处滋生起跌倒了爬起来再前进的愿望。这个愿望促使我开始认真阅读《**选集》，从而，懂得了更多革命道理。我对**信仰坚定不移、为**事业奋斗终身的理想丝毫不动摇。“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我作好了长期接受党组织考验的思想准备。脚踏实地完成好每一天的工作、看好每一个病、开好每一张处方。我要求自己坚持不懈地像白求恩那样，对工作极端负责任、对技术精益求精。坚忍克己地像张思德那样，不论职务高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坚韧不拔地像雷锋那样，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思想境界升华后，人的精神面貌随之焕然一新，我以惊人的毅力，顽强战斗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日复一日，又获得了同事和群众的一致好评。正如柏拉图所说：“征服自己需要更大的勇气，其胜利也是所有胜利中最光荣的胜利。”
一九六六年，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席卷而来。先是看到报纸上批判“三家村”、“四家店”。接着，“红卫兵”小将都离开了校园，到处去串联、点革命之火、煽革命之风。于院长说：“我们是医院，是治病救人的地方，大家多看看报纸，多多关心国家大事就行了。”所以大家都是按部就班，正常工作。父亲大概是历史问题的原因，处事一贯谨小慎微。偷偷在家把我女儿小群穿过的老虎头鞋子都烧掉了；两张大床雕刻的花板上，凡是雕上龙凤呈祥、观世音送子等带有迷信色彩的图案全都挖掉。我说：“破四旧、立四新是一场思想革命，把这些手工艺术品破坏掉，未免太可惜了吧！这不是搞形式主义吗？”父亲严肃认真地批评我说：“形式主义都不肯搞，还谈得上思想革命吗？”我想想此话也有理，便默许了。他又说：“红卫兵说，‘留小辫子是复古现象，也属于“四旧”之类。’我们学校两位女老师的小辫子已经被勒令剪掉了。你的小辫子趁早自己剪掉吧，免得百日之忧，惹出什么麻烦事来。”他怎么知道我这小辫子是为李旭斌留的，寄托着我无尽的相思之情，怎能轻易剪掉？再想想：父亲吃的盐比我吃的米多，社会经验丰富，政治敏感性强。还是听他的话稳妥，我流着泪，剪下我拖在胸前的两条辫子，珍藏起来。
端午节后的一天，天气特别闷热，中午时分，医院接到了县卫生科的电话：“县中的几百名“红卫兵”到茅山顶峰破“四旧”，砸菩萨去了。现在我们接到求救电话，有几个人晕倒在山上，你们赶快组织医生上去抢救，不得有丝毫闪失，这是个政治任务。”于院长着急地说；“真是官大一级压死人，我们还距离三、四十里路呢！又没有车，急行军也要一个多小时才能到山下。”我灵机一动，说：“于院长，快跟供销社联系，请他们用运猪的拖拉机把我们送到山脚下，可以争取到半个多小时的时间。”于院长拍案叫绝：“好！这个主意好！”钱万富说：“亏你想得出来，臭气熏天，你积极，你去！”我说：“我当然去。”高医生说：“治病救人，分秒必争。马虎点吧！”“对！对！”姚医生他们也附和。
我们五个人站在手扶拖拉机上，虽然臭气阵阵袭来，人被颠簸的要吐，总算是及时赶到了目的地。满山遍野都是戴着“红卫兵”袖章的青少年，有的已经下山，询问他们：“生病的同学在哪里？”有的说：“不知道。”有的说：“还在山上躺着呢！”具体方位也说不清楚，我们只能背着自己的出诊箱，分散着边往山上爬、边寻找。由于他们是昨天晚饭后从县城出发，八、九十里路步行而来，彻夜未眠。这些娇生惯养的孩子们，何时吃过这种苦呵！不出所料：有的是中暑、有的是疲劳过度腿肚子抽筋、有的是又饥又渴低血糖、有的是头晕目眩要睡觉。幸亏我们及时赶到，一个个都得到了我们的及时救治，转危为安。晚上，县汽车站用几辆客车把学生全部接回县城，我们也胜利完成了这个所谓的政治任务。
革命的烈火渐渐烧到了我们身边，公社朱书记在大队检查生产，突然感觉月复部疼痛，强忍着痛到医院来就诊，我详细检查后，考虑可能是急性阑尾炎。我急忙请老苏为他化验，并对他说：“朱书记！你这个肚子疼可不是什么肠胃不舒服，是急性阑尾炎，需要手术治疗。”他说：“不行不行！现在开刀不是时候。”我坚持说：“现在开刀很及时，干净利落把阑尾切除，不留后遗症多好！”他又说：“你们还不知道吧？这几天晚上我经常被‘造反派’叫去接受批判，打倒我的大字报已经贴满了会议室，这个时候开刀住院，有人要说我是在逃避运动。你还是给我打点青霉素，保守治疗吧！”我又说：“朱书记，关系重大，我请高医生来会诊，听听他的意见吧！”高医生检查结束，正好化验报告也来了，白血球很高，看了以后说：“必须手术，立即手术。”“能不能不手术？目前这个形势下，很多情况不得不考虑！”“朱书记！我们医生的职责就是治病救人，采取最佳方案恢复病人健康。”高医生说话铿锵有力，我接着说：“朱书记，你就放心吧！谁能吃了五谷不生灾？‘造反派’也要讲人道主义呀！”又是一阵剧痛，疼得他嘴歪歪的，他下决心似的说：“好吧！就听医生的话。”
朱书记的手术很顺利完成了，正准备从手术室送回病房，乱哄哄闯进十几个人，直眉瞪眼地往病房去，幸亏我们早有防范。于院长两腿分开，两手撑腰在门口一站，说：“来这么多人，哪个是病人？”“你才是病人呢！”不知是谁冒出这句话，于院长说：“医院是看病的地方，你们当中既然没有病人看病，来这里干什么？”“别说废话，把朱庆富交出来。”“别以为他躲在医院里我们就找不到。”于院长胸有成竹地说：“对不起！朱书记是急性阑尾炎，正在进行手术，有什么话等他病好出院后再找他吧！”“什么阑尾炎？早不开刀，晚不开刀，革命群众觉悟起来了，要造他的反了，你们给他开刀了，分明是故意把他藏起来，逃避群众运动！”接着就是口号声震耳欲聋，“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革命无罪！造反有理！”这声音吓的病儿哭的哭，闹的闹，能活动的病人和家属都探头探脑出来看热闹。于院长耐住性子说：“革命行动我支持，病人在我医院里，我也有责任保护。谁敢保证自己吃了五谷不生灾？谁愿意肚子给人随随便便开一刀？我说的是不是实话？等他病好了再革他的命不迟！再说，劳改犯还包外就医呢，何况他是个公社党委书记！这叫革命的人道主义。”这一席话把他们说的哑口无言，又不甘示弱，有人就喊：“保皇派！医院都是保皇派！”于院长说：“好好好！保皇派就保皇派，以后你们批判我，好不好？今天就先请回吧！病人要休息，对不起！实在对不起！”于院长对这些人早已明察秋毫，并且审思明辨，终于把他们都支走了。可是，就在六天后，他们出其不意又来到医院，把刚刚拆线的朱书记强行押走了！
我选择了医生这个职业是个爱的事业。一个与病魔作斗争、救死扶伤、保护人类生命的事业。在每个医院里，出生和死亡时刻都有可能出现，人身的正气和邪气在相生相克，生存与灭亡在激烈搏斗，每个医务人员都不分昼夜，不辞辛劳地帮助每一个病人与死神作斗争。在这里，死亡得到有力的扼制，挽救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垂危的患者，奏响了人类命运生存与发展的凯歌。然而，在那“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岁月中，这些本应圣洁的地方，也变得鲜血淋淋。一个大病未痊愈的朱书记，硬是被他们连推带拉的押出去，到处去接受批判和斗争。钱万富成天不上班，和集镇上其他单位的一些人，也成立了一个造反队，积极参与造反派活动。并且在医院发展队员，煽动医院职工站出来造反，揪斗于院长。在一次闲谈里，吴秀娟说：“怎么回事？凡是当领导的都要揪出来批斗。”李淑芳说：“**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下面当然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小当权派咯，肯定是要挨斗的。”我说：“我认真看过《十六条》，朱书记、于院长他们这些领导，绝大多数人都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干部，还有的属于条文中所指的第三类人，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但在工作中有些缺点、错误，真正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一小撮。”吴秀娟说：“怎么是一小撮？明明是揪了一大片。”李淑芳说：“常州揪起来更凶，从市长、书记到区长，居委会主任都揪出来示众了，工厂厂长、学校校长，反正，见到带长字的就要揪，真有点人心惶惶不可终日。”我说：“**在**城楼上，一次又一次接见“红卫兵”，号召大家，‘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李淑芳说：“进行到底是什么样子？什么时候才能进行到底？”我说：“谁知道呢！我总觉得现在有些做法不符合《十六条》的精神，也没有人制止。还有，从我们认识的一些造反派来看，平日里工作吊儿郎当的人，现在造反最积极，都成了造反派头头。唉！这文化大革命也不知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吴秀娟说：“钱万富发动大家参加他们的造反组织，我才不理他呢！”我说：“我坚持认真上班，治病救人。也不参加任何组织。”李淑芳说：“不参加革命造反组织就说你是保皇派、观潮派、不革命、反革命，一大堆帽子够你戴的。”我说：“他不就是十几个人的造反派头头吗？当真他能一手遮天？”我还说；“你们的孩子都不在身边，没有什么后顾之忧。我也要把孩子送到母亲那里去，以防不测。”吴秀娟说：“世事难料，还是想周到些好，有备无患。”英国哲学家罗素说过这样的话：“这个世界上最大的麻烦，就在傻瓜与狂热分子对自我总是如此确定，而智者的内心却总充满疑惑。”
谁知我送孩子回家返回医院时，汽车到站后，我人头刚刚伸出汽车车门，一块用铅丝扣住的重木板挂到了颈上，一顶三尺长的高帽子就套住我的头。我莫名其妙被几个人连拖带拉押下车，抬不起头、直不起腰。只听到钱万富声嘶力竭的口号声：“打倒现行反革命张晶星！”“谁反对伟大领袖**就砸烂她的狗头！”“张晶星恶毒攻击**就打倒她！再踏上一只脚，叫她永世不得翻身！”我毫不示弱，质问钱万富：“你为什么乱揪人？为什么要捏造事实诬陷我？”他说：“你诬蔑伟大领袖**还不知罪？真是死到头上还不知死。”又对大家说：“先押着她游街，打败她的嚣张气焰，再押到公社礼堂去开批斗会。”谁知我被押到街上后，很多人见此状况都议论纷纷，接着，有几个人站出来阻拦游行队伍。其中之一说：“她是医院的医生，又不是当权派，你们揪她，斗争的大方向错了。”另一位走到我面前，把高帽子和牌子都摘下了，并且说：“赶快停止吧！这是挑动群众斗群众。”钱万富说：“她是现行反革命，她诬蔑**是走江湖的、是卖药的。”事发以后的一路上，我已经意识到是那句话惹的祸，便乘机解释：“我没有诬蔑**。在几个人闲谈时，我说这文化大革命不知道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是比喻我对运动的不理解，根本不是他所说的那样。”钱万富却叫喊着：“她在狡辩！她是抵赖！”又有一个人说：“我提个建议，现在提倡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就这个问题我们到公社会议室去召开辩论会，是真理还是谬论一辩就清楚。”“好！”“好！”“同意！”响应的人真不少，大家蜂拥而上，会议室一下就挤满了人。有人说：“这个辩论会应该叫朱书记来主持会议。”又有人说：“他是当权派，有什么资格来主持会议？”有人坚持说：“朱书记一天没有打倒就还是这个公社的领导人。”钱万富气急败坏地说：“决不能让姓朱的来参加会议，上次就是这个张晶星把他藏在医院开刀的，她是个铁杆保皇派，当权派肯定会包庇她的，这样，我们会不战而败的。”不知道什么时候于院长也来了，他气势汹汹地说：“钱万富，你想干什么？一天到晚不好好上班，到处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钱万富叫嚣着：“你压制革命群众，包庇重用坏人。”于院长理直气壮地说：“请举例说明，不要大帽子底下开小车。”“看来你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要保他们，好，我也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剥开某些人的画皮，让革命群众看看他们都是什么货色。**说过，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烙印。而你眼里的几个红人，都是地主出身，先说眼前这个人吧，差点儿蒙混过关，当上军官太太。她对党、对社会怀恨在心，文化大革命来了，她认为反攻倒算的时机到了，便蠢蠢欲动，恶毒诬蔑伟大领袖**。是可忍，孰不可忍。你说她有本事，她有什么本事？给人家孩子看病，倒霉的老赵，三天死去两个儿女，这不是杀人不见血的刽子手吗？还有一个人，更是对人民刻骨仇恨，反右斗争时，他就大放厥词，攻击我们的党，被定为小右派，他不思恢改，在县医院时，竟敢把活人送进了太平间。”“啊！”下面听众一片哗然，他得意洋洋，做出动作继续说：“第二天，当家属到太平间运尸时，死人突然伸出手来，说：给点水我喝喝，我渴死了！吓得来人是连滚带爬地叫喊，僵尸鬼！僵尸鬼！”如此蛊惑人心的内容，怎不叫人义愤填膺？不明真相的群众一哄而上，要到医院揪出这个杀人魔王。我说：“我可以证明没有这个事！因为我们学校离医院很近，俗话说，没有不透风的墙，我学习三年，并在医院实习一年，从未听到过此事。”我的话根本无人想听，只听到乱哄哄的叫嚷声“他们是一伙的，不要相信她。”“把杀人魔鬼揪出来示众！”“伟大领袖**教导我们说，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一定要把杀人魔鬼揪出来示众！”口号声一个接一个。此时，一个宏亮的声音把在场的所有人都镇住了：“大家镇静！各位都认识我，我既不是当权派，也不是造反派。”一看是吴部长，立刻有人说：“吴部长，你来主持会议。”“对，吴部长来主持正义，我们听你的。”“好，请吴部长讲话。”也有人说：“造反有理，革命无罪，应该有造反派来主持会议。”“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东风吹，战鼓擂，当今世界谁怕谁？”话音刚落，一个铿锵有力的讲话声吸引了人们。“我就是刚才提到的那个倒霉的老赵，不错，几年前，我是三天失去两个孩子，怎不叫人悲痛欲绝？可是，怎么能说张医生是杀人不见血的刽子手呢？我的大女儿第一个生病，就是她给看好的，我应该感谢她才对呀！是我自己糊涂一时，没有听她的话，及时到医院就诊，没有相信科学，而是让老人的迷信思想牵着鼻子走了，我悔恨在心。没有想到事隔多年，有人还来往我伤口上撒盐，并且借此机会揪张医生，我今天慎重告诉你们，把我当枪使？做梦去吧！我老赵是什么人？是老党员！决不会做没有良心的事。”话音未落便响起一阵掌声。我心灵深处在默默地说：老赵同志，感激你，敬重你，在我身受围攻之时，你能挺身而出，为我洗刷不白之冤，太难能可贵了。于院长说：“关于张医生说的那句话我也了解清楚了，她们三个人闲谈时，她说，这文化大革命也不知道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就是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的意思。老实说，我也不知道**他老人家发动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着怎样的战略部署。你钱万富能知道吗？你讲给大家听听。”“呵！呵！”下面一阵嘘声。有位小学老师说：“我想讲几句，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从字面上来分析，药装在葫芦里，外面看不到，当然不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药。这是常用的一个比喻。张医生用在这里就是表示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不了解。怎么可以说成**是走江湖的，卖药的，这也太荒谬绝伦了，依我看，歪曲事实的人才是别有用心。他们这样说法，客观上已经起到了诬蔑和攻击的目的。”钱万富理屈词穷，一时搭不上话来。吴部长抓住时机为我进行解释：“刚才有人说张医生家庭出身是地主，这也不符合事实，由于工作需要，我亲自作过调查，她家是中农成分，父亲是小学校长。所以，什么反攻倒算，都是莫须有的罪名，她的问题就到此为止。还有其他人的问题，我们会调查清楚的，‘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是**的教导。大家都要听**的话，关心国家大事，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随着吴部长的结束语，人们叽里咕噜离开了会议室。钱万富目的未能达到，当然对我更加怀恨在心。回到医院，李淑芳见到我表情很不自然，我估计是她告诉钱万富的，虽然并不恨她，细想想，觉得妈妈早就提醒过我，“言多必失。”“祸从口生。”“知人知面不知心。”“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从今开始，还真要多长个心眼了。不设防是会遭殃的。然而，我更看清了真正的党员还是站在斗争的第一线，旗帜鲜明、立场坚定。是我学习的好榜样。
我牢记**“抓革命，促生产。”的教导，凡是不开批判会，我就天天坚持在门诊室上班。六六年夏季，天气特别闷热，病人也多，站的站，坐的坐，都挤在门诊室，对面的医生也是造反派，上的是自由班。我忙的满头大汗，随着一张张处方开出去，围着的人员也减少了，此刻，有个年轻人耀武扬威地走到我面前，以命令语气说：“我有要事，先给我解决一下。”我认识他叫严小武，是米厂的工人，经常来混病假，来揪朱书记有他一个，押我游街也有他。便不卑不亢地说：“看病请挂号，拿着病历单来。”“挂号？老子不看病。”“不看病，你到看病的地方来干什么？”“哼！你们看不好我的病，我要转院。”“转院？”“对，我要转到南京医院去看病。”我想：我这个处方权是党和人民给的，医生既战斗在拯救生命的最前线，也站在阶级斗争的前沿，决不能让他以看病的名义出去游山玩水。便说：“对不起！转南京我没有这么大的权力！”谁知对方喜皮笑脸地说：“嘿嘿！翘尾巴了，是不是？我斩掉你的资产阶级尾巴！”我义正词严的回答：“你没有病，不需要转院。”“什么，什么？你敢再说一遍？”他拔出匕首往桌上一喙，吓的病儿哇哇大哭，其母亲惊骇地看着他说：“你，你要杀人？”我安慰说：“他不敢！”谁知严小武像一头被激怒的狮子，拔出匕首猛扑过来，我快速反应，身子一闪，抓住他的手。可是，我的臂力怎能抵挡住一个小伙子，眼看着亮光光的尖刀迫近了自己的胸膛，我用尽全身力量推开他，随着他臂膀的一个弧形动作，刀刃刺进了我的大腿。那患儿被吓的尖声哭号，那妇女紧紧摞住自己的孩子，高喊：“救命！杀人啦！”同志们赶来时我鲜血直流。严小武抓住血淋淋的匕首，浑身发抖，门口堵满了人，他跳窗逃跑，人们高叫：“抓住他！抓住他！”吴秀娟着急地说：“赶快去缝合！治伤要紧，他能跑到哪儿去？”高医生为我做了清创缝合手术，共缝了三针。伤口愈合后，我仍然坚持上班。我牢记**的诗词：“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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