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中学后，我们考试的时间已经不是很充裕。于是，老师会告诉我们，当考试进行到多少分钟的时候，我们应该做到什么位置；当距离考试结束还有多少时间的时候，我们应该检查试卷；如果时间不够的话，我们应该放掉那些题，做哪些题。
于是，有一样工具，我们是必须带进考场的，那就是手表。
刚开始的时候，电子表已经渐渐流行开来，我们都是人手一块电子表进去的。不过由于电子表的功能逐渐进化，升级版本后的电子表有了计算的功能，它便进入了禁物的行列。
但是，我们得有计时的工具啊，我便瞅准了老爸老妈的上海牌手表。说来，上海牌手表有过一段辉煌的历史，在七八十年代，那绝对是名牌产品，谁家能有上一对上海牌手表，那是倍儿面子的事情。所以才有了70年代结婚的三大件：自行车、手表和缝纫机。
在再三央求后，我从老妈那里取得了她的那块女式上海牌手表。从此，我就有了个坏习惯，如果所上的课不是自己喜欢的，一节课我就会看好多次手表。反而到了考试的时候，有块手表会比较踏实，即使时间非常充裕，我也会把它带在身边，放到考试课桌的右上角，做完试卷后瞄上一小眼，哦，原来我还有那么多的时间用来检查试卷。
说实话，一个初中生，整天带着块在七八十年代都价值好几十块钱的手表，挺扎眼的。用句不恰当的话说，财已外露。
我当时的想法是，都是我的同学，怕什么。
没多久，我便为我的单纯付出了代价。
也就从那以后没多久，我的性格起了变化，我开始笃信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除了十分要好的朋友，对待其他人，我都会持三分的戒心。
那是上完早晨第一节课后的一天，我去了趟厕所。回来后，习惯性的掏手表，却发现手表已不在我原来的地方。上课铃声响后，我失魂落魄的坐在课桌上，手脚都不是地方。老师看出了我状态不对，便问我怎么了。我还没有张嘴回答，我当时的同桌便告诉老师，我的手表掉了，是我在上厕所的路上掉了的。而且他绘声绘色的讲，他老远的看到我从一丛低矮的冬青上跳过来，估计就是那个时候掉的。
老师一听，让我赶紧去冬青那里找，结果，一无所获。
后来，我仔细回想了下，我课间找手表的时候，他就坐在我的旁边，为什么没有告诉我。我们的厕所在教学楼、综合楼的后面，而冬青，在一出厕所的正前方，一下课，我是第一个冲进厕所的，进去出来的路上都没有看到他的身影，他怎么能看到我从冬青上跳过去呢？而我从厕所出来跳冬青这个习惯他是知道的。当老师问我魂不守舍的时候，他居然那么迫不及待的准备撇清。种种种种疑问在我脑海里走了一圈后，我开始怀疑是不是他下的手，不过，苦于没有证据，我只能猜测。
手表的功能在当时有两个，一个用于看时间，一个用于显示身份。不过，随着年龄的增大，手机的出现，手腕上还带着表的人渐渐少了，而当因为种种原因再次进入考场后，我还是有些不习惯没有手表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