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张知秋纠结地于寒风瑟瑟中悲秋伤日、茫然于人性地善恶之际，从大同到太原、乃至于远在北直隶地面上的京师，却正是风起云涌、暗流激荡之时。
如今大同城的衙役、捕快们是最忙的了，一场大战下来，数百草原马匪和蛮族残余竟然就此隐匿无踪，匪首“半天云”也是生死不明！.
大同总兵胡云峰赌咒发誓地保证，大同防线固若金汤，绝对没有一人、一马从大同边军地防线上偷越过去；而他的这一说法不仅得到了大同军镇其他将佐们的背书，也还有山西行都司、乃至于大同巡抚和大同府等各方军政部门的的附议。
在此次大战发生之时，总督宣府、大同、山西三镇军务地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魏云中正在大同督军，而他也采信了胡云峰地这一说法。
虽然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并未行文上报京师，但大同周边的几个府、州、县——尤其是辎重营役夫们所出的忻州，却都是心知肚明、不约而同地开始了大规模的“缉匪捕盗”。
作为明朝军事重镇“九边”之一的大同，各种军、地衙门林立，与山西的关系也十分复杂，此外还有分封在此的代王，因此这几天来大同街上却是遍地都是各种制服出没的，一时间到也宵小绝迹。
明朝基本是沿袭了元朝地行政区划的，但在洪武九年（1376年），朱元璋为防止地方权力过于集中，对地方行政机构进行改革，实行一省分置都、布、按三司的制度。
朱元璋将元朝地“行中书省”改称为“承宣布政司”，但在习惯上还是会简称为“省”，每省设左右布政使各一人，掌管财政和民政；设提刑按察使司掌管法庭和监狱，长官为按察使；设都指挥使司掌军政，长官为都指挥使。
布、按、都指挥使司合称为三司，是皇帝派遣到地方的三个派出机关，三司分别独立，直接由朝廷指挥。
宣德以后，朝廷开始派部（六部）、院（都察院）大臣以总督和巡抚的名义督抚地方行政，到景泰朝之后逐渐成为各省常制。
总督主要署理军务，分短期与长期两种，巡抚主理民政，每省皆有，但也有一巡抚辖两布政使的特例，如正统年间的“山西河南巡抚”。
此外也有一省几巡抚的情况，如北直隶有顺天巡抚（驻遵化）、保定巡抚（驻真定，今河北正定）、宣府巡抚（驻宣府镇，今河北宣化，一度兼领山西大同府）三巡抚；南直隶有两巡抚：应天巡抚（驻苏州府，今江苏苏州）、凤阳巡抚（驻淮安府，今江苏淮安楚州）。
还有在几省交界处设置一巡抚的，如弘治年间设置的“南赣韶汀巡抚”，就管辖有江西、广东、福建三省。
在军事方面，明代一共设置有十六个省级的都司、两个留守司，此外还有五个次一级、但相对独立的行都司。
山西行都司驻戍大同，与大同军镇是相互依存的表里关系：山西行都司作为军管型政区，其主要职能是管理大同府的军户与军屯，为军镇提供主兵，而大同军镇专管军事驻防，负责山西行都司辖区内的所有军事防卫，尤其是北疆的边防。
如果要与现代类比，山西行都司类似于军分区，而大同军镇则是驻守地方的边防野战军。
如此，大同府在行政区划上来说隶属于山西，设有大同知府，但却还有与山西巡抚同级的大同巡抚；在军事上则有山西行都司在此专营与山西都司基本无干，如此一来，山西方面无论是在军事、还是民政方面，对于大同的影响力都颇为有限的很。
有了这么多的军、政衙门，大同的情形反而更糟：所谓“龙多不治水”，各种职能机关多了之后，各种顾虑与掣肘便也以几何级数地增多，因此大同府的父母官并不好做，有功一定要被分润，有过却是只能独抗！
在原大同知府霍福德战死之后，由于此间战事为了，新任知府的选任一托再拖，终于在两月后得以通过任命，但这位祖籍南方的知府大人大约是因为不适应北方的气候，在甫入山西境内后便中途病倒，至今也还未能就任履新。
不过，如今在大同地面有此大捷——辎重营当时已经进入到大同境内的朔州，那大同府地官员自然也是摩拳擦掌地要分润一番的：此次大捷不比寻常，并非是由大同军镇一家所战之功，因此大家都也心动异常。
其他四下如何地勾心斗角姑且不论，但眼下却是正有一场天大地富贵在等着大家去拿，那便是逃月兑之后、一直都还没有被捕获的马匪半天云，这厮的人头如今已然是价值千金，因此各个衙门这几天来俱都忙了个鸡飞狗跳，就连一向都不参与地方事务的代王府也积极主动地为国分忧了。
虽然早已是见惯了街上的无数制服，但大同府的居民们，这些天来也还是忍不住地被街上众多地捕快、衙役们所震惊了：原来，在这座治安一向不是很好地城市中，竟然却也是有着如此数量惊人地官差的啊！
在大明的政府体制中，衙役们处于最底层，虽然普通老百姓如今已是把他们看做是“官老爷”，但实际上，他们却是根本就不入流地“役”，根本就不属于政府官员序列。
换句话说，这些衙役们，用现代的说法，都属于是政府部门编制外的临时工。
一般而言，在大明每个级别的政府机构中，通常的日常工作，基本都是归于各个吏员来处理的，他们虽然也算不上是官、没有品级，但好赖还算是官府承认地官方人员。
而衙役则根本没有官方身份，只属于为衙门地服役性质，这些人负责衙门的站堂、缉捕、拘提、催差、征粮、解押等事务，即所谓的“三班衙役”。
一般而言，大明地各级政府对于衙役的正式编制也是有规定的，但这些如今都早已被流于形式：一个上等县的编制，按规定只有寥寥数十人，这无论如何也是不够的。
许多人以史书为凭，认为古代官衙机构简练，并据此来认为现代官员太多，实际上这是一个误解，是只看那些正式编制、而不计算超编吏员和衙役所造成的结果。
许多人以史书为凭，认为古代官衙机构简练，并据此来认为现代官员太多，实际上这是一个误解，是只看那些正式编制、而不计算超编吏员和衙役所造成的结果。
实际上，从京师地各大衙门到地方上的各级政府，其衙役数量都是大大地超过了编制的，但这些超编人员，理论上就都要由用人地部门、以及当地的官府来解决他们的薪水问题了。
据清代曾任四川巴县知县的刘衡记载，在他到巴县上任时，该县在编衙役竟有七千人之多！
一个通常常住人口只有数万人口的县城，有数百名吏员，上千名衙役，怎么也不能说成是“小政府”的了，只不过这些人的开支，到确实是不走国库的。
这个问题，在现代也还是一个顽疾：各级政府所承担地人头费用越来越多，而干活的人却是临时工越来越多，即便如此，国内的公务员数量也仍是世界第一，无论是绝对数还是平均数。
不过，在薪资来源方面，大明与现代还是有着明显地不同的，在这个时代，这个问题却完全都是由衙役们自己来解决的。
事实上，这些衙役们也不靠工资过活，他们地主要收入是来源于各种“规费”，也就是那些所谓地“手续费”、“保护费”之类的半公开隐形收入。
不过，最奇怪的却是这些衙役们的“身份”问题——就如同在现代刚刚改革开放时的商人们一样，他们的实际生活高，但是社会地位低，而且还被一般人所“看不起”。
这是一个理想与现实相背离的时代：理论上，商人们的社会地位低于农民，作为“准公务员”的衙役社会地位低于平民。
而事实证明，这基本上全都是在扯淡。
大明衙役的身份分两种：相对没什么“实权”的民壮、库丁、铺兵为良民，反而那些手握重权的皂、快、捕、仵、禁卒、门子，却是“贱民”。
在明朝，这些“贱民”地社会地位与倡优奴婢同列，而其中作为“公安人员”地捕役，其社会地位又在其中位列最低。
所有“贱民”衙役，包括其三代子孙都不能参加科举，也不准捐纳买官，向来为士绅所不齿，而有些平民家庭，则根本就严禁子孙从事衙役。
换句话说，如今那些在大街上可以随意被衙役们所欺凌地农民和小市民们，在理论上他们的社会地位却是要比衙役们高的。
不过，对于一般人所不知道的是，在这些看起来耻高气扬、横行无忌的人中，其实绝大多数根本就连这政府部门地临时工都不是！
一般来说，大明一名正式衙役，手下往往还有着三四名地“白役”，就是白干活没工资的临时工，完全地就是为国家“尽义务”。
其实，在现代这种情形也还依然存在，尤其是在一些大的机构内——如央视，就有许多此类地闲人，每日里跟着某个正式员工、甚至是资深临时工厮混，挂个虚名招摇撞骗，并乐此不疲。
事实上，如果没有繁荣地市面，那只靠“打官司”地那些钱是养活不了多少衙役的，而作为边关重镇地大同，却正是在这个时代屈指可数地不多几个极具经济活力的城市之一！
其实在这个时代，这些经济发达地方的衙役们固然可以是富得流油；但在一些贫瘠、落后的地区，衙役们照样也是会穷到三餐不继、穷困潦倒的。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什么都靠不上的，也就只有去吃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