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载此赋后，太史公再不多落一字，直接就向后一步大跳，一步就是一年多。
后岁余，贾生征见。
贾谊，终于回朝。
关于这次回朝，有一首很美丽，也很忧伤的诗，为我们做了一个精彩的剪影。
贾生。
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
李商隐的政治生命与贾谊有相类的地方，在被器重和看好的短暂灿烂之后，便非自愿和不自觉的卷入了政治斗争，并因此而在后半生完全丧失了发挥其政治才华，实现其政治抱负的机会，是以，在这一首诗中，我们能够很明显的感受到他代贾谊所抱的不满和失望。
确实，对一个一直以政治家自命并长期被压制冷落的人来说，在终于重新得到信任和器重之后，却首先是被希望能够将才华展现在一些虚无缥缈的事情上面，这的确近乎于一种嘲笑，而且，是非常冰冷和深刻的嘲笑。
但，公允的说，我们还是应该全面考察一下这次询问的大背景以及思考一下汉唐文化的差异再来下结论的。
首先，看一下太史公的记载罢：
后岁余，贾生征见。孝文帝方受厘，坐宣室。上因感鬼神事，而问鬼神之本。贾生因具道所以然之状。至夜半，文帝前席。既罢，曰：“吾久不见贾生，自以为过之，今不及也。”
厘，就是祭祀时用的肉啊水果啊什么的，这里是一种非常精炼的说法，说他刚吃过祭祀用的东西，意思就是说汉文帝刚祭过祖，宣室，是一间宫室的名称，位置在未央宫的正北，具体有什么特殊用途我还没弄明白，但位在未央正北，又是在祭过祖先后来这儿坐，那大约该是静室一类的东西。
具体故事和李商隐概括的差不多，可多了最后一句：“吾久不见贾生，自以为过之，今不及也。”
哎呀呀，我很久没见贾谊拉，一直觉着他该已经废了，可没想到还这么能耐啊！
请注意，汉文帝在最早时候是很清楚贾谊的才华的，不然也不会超迁他，可为什么现在会有“自以为过之”的想法呢？因为他在心里面，实在是已经觉得贾谊已经废定了：在那种烂环境下面，大概早就是每天酒酒肉肉plmm的自暴自弃了吧？
这样想的时候，他可能还会有点遗憾和心痛，不过也无所谓，天下那么大，人才这么多，经不起挫磨的，废了就废了吧。
没想到，结果却是“今不及也。”
好家伙，这一下汉文帝可是大吃一惊了。
我想，那时候，到后半夜的时候，汉文帝肯定是在不停的揉着眼睛，上下打量贾谊，最后为了要看清楚一点，就干脆再向前蹭几步。所以才会“前席”。
（前席，就是从跪坐的地方向前挪几步，那时候人见面都是跪坐着说话，把压在后脚跟上，这姿势我也试过，不行，连十分钟都坚持不了，贼酸贼酸的，想想他二位能这样顶一晚上，真是不服都不行。）
小子，行啊你！
前面说过，从两篇赋文的差异中可以发现，贾谊在这三年中至少是重新研习了老庄思想并有了很好的掌握，另外，关于神鬼之事，他应该也是在长沙期间研究并提升水准的。
为什么？
前面有说过，贾谊的出身学派是法家，这家都是什么人？商鞅，除了老嬴家最大那主谁他也不认；韩非，一开口就咬着五蠹叫劲；李斯，都到了快被赵高整死那会还记着“故韩子曰：‘慈母有败子而严家无格虏’者”和“是故韩子曰‘布帛寻常，庸人不释，铄金百溢，盗跖不搏’”，到推出去杀头时也只掂记没法拉一黄狗去打猎了，半点“我作鬼也饶不了你赵高！”的心思都没有。
说白了，法家的人就只信法，不信皇帝不信臣，不信忠贞不信亲，天地鬼神，伯考先妣，皆不足信惧，他们就只信严格周密并被可靠执行的法律，连自个儿都信不过。你说，这样一群主会没事捧个小神主在心里运气念念叨叨？鬼也不敢信啊！
并且，研究一下新书，也会发现，贾谊在第一次入朝期间的言论，虽然出现了一些与邹衍（对，就是纪嫣然她师父，项少龙的便宜师丈人）五行兴替学说相关的东西，但几乎不涉天地鬼神之事，所以，他没道理在那时就已经精通鬼神之说了，要不然，就凭他第一次入朝那牛劲，那懂得蹈光养诲？一定早就显摆开了。
请注意：在汉朝，儒只是一种把持了祭祀权的学术集团，与后世的宋明理学差老鼻子了，理论底子也不行，论语不怎么熟，倒是一开口乱冒阴阳家那套东西，那时的朝廷上下，简直可以说除了迷信就是迷信，除了看过秦始皇的笑话，不再乱整不死药外，其它的是一样不拉，特别是谶纬之学，在汉朝时简直是光大至无以复加，也不知害死了多少人。
可，皇帝信啊！
上若好之，下必从之，楚王好细腰，宫娥多饿死的道理就在这里，考汉一代，指着扯这些个祥瑞啊，谶纬啊，冲忌啊之类的东西升官的一百两百都挡不住，中间连宰相都出过，在当时，要懂这个，就象今天会两门外语还有在美国拿的mba证书似的，一出门倍有面子，那是光荣啊！
你说，贾谊当时要就懂这个，他能在自个的奏折里一点不提？
自古穷病思鬼神，祈天总源不信已。象法家的人一向刚毅刻薄，没听说有谁信这一出，在我的估计中，贾谊该是失意长沙之后，一时间没法接受现实，开始思考人生的道理，就象当初中国二十年代人人喊自己有办法救国，千种理论百家主义大串场一样，他那时脑子里该也有过一出大串场，而那篇?赋，则应该是他对自己的一个阶段性总结。
从后来他的文章及政论来看，他仍然不象很好这一口，大概是当初曾有所研习，最后喳摩出它不大可信，但不信归不信，学问底子在那里，到底是研究过的人，一说出话来还是不一样，所以汉文帝还是要听他的，而且觉得他讲的好，“今不及也。”
之后，则是对贾谊的再次任用：居顷之，拜贾生为梁怀王太傅。
很快，就又让他当太傅了，不过，这次是给梁怀王当太傅。
梁怀王，这和长沙王可是大不一样了！
那是谁？汉文帝的小儿子！而且是很得他欢心的小儿子！
这是什么意思？这就是说，贾谊回来了，真正的回来了。
汉时无立长之制，皇帝中意谁就是谁，为此没少闹心，当初老刘家一开国时刘邦就差点把那傻儿子换成了和戚夫人生的小如意便是一例，后来汉灵年间刘协和刘辩的两家亲戚大打出手打到何进袁绍董卓纷纷往皇宫里跑也是一例，而且汉文帝本身也不怎么硬气，数长论贤都轮不着，是周勃他们一拍脑袋选上的，更不大在乎这个。总得来说，梁怀王在当时看来，至少是有希望的继承人之一，贾谊给他当太傅，比诸当初呆在长沙当太傅，那落差，也就和他当初从太中大夫一头栽到长沙去的落差基本相当，只不过，这一次是回过头向上走了。
那么，他为什么能够实现这种迹近不可能的重生呢？原因很多：
大环境方面，是汉文帝已经实现了自己心目中的第一轮改造，比诸四年前，他已经牢牢的掌握住了权力并拥有了帝王所应有的威信，现在，他的思路终于可以较少擎肘的被贯彻到长安城中了。
当初与贾谊做对的重臣，绛侯周勃此时已经免相就国，而且是时时生活在恐惧当中，史载其：“每河东守尉行县至绛，绛侯勃自畏恐诛，常被甲，令家人持兵以见之。”就是说一有省公安厅的同志下来到绛地，他就怕是来杀他的，就把甲胄穿上，还让手下也拿着兵器才敢出去见人家。就算这样，他也未能幸免，被人上书告反，“下廷尉”，受尽折辱后方始释出，灌婴在周勃免相后接任相位，但太尉的官被免了，就是没权直接指挥武装部队，改文职人员了，而且，他的权威性，和在皇帝面前独立表达意见的能力也差了很多，到贾谊还朝时，他更已经过世了。
要知道，周勃从免相时就不是自己要走，而是皇帝对他说：“前日吾诏列侯就国，或未能行，丞相吾所重，其率先之。”这什么意思？就是说老同志啊，你帮朕想一想，朕前些日子让大家都别在京城里呆着了，都回自己封地上去吧，过富贵日子多好啊？可大家都不肯走，绛侯你是丞相，大家一直都知道我重视你，不如你辛苦一下，带个头吧，啊，你看成不？
那东西…谁敢说个不？
也就是说，周勃，他是硬被撵走的。
这个里面，也有一个大背景，不单是针对周勃一个，实际是面对全体的高祖旧臣，是什么意思呢？前面说了，汉文帝他本来是代王，封在北边，今山西到河北那一片，当时眼瞅着吕太后磨刀霍霍的四下乱瞧，心里就和唐初李益李贤那几位瞧着武?拨拉算盘时的感觉差不多，一门心思只想怎么装孙子活过这一劫，发梦也没想着自己有能当皇帝那一天，事实上，直到周勃他们搞掉三吕，议立代王，派人来接他时，他还有点儿怯场，和手下商量到底该不该去。
当时，他的一个手下是这样说的：“汉大臣皆故高帝时大将，习兵，多谋诈，此其属意非止此也，特畏高帝、吕太后威耳。今已诛诸吕，新?血京师，此以迎大王为名，实不可信。愿大王称疾毋往，以观其变。”
就是说：周勃他们都是高祖那时的大将啊，那全都是玩兵法亮刀子吃饭的人，没一个实在心眼的，谁当时都有自己当皇帝的意思，只是怕着高祖和吕太后厉害罢了，现在刚刚把姓吕的除掉，算是解除了一个心理阴影，又喊大王您进京，可保不齐就是想把另一个心理阴影也一齐克服掉啊，大王您还是忍一下，先装几天病，看看苗头再说吧。
应该说，这话确实不是无的放矢：汉建之后，真是基本上没消停过，刨掉长沙老吴家不算，建国那群异姓王就没一个落好死的，取而代之的，是“非刘不得为王”，是多得跟苍蝇似的一群大刘王小刘王，这也难怪人家老刘家看这些功臣大将不放心：你们这群人里个高点的都被我们家砍光了，现在是不是你们这群当侯坐后排的家伙也要开始有什么心思啦？
当时，汉文帝确实是动了装病的心，还好另一个臣子跳出来讲了一堆大道理，列了一二三四好几条，讲的那是头头是道，可就这汉文帝也不放心，又占了一卦，是吉卦，才下决心进京，可到了京城外面还不敢进，又派了一位仁兄先进京城探路，谁呢？宋昌，就是上面掰一二三四劝汉文帝进京那位，意思就是：你不是口水多过茶吗？你不很有把握吗？那对不住了，你就硬着脖子先进去试试吧！
还好，宋昌脖子挺硬，汉文帝也真有“天子之份”，周勃他们老老实实交出了天子印绶，奉汉文帝当了皇帝，而且也算忠心自律，除了偶尔嘟哝一下“年少无知”外，倒也没擅过什么权。
可汉文帝还是不爽。
这里面，要注意一点事情：就是汉文帝这皇帝不是通过正常的皇权交接手续即由前代皇帝确认其合法性后上任，而是由几名大臣合计出来的。
这还得了？！
以臣子之身议立皇帝乃至佐政拥朝，中国历史上，这样干过的家伙也算不少，可掰手指数数，都怎么样？
汉大将军霍光，立了汉昭帝，结果昭帝天天对他“芒刺在背”，一直忍到他过了世，终于忍不下去，把他一家子都诛了；汉相梁冀，为了立新帝连原来的皇帝都毒死了，可到最后新主子还是不领情，杀的整个梁家差点就此玩完；南朝宋帝荒婬，傅亮谢晦几个家伙一气就干了，结果刘义隆上了台就反脸，杀的杀，贬的贬，是一个也没留下，…基本可以这么说，除了常常被这些家伙挂在嘴边的“行太甲之事”的伊尹之外，没谁那家子能带着个好下场走人。
或者就是另一种类型：董卓废汉少帝，立陈留，之后差点没把汉室给灭了；司马懿把曹髦当小孩子一样换换，换到最后到底换了他儿子上来当皇帝；萧鸾废齐帝，废了三个月后嫌不过瘾，干脆自己当上皇帝…总得来说，皇帝者，私器也，那能让臣子作主？那是什么？
岂不闻太白有语乎：“君失臣兮龙为鱼。权归臣兮鼠变虎！”
所以，汉文帝对这批老臣的不信任是由来已久和深入骨髓的，这批老臣对皇帝的担忧和畏惧也是出之有因和日夜浇积的，这些东西，是中国几千年诸侯纷争和帝制文化累积流变的必然，是任何一个新朝代建立后都一定会上演一遍的剧目，决非几次示忠和几次示恩就能消弭的。
所以，汉文帝的清退这批老臣乃是一种必然，培养重用自己的班底也是一种必然，而贾谊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也算是迎合了这种必然，这，是大环境，是贾谊复用的外因。
（再顺便说一下，注意一下前头对贾谊早期政见的概括，当中有这么一句：“及列侯悉就国，其说皆自贾生发之.”就是说，贾谊之前早就出过这个点子了，只是那时没执行下去。）
但,更重要的还是内因，是贾谊自身的原因。
贾谊，他正如自己早年作品《劝学》中提出的一样，始终笃记“时难得而易失也”的道理，虽经起落，但研学之心、忧国之情，却终不有损。
又有人问了，您慢着，您刚才不是还说的吗，贾生过汩水时那态度可不大健康啊，对组织的安排极不满意，都搞到破口大骂了，整一个“牢骚太盛防肠断”的典型啊！
这个，发牢骚不等于不读书不作事吧？
刚才已经有作过分析，长沙三年，对贾谊整体的思想体系其实是一次再塑造，帮助他更广泛的吸收了一些他过去因高视阔步而看不清楚或看不入眼的东西，帮助他从微观入手，具体的考察研究了一级政府的运作细节和规律，所有这些，都是非常宝贵的，但同时，也是不容易的，对一个风光人士都不容易，对一个败北者，一个随便怎样堕落和放纵都会得到同情认可的败北者就更不容易。
……但，贾谊他作到了。
贾谊在长沙前后四年，在此期间的文字，太史公仅仅提到了?赋，但综合其他方面的资料，我们还是可以确定下来，新书当中《阶级》、《铸钱》、《铜布》诸篇一定是成于这一时期，而《藩伤》、《藩强》诸篇，虽然被认定为二次入朝期间所作，但也必定是在这一时期内基本成稿。
《阶级》一篇，日期最好确定，汉书中虽然将之合入一疏，但配合同一时期的史事，它显然是作于汉文四年前后。
前面有说到，绛灌诸臣虽然发挥影响力，成功挤走贾谊，但纵观汉史，这也已是他们最后的舞蹈，之后，随着汉文的威严不断提升，越来越多的察颜观色者开始犹豫，并最终决定尝试着将这些高大威严的群像推倒。而其中最为特出的绛侯周勃，当然也就理所当然的成了众矢之的，就国之后，很快又被系回，投狱，苦遭侵辱，以至于他竟然说出了“吾尝将百万军，然安知狱吏之贵乎！”这样的话。
从文字上来看，这似乎只是误会，在搞清楚之后，汉文便很快“使使持节赦绛侯，复爵邑”，将周勃释出，就国。不过，当然，这样说话，就和说秦桧杀岳飞与赵构没有任何关系一样的可笑。
既然是皇帝的决定，当然没人会不知趣到出来开解，毕竟，虽在秦汉，太史公的风骨也是极为少见的。
最后帮助周勃月兑狱的，是薄太后，但在此之外，却还有一个名字，一个可以让所有人摔碎眼镜的名字,上书为他纾困。
贾谊。
臣闻之曰：“履虽鲜，弗以加枕；冠虽弊，弗以苴履。”夫尝以在贵宠之位，天子改容而尝体貌之矣，吏民尝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有过，令废之可也，退之可也，赐之死可也。若夫束缚之，系绁之，输之司空，编之徒官。司寇牢正徒长小吏骂詈而榜笞之，殆非所以令众庶见也。夫卑贱者习知尊贵者之事，一旦吾亦乃可以加也，非所以习天下也，非尊尊贵贵之化也。夫天子之所尝敬，众庶之所尝宠，死而死尔，贱人安宜得此而顿辱之哉。
我听说啊，帽子再差，也不会踩在脚下，大人物有了过错，可以免了他，可以赶走他，甚至可以杀了他，但不能羞辱他啊！
当然，你如果用最恶的恶意来揣摩的话，这个上书，倒也可以作出多种解释。比如，他是想唆使皇帝，直接给周勃一个痛快……不过，我相信，会这样想的，千里无一。
应该说，这更多的是一种贵族意识，一种发自内心的傲慢，“你可以杀了我，但不可以羞辱我”，听起来似乎是很有人气的对白，但想想《包青天》，其中就有过一个家伙，面对摆出来的虎头铡，不屑的摆着手，称自己该用龙头铡，而当看到包拯冷笑着换出狗头铡时，他那绝望的呼叫，更给我以极深的印象。
“包黑子，你，你欺人太甚啊！“
……性质相近的事情，因为主体的不同，就会给人以庄严与荒诞这样完全相反的感受。
在我而言，当然并不赞成贾谊这样的理由，但他可以上书为自己的政敌开解纾困，却是一种真正高尚的举动，至少，我很难相信，一个对自己放松要求，不再严谨奉礼的男人，会作出这样高贵的事情。
（顺便说一下，贾谊诸疏当中，这倒是的少有几次立刻得到执行的之一，文、景年间，列侯虽罪，不系狱，直到汉武中期，才又重新开始请这些贵人去坐牢，当然，那些罪侯倒不见到因为这就感激贾谊，因为……基本上都是直接“赐自尽”了。）
《铸钱》、《铜布》诸篇，是针对铸钱的事。
汉初国家专铸铜钱，但到文帝五年，“除盗铸钱令，使民得自铸”，就是让地方势力可以自行铸钱了，只要符合国家统一的标准就可以了。贾谊听说了这事之后，大为吃惊，连续上书，疾言不可。
应该说，贾谊看得很准，私铸之风一开，首先就是肥了境内有铜山的诸王，国力日强，不臣之心也就随之勃然（顺便说一下，还有一个著名的得利者，就是我们的邓通同学，他仗着皇帝喜欢，自己在川中圈了几座铜山，开炉铸钱，那叫一个富的流油，不过他最后还是没得好死，家财尽没，冻饿馁亡，倒是肥了卓文君他爹等一批人，成长为自清寡妇之后的又一批川中巨富），同时也对正常的货币流通秩序形成了重大的干扰，不过汉文应该说也有汉文的道理：事实上在那个时代，没有足够多的鉴别和监视手段，想严禁私铸也是不可能的，那还不如开禁让他们公开化，也算是藏富于民。不过，正如后世王船山的分析一样：“夫能铸者之非贫民，贫民之不能铸，明矣。好富者益以富，朴贫者益以贫。”，汉文的这一政策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伴随着整个两汉兴亡，始终未有完全消散。
在这件事情上，可以总结出这样几点，一是贾谊对社会，特别是底层民众的状态与可能的反应，显然比汉文以及朝中那一批参谋、智囊等等看的更加清楚，从这个角度来看，他“皆可知”这几个字用得也并不算过分。二是贾谊虽然僻处江湖，却仍然心怀魏阙，一动一静之间，合乎节、切于机，换句话说，尽管有着当初那激烈无比的牢骚，他在行动上却没有放纵，更没有放弃。第三，贾谊早年及第一次入朝期间，所言多为礼法学术，对经济方面的议论，仅限于积粮劝农，以益国力，那本来就是法家抱了多少年的老原则，不算新鲜。涉及到活生生的经济议题，这可以算是第一次……而且一说就说在了点子上，那如果这还不能证明他在这几年间继续有刻苦用功的话，我就想不出该找什么证据了。
同一时期，贾谊还推导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结论，为什么长沙王可以成为硕果仅存的异姓王。
窃迹前事，大抵强者先反。淮阴王楚最强，则最先反；韩王信倚胡，则又反；贯高因赵资，则又反；陈?兵精强，则又反；彭越用梁，则又反；黥布用淮南，则又反；卢绾国比最弱，则最后反。长沙乃?二万五千户耳，力不足以行逆，则功少而最完，?疏而最忠，全骨肉。时长沙无故者，非独性异人也，其形势然矣。
……说白了，以其弱小，而得其生！
可以说，这是充满着辩证智慧光芒的论断，也隐隐渗透着老子祸福同门的味道，说出来之后，似乎很简单，每个人都会说这很好理解，没什么希奇，但在贾谊之前，却并没有其它人作出过这样的分析，甚至，我认为，就算是在汉初可称“天下一儒”、才华无双的贾谊，如果没有亲身体验过长沙的卑湿，大概也不会恍然大悟着看透历史旋涡背后的真理。
可以说，正是因为贾谊的坚强与固执，因为他的不放弃，因为他对自我价值的尊重，他才能够在那卑湿之地等待到回朝的机会，和迅速的再一次证明自己有足够能力承担公卿之位。
在我看来，二次回朝的贾谊，已经等到了机遇，也迎来了飞翔的天空，梁王的堕马以及贾谊的健康，那更多是一种意外，而非历史的必然，况且，那个意外，也只是斩断掉贾生在“当时”的道路，却阻止不了他通向“永世”的天阶。不要说他名垂千古的绝美文字是怎样被一代代的中国人记忆和诵读，不要说他那冷峻通达的政论是怎样被无数有心有志有身份的大人物拿起来研究、解读和阐发……只要看一看贾谊生前诸多疏文是怎样在他身后被一一贯彻执行，和那些未被接纳的进言最终又带来怎样的后果，我们便可知道他已成功。
汉以土德
削藩
明制度
列侯就国
去收孥污秽之罪
除诽谤妖言之罪
籍田躬耕，以劝百姓
分封诸王子弟
戒淮南
…………
贾谊，以三十三岁的人生来衡量，他一事无成，但以两汉四百年的时空来衡量，以至今两千年的时空来衡量，贾谊……他已成功。
孔璋字于西元二零零五年八月
订正于西元二零零五年八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