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经典，全称《老子西升经》，作者和成书年代不详。据南宋赵希弁《昭德先生读书后志》记述，该经系函谷关令尹喜据老子所述而成。尹喜字公度，周天水人。康王时为大夫，他仰观天象，知有圣人将西度，乃乞为函谷关令。果然在函谷关遇老子，迎为师，求至道，老子授以道德经五千言而去，尹喜后成道。由于该经首称“老君西升，开道竺乾，号古先生”，明显具有老子化胡的崇道抑佛思想；且引用“三业”“六根”等佛教用语，成书当在佛教传入和道教产生之后。而东晋葛洪的《神仙传》中提及此经，可知为汉末魏晋间道士所作。《道藏》第三百四十六、三百四十七册收有宋徽宗御注《西升经》三卷，共三十九章及陈景元所辑《西升经集注》六卷，亦三十九章，两本文字不尽相同。
该书以四言、五言或字数不等的句式，阐明老子清静无为的主张。
首先对“道”进行阐释。谓“自然者，道之根本也”，“虚无生自然，自然生道，道生一，一生天地，天地生万物”。“自然”和“一”都是虚空无物的意思。万物皆始于“虚无”，而“虚无”也正是道之根本，既虚无、自然、道三者合为一体，“天与与人物，本皆道之元。”而且“虚无恍惚道之根，万物共本道之元”。先生客观物质世界而存在的“道”是从虚无中月兑胎而出的，它虽孕育生灵，繁衍万物，支撑起整个宇宙人间却又是虚无恍惚，看不见、模不着的，只是一种无色无味、虚无空寂的幽灵般的东西。
《西升经》的宇宙起源说与老子《道德经》所说的“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是一致的。老子说“天下物生于有”是因为他眼里的世界是客观存在着的，有形的，但是对高山大河，树木花草，飞禽走兽，风云雷电等一切自然之物的起源，老子又无法给出科学的回答，所以在其理性思维中就以衍化天地万物的说不清模不透的“道”一言以蔽之。老子说不清的“道”，《西升经》也同样无法解释，它只好承认“道”深不可测，秘不可究，“道深微妙”，“道深甚奥”，反正就是深奥不可知，干脆就不说了，所以最后《西升经》只说“知者不言”，自去体会。
《西升经》论及形与神的关系，认为形神互生互成，称“神生形，形成神，形不得神不能自生，神不得形不能自成。形神合同，更相生，更相成。”认为形神相生相成，而将“神生形”提到首要地位。以人来看，作为肉身的人体是一种虚元的有形，“生我于虚，置我于无”，只有虚无才是永恒不灭的，所以“抱元守一，过度神仙”只要注重虚无自然，就能得道成仙，而仅仅追求有形的实在，那么具体的形法终会毁灭。“以是生死有，不如无为安”，专意于实在，生死之会念就会出现，如果让自己的心灵达到任其自然的空无的“无为”状态，就会无所谓从生到死，生便是死，死便是生，一切都将永生不灭。从形神关系出发，《西升经》提出“伪道”与“真道”的区别。认为“伪道养形”，所谓“养形”即有为、有欲；“真道养神”则清净修心，包括除却“耳目声色”，“鼻口”所喜这些官能的享受。“养形”和“养神”是根本对立的，要追求“真道”就必须弃除欲念，守一静念，也即所谓“存神思道”。但如果刻意去存思神道就与“无为”之说有悖了。故而其说“仿佛象梦寐，神明忽往来”，在一种无所事事、任其自然的精神境界中，在如同做梦一般的自然、无意中，“存神思道”的境界就达到了。
《西升经》论修身时着重“除垢止念，静心守一”。人世间一切都是纷杂污秽的，与自然无为状态的养神修心是不相融合的，故老子告劝尹喜，说他不能养神，归返于自然之道是因为他贪恋高官厚禄，垢念太多之故，他如能不为周围物质所动，就能“神灵得安”，百事都成。《西升经》强调“形神合同，固能长久”，为了追求永恒不灭的**长生，就必须捐弃促使形体灭亡的**，绝欲是为了养生而非扼制生命。
《西升经》也论及治国之术，突出“国以民为本”的思想，认为统治者贪图珍宝会引起变乱，疲役人民必致国亡。主张“无为无事国实民富”。其根本仍在于人要去欲念，要“无为”。
北宋陈景元对《西升经》评价很高，说它主张致虚、守柔，返于自然“其微言奥结果出入五千文之间”。实际上，《西经升》所阐发的“道”的精神与老子《道德经》相差无几，可视其为《道德经》的进一步发挥。
元世祖时作为道书在第一批应禁道书之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