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图白当初成立的总顾问衙门，也是借鉴后世洋务运动中的总理衙门。[]
后世的总理衙门，随着北洋集团的涌现，逐渐被架空，以至于名存实亡。而总顾问衙门也是很快随着葛沽经济特区的涌现、顾问党的成立，权利逐渐被架空了。留守bě的大多数总顾问衙门官僚抱怨连天。
肖图白左思右想，对总顾问衙门进行简，组建“国资委”、“宣传部”、”情报部”、“廉政部”四个主要的部门，用以巩固总顾问衙门的实权。
其中国资委位列四大部门之首，也可见到肖图白对于产业资本的重视程度，超过了其他方面。
“国资委”的作用，相当于一个产业资本控股集团和国家开发银行的统合体。国资委对于天津市舶司、皇家纺织公司等等产业进行直接控股。
与此同时，国资委也是葛沽经济特区、咸水沽经济特区的债务人。国资委向葛沽经济特区贷款600万两白银，向咸水沽开发项目贷款1000万两。
这两笔巨大的投资皆是以债务的名义，从国资委借款。之后，需要逐年偿还国资委的借贷本金，利息目前是零利息。
所以，葛沽和咸水沽两大开发项目，只要两大城市经营本身，不会出现大幅度的亏损，那么偿债压力是比较轻微的。
比如，葛沽每年通过农业产出，便可以获得300万两利润。而对市民、工商业资本收取的租金和税收方面月收益7万两。并且保持增长态势。当然，各种城市基础设施、和契约奴的安置，以及hè公务员的薪酬、民兵的军费、义务教育费用，也是一笔庞大的开支。总体而言，葛沽这一年之间的财政支出达到540多万两。好在，头一年投入相当庞大，到了今后几年财政支出会逐步的减少。而财政收入会出现持续增长。
而咸水沽的开发项目，拥有葛沽的开发可以借鉴，因此将来的偿还债务的压力。并不是太庞大。
总体而言，国资委等于是控股资产5500多万两白银的国家资本主义集团。先后投入给葛沽、咸水沽、天津市舶司、天津渔业公司、皇家纺织公司的资本，加起来不过是1900多万两白银。而国资委手中还握有3600万两白银的可用资本。随时可以跟进新的大项目。
事实上，明末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利用不当自然是国家的包袱、动乱的根源。如果利用得当，明末3000多万的失业人口，则能够变én口红利。
而这如此庞大的人口红利，想要一口气将红利吞下，国资委的资金还是不够看的。
肖图白简单的算了一笔账——光是一个县城，完成工业化、城镇化，至少要持续投资3000万两白银的资本，才能够达到肖图白预期的初步工业化——工业产值超过农业产值的目标。
放在全国这盘大局来考虑。大明王朝要完成工业化，总投资额将会达到30亿两白银以上。
甚至，全国道路、水道交通、港口基础建设等等资本考虑进去，30亿两的资本，还不足喂饱大明工业化所需的资本。除了基础设施之外。人才培训、教育方面的投资，显然也是一笔庞大的支出。
中国这么一个庞然大物完成工业化的难度很高，一旦完成了工业化，通过工业体系的自我升级、造血，中国的工业革命爆发出来的能量，恐怕比历史上英国工业革命要壮观百倍。
毕竟。18世纪的英国本身并不是一个富裕的国家，本土市场并不足以支撑大工业化所需的资本，需要通过殖民经济模式，让殖民地成为原料生产地和产品倾销地，才能满足英国本土的工业化发展。工业革命之后，英国本土工厂林立，竞争压力巨大，想要赚取暴利越来越难。但是，英国的商人发现，殖民地的劳动力成本、技术门槛更低，就能够获取暴利，于是不少商人并不准备采用昂贵的生产技术和采用新机器，而是选择将比较落后的机器，搬到殖民地进行生产。可以说，ri不落帝国——成也殖民，败也是殖民。英国的殖民地，给予初期工业革命带来了巨大的利润。而当殖民的暴利超过工业的暴利，在后期殖民地的存在严重阻碍了英国工业界新技术的推广速度。最后，第二次工业革命爆发后，德国、美国等等国家采用大量新科技，技术水平彻底超过英国人。
中国的工业化有一个巨大的优势——本土的市场便能够提供巨大的利润和绝大多数的生产原料。而中国庞大的市场，研发一套新技术和新机器之后，两三年时间便足以收回成本。之后，采用新技术新机器，比保守采用旧机器的做法能赚取更多的利益。
只要国资委在先期投入期间，能够控得住场面。大明的工业化城镇化浪cháo，迟早会像全国蔓延。
目前来看，葛沽、咸水沽两大经济特区的开发，已经是一台非常恐怖的大局。葛沽计划每年偿还60万两银子，分为十年还清接待。而咸水沽也计划每年偿还100万两，十年后还清借贷。
由于，这两座城市开发的贷款，是无息贷款。国资委的盈利项目，主要来自于控股的天津渔业公司、皇家方式公司。
天津渔业公司的月盈利已经达到4万多两，而皇家纺织公司的月盈利达到4.5万两。对此，国资委采取区别对待的方式，天津渔业公司需要上缴一半的盈利，而皇家纺织公司则仅仅需要交纳三分之一的盈利。
这种区别对待，也是因为国资委鼓励的方向是工业，所以工业相关的企业少缴纳一些经营利润。
而像天津渔业这种食品加工业，发展的前景并不如纺织工业那么广阔，而且天津渔业公司旗下的签约渔民，在渤海湾过度捕鱼，也会造成渔业资源枯竭。所以，通过限制天津渔业公司的发展速度，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保护渤海渔业资源，给捕捞业奠定可持续发展的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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