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树勋在蔡红玉身上折腾时，李忠良正在钱北小学，同朱丽雯谈论田树勋的这次“惨败”.网
朱丽雯万丰遭辱，王宏铭打电话给蔡阿毛，蔡阿毛没说二话，立刻让李忠良接回朱丽雯。李忠良一直就喜欢朱丽雯，此刻更为关心；“木材事件”后，朱丽雯非常消沉；李忠良虽不知底细，更是时常与她闲谈。朱丽雯在李忠良身上得到了慰籍；俩人成了知音。
李忠良很不理解，论口才、文才、革命理论，田树勋都应在林木森之上；而林木森能把难事作成好事，田树勋却往往会事与愿违。
朱丽雯说：“我们不去探讨他俩的思想目的，单说他俩的工作方法。时我阿公行欣赏木森，曾对我说木森是务实。阿公说，中国古时有句治理名言，‘将欲取之，必先与之。’木森就是这样，‘先给后取’。在太湖大队，他在建‘东环主干道’工程时，修了两条排渠；这等于修了两条河道，给芦苇荡敞开了大门。他先发展集体经济，组织‘知青’办‘芦蓆场’；又让社员加班替‘芦蓆场’完成任务。这一下，全大队都调动起来了。太湖大队的‘社教运动’不温不火地，是因为自留地已不成为社员的家庭主要经济来源。木森的‘先给后取’在渔业大队更突出。他修建‘渔民新村’，给每户都建猪羊棚；只要你一养，猪羊要吃，就得去给猪准备饲料，给羊去割草，大队集体种藕种菱要修堰，猪饲料要去种。把这一些解决了，社员也增加了收入，大队新的‘经济体’形成新的环境，工作也好开展了。田树勋却相反，‘先取后给’；一个收回自留地就闹得天下大乱，怎样继续工作？”
李忠良说：“是呀！如果林木森来钱北收回自留地，他首先会扩大养鸡场，办蔬菜园，组织专业生产队……扩大了集体经济，增加了收入，使得你眼红，要求参加；他心里高兴得不行，却装出很无奈，让你去求他。他再提什么条件，你都会答应。”
**社会总给于人们以一种充满着神秘感、理想化的空间；以革命导师的描绘，在思想上，**的目的，是世界大同，是人类的“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这是种类近乎于、又高于“自由、平等、博爱”的世界大同目的，是一种伟大的、神圣的思想境界。而**社会的真髓，其实在中国的思想史中，早就提倡过，在《礼记》的“礼运”篇中，就说：“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已；力恶其藏于身也，不必为已。”前者之意即为“各取所需”，后者即是“各尽所能”。
究竟什么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分配方式”？似乎单从理论上都很难简明地述说得清。一九五八年，龙溪人民公社同各地一样，龙溪镇上高高地悬挂大红横幅，宣告“人民公社是金桥，**是天堂。”公社也推行了各种形式的“准**方式”的供给制加工资制的分配制度。先实行了粮食供给制(按国家规定的粮食供给标准，把口粮无价供应给社员)，后砸烂私有制，各家拆除行灶，将镬锅打破去炼钢，改为伙食供给制(办食堂，实行吃饭、蔬菜、食油不要钱)，准备过渡到基本生活供给制(实行吃饭、穿衣、住房、生育、教育、看病、婚丧“七包”。有的大队甚至还包理发、洗澡、看戏、看电影、烤火费)。
尽管后来受了三四年苦，队里的老人说起刚开办食堂的日子，巴嗒烟竿的嘴都会垂下长长的唾液。“大锅饭、小锅菜。用蒸谷大锅煮饭，火大，烧滚；大铲翻转，中火收水，小火焖熟。用大木桶盛上，在墙边放上一排，喷香的晚粳饭。八人一桌，四菜一汤，两荤两素。用家里盛汤的大蓝花碗装菜，除了荤菜，根本吃不了。后来改用菜碗，还是有剩，每餐都挑两担“饭脚水(剩饭、菜)”到养猪场。早上有糕团，餐餐有鱼肉，天天杀猪。后来一看不行了，猪长得没有吃得快。就隔天杀一头，也不行，城里人也要吃肉，国家建设也要猪，就每周杀一头了……”但这种种分配制度当时是建立在脆弱的集体经济基础上的，即使是一再降低供给制水平，也没维持两、三个月。到年底，食堂已岌岌可危，其它早已名存实亡。过了几个月的“**”，便吃光了全年的粮食。随之而来的是勒索裤腰带的苦日子……
究竟怎样“各尽所能，各取所需”？林木森偏向先作到“各尽所能”，人尽所能，物尽所能，地尽所能。“質美者以通為贵，才良者以显为為能”。太湖大队的芦蓆场就是实例，林木森甚至想把跃龙大队的低洼淤田全面调整，浅田改种单季稻，淤泥田种藕，，这样，表面是退了一步，但收获将会增加一倍。
由此，林木森坚持认定农村必须壮大集体经济；有了坚实的集体经济基础，才能从根本上安排工作，使社员富裕起来。就象当年蔡阿毛改造钱北的电线，整个费用是大队出的，该怎样规化就怎样规化，各生产队无话可说。
俩人不由哈哈地笑了。这时，李伯林急匆匆跑来了。
李伯林说：“李主任，快，快！蔡支书变哑巴了！他正和四队的队长说话，咳了一阵就失声了！”
赶到卫生所；医生说：“李主任，喉咙里有个东西，上城里‘二医院’吧。”
消息传开，四下震动。李忠良要立刻送蔡阿毛进城，蔡阿毛摇摇头，伸出两根指头，沙哑着嗓子，艰难地说：“还办两件事……阿土……开个会……”
很快，二队来人让“治保会”去验斤；王阿土带头“借粮”，不到一个小时，凑集了五百七十九斤“储备粮”。消息不胫而走，全大队都行动起来，“强化班”的人都回到家里吃晚饭。
大队党支委、革委会委员都到了大队部，田树勋没来。
李伯林说：“没找到。他姆妈说，‘中午都没回家吃饭。’”
蔡阿毛急了，怕田树勋想不通，出什么事，忙让大家都去找。寻了一二个小时，李伯林遇见从外回转的田树勤。
田树勤嘴一撇，说：“寻什么寻？我兄弟是干大事的人，这点沟沟坎坎会吓住他吗？伯林，告诉你，田支书去兆丰了；‘县工作组’知道了钱北的事，叫他去了。”
李伯林私下与人一商量，有三个人没回大队部，没参加钱北大队党支委、革委会委员会议。
蔡阿毛什么话也没说，取出张纸，写道：“请公社党委、革委会同意，调林木森同志主持钱北大队工作。”
他签上名后递给李忠良，望着李忠良，巴动着嘴。
李忠良点点头，接过笔，也签上名。屋里几个委员也相续签上了名。
蔡阿毛欣慰地笑了。他知道，这是他为钱北大队作的最后一件事。
钱北恢复了平静。第二天一早，张国庆领着二名“县工作组”的同志到了蔡阿毛的家。一个晚上，蔡阿毛的家里堆满了中草药。李忠良等人正准备送蔡阿毛进城；“县工作组”的同志通知蔡阿毛，“经研究决定，蔡阿毛暂时不去‘东方厂’，先把钱北事情处理好。”
“县工作组”的同志开诚布公，首先肯定了蔡阿毛同志“临危不乱，沉着地化解了一起事故。”为了更好地开展“社教运动”，必须澄清是非。首先田树勋同志的《‘社教’工作方案》是在“社教运动”中涌现的“新思路”，虽有些激进，有些问题有待探讨，但“革命的大方向”没有错；由于阶级斗争的复杂性，群众的思想觉悟和缺乏革命的战斗意识，出现暂时的不理解。这更说明“社教运动”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为消除社员对“社教运动”的误解，蔡阿毛同志必须作出深刻的检查，必须公开认识由于他“干涉了钱北的‘社教运动’，使钱北的工作造成了被动的局面。”
蔡阿毛摇摇头，取笔写下：“田树勋不适合担任钱北党支书工作。”
“县工作组”的同志说：“这不是你考虑的事。”
张国庆说：“有同志反映，大队昨天开了个会；写了一个什么决议，有些人签了名。忠良，决议在你哪里吧？”
李忠良有些慌乱，正不知如何办时；蔡阿毛一拍桌子，“呀呀”地叫。“县工作组”的人见他指着胸口，正猜测蔡阿毛是否说是“决议在他身上”？
蔡阿毛从口袋掏出一张纸，三下二下撕破；在众人惊诧时，他放进嘴，就着一大碗“汤药”，嚼着吞了下去。平日苦得咧嘴的药，他喝得十分甜。
“罪证”被毁，“县工作组”的人只好返回。
沈心田、王宏铭去找王新宇商量，王新宇最后还是同意“先看病；边治疗边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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